一九六八年初，学校进驻了工作组，即“工宣队”。他们把我叫回学校，见我会写毛笔字，让我在办公室抄写大字报，印宣传单等工作，一干半年有余。
一九六八年夏，姐分配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教师，和我们家已形同陌路。同年十一月，我有幸也被分配到上海汽车运输公司。
理想和现实总是相距甚远。报到的第一天，我犹如掉进冰窟里，透心凉。
单位的人事干部把新来报到的年轻人召集到礼堂开会。会前，每人领取了劳动保护用品：橡皮手套、围腰布、披风帽、雨衣雨裤、工作服。
那时我仅知道运输公司全是大卡车，有抗美援朝时截获的美国“道奇”和“十轮万国”，有苏联支援的“嘎斯”车，还有我国自行研制的“解放牌”和上海的“交通牌”卡车。之前，马路上总是看到卡车司机手握方向盘，戴着凉帽、宽边墨镜，神气十足！并不知道这些车上还需要扛大包，装卸的工人。
“安静……刚才讲了安全工作等问题，现在……我们车队有个点，在安亭，需要三位年轻工人，每星期回来一次，你们年轻人无牵无挂，三个月一换。哪位去，请举手，自动报名啊……外加郊县津贴，一月四元！”
人事干部一口苏北普通话，让人忍俊不禁。
当初参加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六元，出满勤，每月五元七奖金，共计四十一元七毛。
礼堂很安静。还没尝到工作的滋味，就去郊县，大多不愿意。
“三个月没人换怎么办？”我举手问。
“我们说话算数，三个月包换，要没人换，到点你自己回来！”人事干部涨红着脸，指着我高喊！
“我去。”我举手。
安亭是个老镇，在上海北面，距上海市区约三十千米左右。“文革”前就建成了汽车制造厂、发动机厂、仪表盘厂等有关汽车的雏形系列重镇，完全是朝着汽车制造工业的规模发展。
安亭车队在通往郊县公路的二十五号桥坡下，紧挨公路一侧，大门朝东，三面围墙，北边一幢小楼，南北朝向，二三楼是宿舍，一楼是食堂兼小礼堂。最北边有一个小浴室，紧挨浴室是一个小锅炉房。小楼南面，大块空旷的停车场地上，齐头停放着三辆交通牌拖挂车。
安亭车队总共三名驾驶员和十二名装卸工人，还有八九名后勤、食堂等工作人员。其中九人是“文革”中定性的“牛鬼蛇神”，大多年老体衰，配备三名年轻人调剂和充实劳动力。
小楼北墙边的锅炉房临河，河道由东向西，宽十米有余，河水清澈，能见小鱼游戏，四周几无杂声，极其安静。阳光下，河面在微风下熠熠闪光延伸至稻田尽头。田野的清香味在空气中散发，沁人心脾。
锅炉房对岸是公社的鸭场。鸭场的职工上下午各一次打开对岸河边的栅栏，放鸭子下河。木栅栏打开的咯吱声，如冲锋陷阵的口令，成百上千的鸭子，扭动着鸭尾，挤过栅栏，冲下河面。鸭场职工划一小船在前压阵，河面被浩浩荡荡的鸭群截断似的由东向西去。岸上两只猎犬不停地来回跑动，偶尔有鸭子爬上岸，想往稻田里钻，被猎犬扭头一冲，便扇着翅膀冲进河里。
等鸭子往鸭场赶时，车队食堂的三个老头立刻放下手头的活，相互照应着跑向河边，顾不上湿了裤腿，捡拾鸭蛋。每次都有十个八个的收获。千百只鸭子确实有憋不住下蛋的。
除了自给自足，每隔十天半个月，食堂老头会给大伙炒一顿免费鸭蛋。
车队环境好，一派田园风光，安详平和，诚如地名“安亭”。置身其中，仿佛远离了城市的挤压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很庆幸和知足。
我的工作就是装卸，完全靠体力，手搬、肩扛、背负，或借助简单的劳动工具，如锹、棒、跳板、搭肩布。相信当今的年轻人不知何为“搭肩布”。搭肩布就是披在肩膀上的一块厚厚的布，两米左右长，九十厘米宽，用这块布横向披在肩背上，双臂裹几道，抓住布的两端。被搭肩布包裹，再背负沉重的货物，会使货物的重量分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一九六八年，很多工作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大多靠人力。车队主要运输建筑材料、工业用品和生活用品，以供安亭城建之需。如：黄沙、石子、砖、面粉包、米包、棉花包、纸浆包及废料铁刨花。纸浆包重两百千克，要靠人力背上卡车，即在车厢和地面搁一块木板，作为桥梁，这块木板俗称“跳板”，纸浆包由三名工人掀起，搁在背上，在搭肩布的作用下，双腿颤抖，慢慢挪上跳板。
一辆卡车，五名装卸工，每天要完成六七十吨的负重任务。如搬砖，一辆交通牌卡车，装一车砖四吨，搬八车，三十二吨，再跟车去卸八车，三十二吨，共六十四吨砖。这是搬砖的一天工作定量。
一天干下来，骨头散架，直不起腰，腿打飘，人形全无。回到宿舍先洗把脸，双手托着毛巾，脸贴着毛巾左右搓，手臂已使不上劲。
对一个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讲，劳动强度是巨大的。听老工人讲，人是贱骨头，不干干不动。
没出一个月，我感觉下身疼痛，路也走不顺，咳嗽也得蹲下，自己发现睾丸硬得像两块石头，自觉严重，顾不得害羞，去安亭镇上的医院看病。
医生让脱了裤子靠在床边，检查仔细，用手轻轻地捏了捏问：“痛吗？”没等问完，我叫疼。
“做什么工作？”医生问。
“装卸工，二十五号桥车队的。”我弯着腰，提着裤子。
“累着了，用力过猛。”医生开了药方说。
医生开完药，还打了针，给了我一星期的病假。怕母亲担心，没回家，在宿舍躺了一星期。虽说在宿舍是上铺，但这条件比在家强得多。
睾丸炎很厉害，小便尿精液。因病休扣除我一个月的奖金。
人在逆境中生活并非一无所获，年轻人吃苦也不是坏事，艰苦的历练是人一生的财富，它能锻炼人的耐力，磨炼人的意志。这些话事后说起来都觉得富有哲理，然而，身临其境时，还是苦不堪言。
那时工作劳累，生活单调，早出晚归的劳作就是一天的全部，没有娱乐活动，更没有电视。整个安亭车队，仅有一架四波段的收音机，显眼地搁在食堂的窗台上，播放着革命歌曲。
虽然我的性格内向，但安亭的生活枯燥、压抑，慢慢感觉到透不过气。那些老工人说话从不大声，也从不激动，因为出身和历史问题，夹着尾巴，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地做人。
每天工作一结束，大家先把湿透的工作服在水池里冲洗一番，然后随意晾在场地边拉起的绳子上，再到小浴室冲洗一下，便回到楼上宿舍里，坐在床边或小板凳上抽起了水烟。从他们深吸水烟的那股表情，你能感受到这是他们最享受的时刻。
吸水烟时，第一口无一例外地都是猛吸，深吸，闷在胸腔里停顿一会，再慢慢从口中吐出来长长的、浓浓的烟雾。吸水烟时，烟从水里过滤，发出咕噜噜的声响，特别诱人。听老工人说，水烟卫生，去烟油，还便宜，三四毛钱一方上好兰州水烟，像一块压缩饼干，拆散了，能抽一礼拜。更有烟重的，将拆散的水烟拌上高粱酒，说是抽起来过瘾。以前常有木板床架长臭虫，用支旧毛笔，沾上水烟枪的过滤水，对着有臭虫的缝刷几次，臭虫死绝，可见水烟之功力。
车队离安亭新街不远，步行仅十五分钟。街上有两家饭店，还有杂货铺，旅社，理发店，及一座电影院和一所新建的医院。小街从东到西五分钟走到尽头。往右拐，便是安亭老镇的旧宅民居。
下班后，我常去新街转悠一会，也常去附近的农田小路上走走，看看农田，看看小河流水。虽然孤独，但农田和河水的气息，让我忘却一天的辛苦和劳累，身体的疲劳也随之散去。回到车队，吃完饭，一门心思躺在上铺看书、遐想。
一次全场开脱产批斗大会，安亭车队的全体人员，特别是“牛鬼蛇神”，一个不能少，去上海场部。我推说头痛，不去。我实在是不愿去看这样的批斗场面。每次批斗大会，被定了性的“牛鬼蛇神”，还有与我朝夕相处的九位老工友都必须在台前低头站着，陪斗，直至大会结束。
那天下午，车队仅我和门卫老头。百无聊赖，我漫无目的地走出车队大门，走过二十五号桥，朝桥坡下的农田走去。走过一个村庄的小礼堂，隐约地能听到撕心的叫喊。我身不由己地朝小礼堂跑去，推开礼堂的木门，眼前的场景，吓我一跳。
只见一个青年双手被麻绳捆着吊在礼堂的横梁上，脚尖点地，一丝不挂！像刚被鱼钩拎出水面的鱼，张着嘴，扭动着。
几个壮汉手里拿着柳条棒子、毛竹片，晃动着，找那扭动的皮肉下手。
两三个中年妇女，凑在被吊的青年跟前，用手拧他突出肋骨上的皮肉和大腿内侧的皮肉。虽然没有大的动作，但从那被吊着的叫唤声中能听出拧着皮肉的轻重和时间的长短。
那两个妇女，一边找皮肉拧，一边说：“叫啊，叫响点！”那青年双手勒得发紫，前胸后背有七八道被抽打的血印。
“这样不行，要打出人命的！”我对身边一位瞪眼看着我这不速之客的中年人说。
“你啥人啊？哪里来的，一道的？”他警觉地问。
“我是二十五号桥车队的。”我尽量平缓地回答他，“放了吧，有事送派出所处理也可以的。”
“哦，顾队长车队的，怎么没见过！”他迟疑地问。
车队顾队长在周围乡村大队有名，队里有用车的需求，他总是首当其冲。
“刚来两三个月。”我回答。
“是这样的，瓜没熟，就下田里偷，田里挖得一塌糊涂，不是一次了，有好几次没捉住。去年来捉蟋蟀，山芋田里翻个底朝天，这次不教训够，不行的！”他操着郊县普通话恨恨地说着：“真可恶，种什么……偷什么！”
我轻声对他说：“算了吧，打得挺厉害的，下次不敢来的。”
那中年男子显然是名大队的干部，见折腾得够可以的，又见我是车队顾队长的手下，来个顺水推舟，对围着的几个说：“算了算了，放下来！下次再看见，打爆掉他！”
那青年顾不上痛，先捡地上的短裤，抖抖索索地套上，抓起扔在地上的汗衫，也没顾上谢我，慌忙走出礼堂，朝公路上跑，朝新街车站跑去……
那时，安亭种的西瓜有名，取名“华东二十六号”，黄瓤，水分多，清脆香甜，口感极佳，品种稀有，产量不多，常被偷。听车队的老工人说，偷瓜的摘四个，裤腿处收口扎紧，装两大裤腿里，裤裆挂在脖子上，爬出田埂，上了公路，直起腰走人。
一九六九年夏天，三个月早过去，上海一点没有换人的消息。和我一同来安亭的两个青年，一个比我内向，不爱说话，工作、吃饭、睡觉，雷打不动；另一位，佩戴着团员的徽章，并不急于换回上海。在车队抬头不见低头见，见我只一笑，“哎”一声，过去了。“哎”过两三次后，也就拉倒了，各管各。
七月中旬，从上海调来一位搞黑板报宣传的中年男人，三十来岁，姓薛。穿戴整齐，油头粉面，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彬彬有礼，举止温文尔雅。据说身体不好，有多种慢性疾病，如头痛、胃痛；会追女人，经常一个接一个地恋爱，就是不结婚，单身一个。
我称他“老薛”。老薛合群，会聊天，会交际，中专毕业。那时的中专生算是有文化之人。他父母都是医生，家里条件优越，厂里的领导常为看病托他帮忙，他也因此讨巧，上下班自由，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干部不像干部，工人不像工人，给安了个宣传员的名分。来安亭出黑板报是虚，玩几天是实。这一玩，一个多月没有回去的意思。在工作单位，这样的现象太多，你求之不得的事情，别人信手拈来。
自打老薛来后，食堂的那架收音机被他搬进自己的宿舍，总见他凑着脸、贴着耳，拨来调去的。
万万没有想到，这架收音机，日后竟惹出大事，差点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要了我的命。
老薛会玩，对摩托车、手表、相机、渔具、猎枪如数家珍。
有次聊到相机，我说：“我有个同学，家里有架一三五的德国照相机。”
他一脸惊喜说：“嗨，德国相机！镜头是最棒的，借来玩两天，这儿的风景蛮好，帮你照几卷，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我信心满满。
我的这位同学，平时能说会道，“文革”开始没几天，被几个流氓打得口吐白沫，昏死在学校的过道上。流氓跑了，他躺在地上没人管。我听说出事了，跑出教室，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在其他两位同学的帮助下，我背着他跑了一站多地，送进医院的急救室。以后留下后遗症，稍一累，就小便出血。
老薛一见相机，爱不释手，连声称道，说是正宗的德国造，工艺、材质、镜片一流！
他主动跑去安亭街上买了两卷胶卷，带我在桥上，卡车旁，河边，农田，凡是能照的地方都照了，不留遗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了这么多的照片。
第二天下午，干完活回到车队，老薛人不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忙跑去办公室问顾队长：“老薛人呢？”
顾队长怪怪地回答我：“你问我，我问谁啊？这是个神人，谁管得了他？”
听顾队长这么一说，我的心一紧，德国相机在他手里，怎么能不辞而别？我有点懵，不知所措。
顾队长小声问我：“你没听说他会偷东西吗？”
我茫然地看着顾队长，摇头。
当初这个相机的价格在五百至八百元之间，几乎是我两年的工资。
两天后，老薛笑嘻嘻地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叠冲洗好的照片。
他笑着对我说：“我带回上海冲洗，质量有保证。”
我很感激地望着他，直点头，暗自责备自己沉不住气。
周末回家，把相机送还给同学，如释重负。不料第二天一早，同学跑来找我，说相机的镜头被换掉了。
我惊讶至极，问：“怎么会呢？”
同学告我，相机一直是他大哥保管，被动过手脚，一看便知！
我愣得说不出话来。这是什么样的品行呢，人格如此缺失混乱。星期天下午赶回安亭车队，门卫告诉我，“去老街理发店找！”
安亭街的理发店，两块大落地玻璃格外显眼，更显眼的是，店里有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女人，体态风韵，个头不高，长得好看。她不紧不慢地忙着，表情矜持，一脸傲气。她和落地玻璃在安亭街上形成一道风景。自从被老薛盯上，二人眉来眼去，相互示好。那小女人有丈夫，见了城里来的风流人物，不能自持，而老薛更是每天穿戴得人模人样地去理发店，指定她给洗头，吹头。
我赶到理发店，见老薛刚洗完头，坐在镜子前，跷着二郎腿，左手夹一支烟，搁在椅子扶手上。那女人左手叉开五指在老薛发间轻轻地抖动，右手举着吹风机，俩人说笑着，旁若无人。
我冲进理发店，站在老薛面前，把他吓一跳。
他脸上肌肉有点抽，问：“这么早就回车队啦？”
我把相机往他怀里一塞，“你现在回上海，把相机镜头换回来！”
我怒目相向，他看着我笑笑，样子尴尬至极！
老薛那晚没回车队，不知他是赶回上海，还是和那女人有约，第二天下午才回到车队。德国相机完璧归赵，我悬着的心也随之落地。
安亭车队的顾队长，是整个车队的大领导，统管。四十来岁，中等个头。自安亭设点，他便带队扎在安亭。晒得黑黑的，人瘦，精干，整天一套干净的工作服，戴顶小草帽，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皮鞋擦得反光，干净利索，精神头十足，把安亭车队的老弱病残和九个“牛鬼蛇神”管理得井然有序，一丝不乱。连他的工作服，都是食堂的老头帮着洗换。有天我拿套汗湿的工作服下楼，在水池旁跟那老头开玩笑：“帮我也顺带洗了吧？”他正帮顾队长刷洗着工作服，头也不抬地回道：“等你当上队长！”
顾队长官不大，派头不小，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日三餐独自在办公室享用，饭菜都由食堂的老头端进去，一人端坐用餐，派头非同一般。谁知道食堂收不收他的饭菜票。听说这份队长的美差，也是之前造反有功得到的奖励。顾队长的脸上，责任感、成就感、满足感，挤得满满当当。
顾队长和周边农村大队的一位寡妇相好，打得火热。常半夜去寡妇家过夜，一早再回车队。车队上下，全都知道，这种事叫“不胫而走”吧。虽已满城风雨，他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八月，人懒懒的。傍晚，郊区气候宜人，微风中带了些凉爽。夜幕低垂，一天的劳动虽然疲惫，但晚饭后，七八点钟是我们年轻人最活跃的时间。我会忍不住地去安亭街逛一圈，有时会看场电影，九点散场，慢慢往车队走。
路灯在微风中摇曳，公路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延伸。公路两边稻田里的蛙叫声连成一片。“文革”新贵张春桥大言不惭地说：“三十六元是共产主义的分配雏形！”但当人们付出艰辛的劳动，拿着三十六元时，当你维持温饱捉襟见肘时，你会身不由己地去联想青蛙鼓噪时的形象。
那天看完电影，脑子里仅剩大门，宿舍门，上铺。
走进车队，见顾队长正和门卫在传达室聊天。我冲他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正往里走，他叫住了我。
“喂，小青年，晚上不要到处乱跑啊。”
我一怔，这他也管？“不是下班了嘛，这也归你管？”我回答他。
“管！这儿都归我管！”他从门卫室跑出来，生硬地叫道。
我愣了半天，还是蹦出了不逊之词，“那谁管你呢？”
这句话，几乎是一字一字地喷发出来。一向平静的车队，在这宁静的夜晚，突然传出如此大的响声，十多个工人一探究竟，从楼上跑了下来。
见我顶撞队长，都劝我。有两个同宿舍的索性硬拉我回宿舍。
顾队长见人多，不能就此罢休，直着脖子，手指着我，“难不成你管我？啊！”
我见人多，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其他人都不能晚回，车队有这规定吗？”
“我现在就规定你，晚上过九点，不行！”黑着脸声嘶力竭地大吼。
见他如此，我寸步不让：“那好，你晚上半夜往外跑，一早回车队，你去哪儿啦？别忘了，你老婆在江苏泰州，不在周边的公社大队！”
这回愣在那儿，气得直发抖的是他顾队长。
我其实早就有股怒气，领导说话不算数，把我们骗过来，从来不闻不问，已过半年，三个月一换的诺言一直无法兑现，今天正好发泄一下。
顾队长听了我这满是刺的话，泄下气来。一层纸，今晚被我撕得粉碎。自知理亏，下不了台，跑进门卫室里，要过水烟枪，低着头，咕噜咕噜地猛吸！
回宿舍，我躺在上铺，久久无法入睡，为说顾队长的话有些内疚，为自己像是被牵着鼻子的小牛犊难受！
这一晚，我想了很多，在同宿舍四个老人此起彼伏、声响各异的呼噜声中，我下定决心，明天和老顾摊牌！回上海！何况我是有理由的，并不是无理取闹。
第二天一早，迷迷糊糊地下了地，换上干净衣服，站在过道里，等着下楼。
团员青年从房间出来，见我，“哎”的一声，“昨天真有种！”他冲我竖竖拇指，走到楼梯口，又返回来，问：“不下去吃饭？”
我说：“不是不吃饭，是不干了！”
“回上海吗？领导通知你了？”他惊讶地问。
我说：“自己决定的。”又问：“你走吗？”
他笑着直摇头，“我不敢。”我点点头。
他靠近我，靠在水泥栏边上，小声地告诉我：“有件事告诉你，你们俩来安亭是会上举手报名的，就俩人举手，对吧？”我点头。
又说：“我是领导安排的，让注意你俩的情况，知道吧？”顿了一会儿，见我没什么反应，又说：“哎，我可什么也没做。”
我问他：“我做什么啦？”
他笑笑拍了拍我的臂，拉我下楼。
我进了食堂，朝顾队长的办公室走去。
顾队长见我，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绕过办公桌，轻轻关上办公室的门，转身笑着问：“还没吃早饭吧？”
没等我回答，便自言自语：“晚上出去玩玩也正常，小青年嘛，能理解，我也是好心……”
“不、不，”我打断队长的话，“我不是为昨天的事情，来安亭已半年多，说好三个月轮换的！”
顾队长若有所思地点头。
我说：“这事是上海来时就定的，请你给上海领导电话，请他们派人下来换我。”
顾队长咧嘴笑了起来，“好，我一会儿就打，行吗？坐吧，抽支烟……嘿，火气真够大的啊！”
我相信老顾不止一次打电话，要求换人。自从安亭设点，没人敢和他顶撞，发生了这件事，还是走人为好，别再惹麻烦。
一星期过去，半个月过去。老顾见我，总是做个鬼脸，双手一摊，摇头不止。我也清楚，决定权在上海，不怪顾队长。
“说好三个月，都半年了，你让人怎么想？再怎么样，人家工作照做，一点儿不影响。”这些话，顾队长不止一次地在过道上和驾驶员大嗓门地说着，他知道我在房间。
我决定回上海了，虽自觉有理，但这在当时“文革”时期却说不好，戴上违法乱纪的帽子也不好说。
我和同住一室的师傅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我去老街买了瓶白酒，买了四五元钱的熟菜，摆在写字台上满满一桌子。
“各位师傅，明天我回上海，和大家喝杯酒告别……我不会喝酒，不会说话……从心里感激你们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和照顾……”
我感谢他们，他们是我踏上社会后接触的第一批社会群体。也许以前在马路上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工人，但并不了解他们。现在，通过半年朝夕相处，印象深刻，不能忘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都市劳动工人，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
毛泽东描述的人力车夫等便是这些工人的前身，他们大多是解放前的码头工人和搬运夫。
全国解放，成立了运输公司，就是由这些人组成。他们虽无文化，但心地善良，任劳任怨，生活能力极强，生活极艰辛！他们穿最破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干最苦的活。
他们抽最便宜的“勇士”牌香烟，每包一毛三分；再后来抽无图案包装的“生产”牌香烟，八分一包。再后来抽水烟，在水烟一呼一吸之间，享受愉悦，忘却疲劳。
他们穿的工作服，补丁上打补丁，用的是砂皮布。砂皮是用来打磨家具、金属零件的。用过的砂皮，沙粒所剩无几。工人们将砂皮泡在水里，刮洗干净沙粒，晾干，用来打补工作服。一个补丁摞一个补丁，原来的工作服已无踪影，只剩一块一块的砂皮布，变成又大、又厚、又硬的奇特服装，很耐穿。
我亲眼所见，他们在宿舍，用粗糙的双手，一块一块地缝补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工人的论述十分精准。解放初期，并没有多大改变。
中国有六亿之多的人口，初解放时相当数量的工人生活无多大改善，很多时候，唯有依赖自己省吃俭用，艰难度日。
一早，我第二次去了办公室，“顾队长，我今天回上海。”
老顾一脸惊讶：“上海通知你了？”
“我自己决定的，没人通知我。”
我低着头看着办公室墙角，一口黄酒缸里浸泡着满满的咸鸭蛋。
“那，好吧。我给上海去个电话，行吗？”他问。
我不置可否，我能说什么呢。
顾队长看我不吱声，又说：“等中午有车货去上海，跟车去吧。”
“不用，我自己坐长途车。”我说。
“要不这样，我送你去车站吧。”顾队长说完，跑去场地，卸下后面的挂车，将车发动起来。
长途车站在新街的拐角，停车靠边，顾队长跳下车，拍拍我肩膀说：“到上海和领导好好说说，强调家里困难……也行！要实在不行……再回来，嘿嘿……”
他的这番话入耳，十分得体，我差点儿掉泪。
我贸然离开安亭车队，我没有错，我也是按当时的约定做事。
上海车队是独立编制的生产单位，有百十辆各式大卡车，近六百名职工。这样规模的车队遍布上海、各区县，承担着上海各行各业的运输业务，起到至关重要的城市建设作用。
总公司有数万名职工。“文革”中，该公司就是以一孔武有力的形象为上海市民熟知。
上海车队设施齐全，有大食堂，大浴室，医务室和修理车间。
进车队，直接上二楼的办公室找领导。
车队一把手姓诸，个矮，肥壮，说的上海话里带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造反起家。有部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有个日本鬼子，人称“猪头小队长”，于是，大家背地里也称他“猪头”。
我走进办公室，“猪头”在看报。我说：“领导，我回来了……请安排工作。”
“猪头”将手中报刊摔在办公桌上，气愤之极。
“谁让你回来的？谁同意你回来的？安排？安排什么？你给我回去！瞎胡闹！”
他连珠炮般的发问，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显然他已接到顾队长的电话。
“不是说好三个月轮换吗？”我问。
“你决定，还是组织决定，啊？”他怒目圆睁。
“猪头”大脸，小眼睛，小嘴，发怒时，一对小眼睛挤成三角形，小嘴巴上嘴唇抽搐起来，下嘴唇往前伸，样子特别可怕。这是他造反时经常发怒养成的造型。但我不怕。
“猪头”拍桌子怒吼，办公室门前站了好些人观望。
我说：“是组织决定没错，之前开会宣布的三个月轮换。”
“猪头”挺胸抬头，对我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愤愤地走出办公室，抛下一句话：“反了……老老实实回去！”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么干脆。
一看“猪头”下楼，几个看热闹的工人好心地劝了几句。一边倒，都是劝我回安亭，年轻，别惹麻烦之类的。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很难受。少儿时代，父亲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母亲挑起家庭重担。忧愁和悲伤也自然地笼罩在我心里。当我踏上工作岗位，有种无形的压力，压得我透不过气，它像把软刀子，慢慢地切割着我。
我没有回安亭，一早按车队的工作时间，七点半准时到车队礼堂。
车队礼堂不小，顶端有个小讲台，供领导讲话用。三面顺墙摆放了几十张大桌子，每张桌子围一圈长条凳，坐十七八个人，这算是一个小组。
组长负责点名考勤，而后对当日的运输装卸等事宜提要求及注意事项。由组长分配上几号车，干什么活。每天千篇一律，大家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聊天声闹闹哄哄，像个超级大茶馆。苦涩的茶味，劣等香烟的刺鼻味，水烟的咕噜声和一团一团喷出的巨大烟雾，夹杂着老油味儿，还有工作服的汗臭……这是一天重劳力前的惬意。
我随意坐在空着的长条凳上。等到工前会一结束，工人们相继上车，我便跟着走出礼堂。
跟着最有劳力、号称啃硬骨头的那个班组一起，爬上卡车车厢。反正他们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卖力，不偷懒。
工人们嘴上不说，实际还是欢迎我的加入。多一份劳力，未尝不可。
我就这样厚着脸皮，没人管，没人问地干着重活。我既然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建设者，我有劳动的权利。好在有几个同进单位的青年在背后鼓励我，多少有些安慰。
在上海车队工作，时常碰到“猪头”，真希望他能宽容点，对我说点什么。但是，每次撞见我，非但装作看不见，还故意将胸脯挺了挺。这样的小举动，便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转眼一个月过去。财务室人头攒动，是发工资的日子。那时的工人们，都等米下锅，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地过日子，几乎每家都有五七八个孩子。所以开工资那天，工人们一个赶一个，领了工资往家赶。
我没去领工资，我想既然不安排我工作，就不会同意我领工资。我估计得不错，没人通知我。显然是对我采取冷处理的方式逼迫我回安亭。
不给我发工资，胸腔里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
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车队的一位统计员，瘦瘦的高个，三十多岁，肤色白净，笑眯眯地从背后一把拉住我：“去财务室领钱。”
我笑了笑问他：“能领啦？”
我脸顿时发烫，很激动，这是我应得的一份收入，是自己用踏踏实实的劳动换来的！我用沉默、努力和坚持赢得了平衡。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来龙去脉，谁对谁错？
我先去了办公室，对“猪头”说：“谢谢领导。”
“猪头”表情怪怪的，但无恶意，不像之前那样傲慢，看着手上的报纸，头也不抬：“明天去一组报到。”
我这两月都是跟着一组出去干活，是全队最强劳动力班组，凡是最重最累的活都由一组接手。
一组的组长四十来岁，是工人中的少壮派。中等身材，身板结实，走路大摇大摆，是个不甘人后抢挑重担的人物，是车队的中坚力量，装卸工的楷模！提起他，没人不佩服。在装卸工这个岗位上，他数年如一日地表现得如此豪迈和激情，实属稀有，是个奇迹。他的工作精神，带动了一批人，特别是对我们刚进单位、不安分工作的青年人，起到了表率作用。他是实实在在地、活生生地展现在你工作的每一天里，胜过说教。他性格直爽，说话干脆，敢于担责。组里谁有个头痛脑热，感冒发烧，车一出场门，他便催着下车：“回去好好睡一觉，多喝点水。”类似这样的事情，被他强大的气场抹得干干净净。谁家有小灾小难，他带头捎份子，从不躲闪。
运输公司的工作特点是上班准时，下班无点，完成一天的派单任务就算结束。值得自豪的是，一组每天两点前保证归队。当别的组的工人们陆续回车队时，你会发现，一组的工人们已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一个个红扑扑的脸，走出车队大门了。
组长的名字叫常贵。
一九六九年夏天，一次工前会，一位老工人问：“哎，说说，车队什么最贵？”有人说财务室，有人说道奇车。老工人说：“不对，我们组长最贵！”
组长不客气地笑着说：“对的，我贵！”他摊着手指，“我一不是才子佳人，二不是帝王将相的孙子，劳动人的命，贵在劳动！”
组里一小青年插话：“猪头最贵。”
组长瞪着眼，手指点着：“我告诉你小家伙，他贵个屁！别看他人五人六的，拉到工地上试试！在座的，个个比他强。就我们这活儿，干半天他就尿裤子，哪儿还有力气喊口号！你们年轻，学什么都行，别学他那熊样！别人怕‘猪头’，我不怕！他是闹事的，我是干活的，不在一股道上。我是驴，他是猪！不在一口槽里吃食！”大家都笑。
他表里一致，光明磊落。让人肃然起敬，赢得大家尊重。
有天去铁路货站搬生铁块。生铁块由铁厂浇铸而成，每块大小一致，重五十斤左右，虽死沉死沉，但好做，爽快！两百吨，一个组，一上午干完！回食堂吃饭，他告诉大家：“吃完饭去货站凉快凉快，该躺的躺一会儿，回家太早，大家都不好看。”
去了货站，大伙各找凉快地，敞开怀，半躺着休息。九月下旬的大中午，骄阳滚滚，烈日如火，他却大摇大摆地朝正搬着大石块的二组走去。
二组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牛鬼蛇神’组。组长走路的神态自信、傲气，但心地善良。
躺在我身边的同事小俞，抬头看了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说：“他……他妈的……神人！”
我说：“是青虫，是神龙！”
小俞问：“青虫啥意思？”
我说：“有种蟋蟀，青色，条长，善于翻滚，打斗厉害！”
小俞笑着又问：“那神龙呢？”
我摇摇头：“没见过！”
小俞说，常贵的老婆一病不起，躺在家里好几年。家里有两儿子：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他家的家务都是他回家干。之前小俞还告诉我，常贵和“猪头”吵了好几回，拍着桌子据理力争，把我要了过来。
我们常去的作业点是沿着苏州河的内河码头和上海西区的铁路货运站。
每节火车皮装五六十吨的货，都在货位上，搬运必须清空货位，后一列到达的车皮才能卸货，不受影响。
举几个例子，搬大石块，搬砖，背水泥。
我们组十八个人，六人一组，分成三组，每组两百吨，三个组六百吨，正好是十个车皮的大石块。大石块大小不等，小的几十斤，大的上百斤。站在它面前，心都颤抖。
地上先铺一张钢丝网，从货位上搬起石块，紧紧地贴在胸前，胸前有块围腰布护着，挪动脚步，将石块扔进钢丝网，上百斤重的，两人抬。装满钢丝网，小龙门电动吊车将装满石块的钢丝网吊上卡车，约一吨重。一工人手执长铁钩，将网络一边的钩子脱开，龙门吊车吊起钢丝网，石块翻滚进卡车车厢。
铁路货站附近有一轧石场，石块由输送皮带送进轧石机，轧成大小不一的规格，做路基或建筑材料。
六百吨的石块，十八个人容不得喘息，只是机械地俯身、弯腰、抱石、起身、转向、挪步、掷石。
每组各干各的，先干完的，聚集到落在后面的小组帮着搬完，这叫扫尾。
骄阳下，前胸后背湿透，连工作服的袖子也是湿的。看着工友们默默地搬运，犹如十几架叠在阳光下的电动小吊车。卡车排着队待装。
搬砖。
砖，就是砌墙、盖楼的红砖。十八个人分成两组，九个在货位装车，九个在用砖单位的场地上等着卸砖。配四辆四吨的交通牌卡车来回跑！任务是六十四吨砖，十六车。
每块砖重约四五斤。两个工人，一头一尾，在车厢上弯着腰，把搬上车的砖提起来，排整齐。待一边装满，驾驶员将车调个头，装另一边。车厢中间留条空挡，便于卸货的工人站立。两边装满四吨。第二辆车紧接着靠在砖旁。
第一轮次的四辆空车，大伙必须一鼓作气、齐心协力，容不得偷懒。抢第二轮次车到来前的间隙时间，好喘口粗气，直直腰，抽支烟，喝缸水。
最可怕的是，第一轮次稍有怠慢，第四辆车还没装完，第一辆卸完砖的车已回来，排在后面。
大多数时候，搬砖抢不到间隙，卸砖的九位想法雷同。熬过这一天，实在漫长。
砖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摞得像一排红房子，这不是机械所为，而是人工杰作。
记得有天回到家三点，母亲特意熬了一锅绿豆粥，我喝了八碗！正好一锅，喝完，往床上一躺，倒头睡了过去。母亲摇醒我，“过六点了，起来吃晚饭吧。”
搬水泥。
早上工前会前，组长去调度室拿当日的运单，也称计划单，上面填着货名、装卸地点及卸货单位。装与卸之间的距离是大家最关心的，距离远，中间休息的时间长。至于装什么，多少吨，这个不用看。约定俗成，二百吨。
搬运水泥必须头戴披风帽。先不说工作轻重，就那帽子的式样我就不喜欢，像抗日战争电影里日本鬼子戴的那种样式，仅颜色不同，我们是蓝色的。身披搭肩布，双手臂缠着布的两端，双手紧抓布的两头。卸水泥时，你要紧紧地贴在车厢旁，脚用力蹬着，腰挺直，车上一工人掀起水泥包的一端，用力往你臂上一推，一百斤。此时，头是斜的，脖子挺着，左手托着，右手举过头顶护着水泥包，一路小跑，往仓库里送。水泥一般不放露天，怕下雨。
跑到指定货位，慢慢弯腰，将水泥利索地、四平八稳地扔下。扔下时，最好能听到“啪”地一声响，说明水泥包落得平稳，着力平均。扔不好，水泥袋子十有九破。
搬水泥和砖不一样。搬砖时，左手用力按砖，让砖斜一点，右手操起五块，托着上车，一车四吨，重复多少次，从没数过。
水泥每包一百斤，爽快，但可怕的是给人心理上带来的压力。
装水泥时，尘灰飞扬，让人透不过气，不敢深呼吸。我和大多数工人一样，不戴口罩。雪白的纱布口罩戴着有模有样，搬一车水泥后，鼻孔呼出的热气，将口罩吹到鼻梁下，露出鼻孔；再搬一车，那口罩滑到下巴上。大强度的劳力，满脸汗水掺着水泥灰淌着，根本没法用手擦。戴着口罩是个多余的摆设，累赘。
一天工作下来，披风帽是湿的，搭肩布是湿的，水泥灰满身从头到脚，从外到里，加上精疲力竭，那样子，工友之间都不忍心相互看，鼻孔、眼睫毛、眉毛灰白……花脸。
回到车队，在更衣室小心翼翼地脱下工作服，用毛巾包着块上海牌固体肥皂，仅穿条短裤，往浴室跑。
到了浴室，先擤鼻涕，漱嘴——要没清理透，第二天鼻孔挖出的不是鼻屎，而是水泥块。
接下来是洗头。那时没有什么沐浴露，洗头液，只能用黄肥皂一遍一遍地冲洗。水泥灰渗进头皮，粘着，不好洗。凡是有毛的地方，没有三番五次，不解决问题。
这样的工作，确实能锻炼人的筋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不好说，苦却是实实在在的难熬。
夏日骄阳似火，不说特重体力劳动，光站在烈日下不动，就受不了。那时单位也有些防暑降温的举措，如发几两劣质茶叶，一小盒清凉油，一块毛巾等。有时还会发一包咸萝卜头，以补充体内大量流失的盐分。
偶尔，领导会开车把绿豆汤送到工地。“同志们辛苦啦，大家歇一歇，喝碗绿豆汤。”以示慰问。
但此举如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他们前脚走，工人们便骂：“妈的，他的工作就是‘大家辛苦啦，喝碗绿豆汤’。”工人们需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年轻，一觉睡醒，疲乏尽消，体力恢复快。
我更同情那些被定性了的“牛鬼蛇神”们。羸弱的、年迈的、有病的、精头细爪的，他们默不作声，低头做人，埋头苦干。
当听到聂耳的《码头工人歌》时，你能身临其境地强烈地感受到那是最苦劳动阶层发出的呼喊！
作为年轻人，我不稀罕这份工作！我渴望熬过这一关，能有机会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但是，现实摆在面前，我没有机会。
当时的运输公司，急需升级换代，各行业的机械化程度有所提升。
如大石块由国内生产研制的铲车替代工人搬运。再后来，砖也可以用铲车铲，断的砖一样可以砌墙。
几年后，大批年老体弱的行将退休，各工种急需培养一批年轻人，如：调度室、财务、统计、汽车修理等，特别是大批的驾驶员工作。和我一同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在领导的指定下，调走，学习财务、会计工作，调度、统计工作，更多的是去培训驾驶员。
场部为了大量的人员培训工作，专门申请设立了自家的驾驶员培训班。三个月一期，期满回车队开车。
回来坐办公室的，那种感觉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开上大卡车的，光彩照人。在车队、家人眼里，身份不一样了。
车队还干着苦力的所剩无几，比所剩无几更惨，就两个：我和小俞。小俞是我先前提到的，在工地讨论常贵是“神龙”的那位。
我就如水果摊上的桃子，好的被人挑完了，剩下烂的，没人要，还特别显眼。
每当调走一个青年，对我便是一次心理上的打击。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无法释怀。反而是那些吊儿郎当、干活偷懒、跟领导套近乎溜须之人，却堂而皇之地调走了。工作中，我不甘人后，努力做到极致！还有人称我为“二常贵”，但无济于事。人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最初级的要求都难于上青天！
那时的用人标准和潜规则，便是“牛鬼蛇神”的后代不考虑。心中不免愤懑。
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里描述过：精神上被判死刑比肉体上的死刑更可怕。
我和小俞惺惺相惜，成了好朋友。工作关系使得我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谈。他说：“他家是地主成分。”
我说：“咱们俩是同一战壕里的两只狗。”
我自觉自己是个热血青年，少儿时的磨难，并没有消磨我热爱自己国家的情怀，我想，这是中华民族的血缘关系，是土地、水、空气的关系。
我为我们国家出了个毛泽东而自豪，他带领一大批仁人志士、劳苦大众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在解放前夕发表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曾响彻华夏大地，振聋发聩，荡气回肠，震惊中外！至今读来，脍炙人口。
毛泽东敢于出兵朝鲜，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博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奋起展开对苏联的“中苏论战”，不服老大，都是绝唱。
我敬仰领袖，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长大，但是，红旗飘飘并没有红到我身上。
我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活了下来。如果这些是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探索，那么，“文化大革命”也算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作家老舍、傅雷，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等相继自杀。巴金、周扬、马思聪被无情批斗。相比之下，我这样一个毛没长整齐的小青年以及家庭的遭遇，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值称道。
历史上有秦始皇吞并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对民族统一大业起到了历史作用，而后来的焚书坑儒，扼杀百家争鸣，而使王朝不保……
自从有了工作，我的一部分工资花在了上海的新华书店和淮海路的一家旧书店里。特别是淮海路的旧书店，能买到很多期的过期读物及旧书报。每期都有著名的政治人物、学者、专家的论述和介绍。如：肯尼迪、戴高乐、赫鲁晓夫、基辛格等的经历。
他们的成就，我记忆犹新，印象深刻。
民权运动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带领十万民众进军华盛顿。肯尼迪叹：“马丁·路德金，他太棒了！”
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树立权威，巩固政权。他为理想和抱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奉献了毕生。
他博览群书，他的诗词大气磅礴，他的智慧巧夺天工，他的思想一泻千里。他是中华大地的潮头。
之前，就曾有“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发声”，可见其大气、霸气！
对于“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主席，现在的评论，都是枉然。犹如围棋的九段和初学者，不在一个棋盘上摆谱论道。
之前提到的学者、大家、伟人，同毛泽东相比，不能相提并论，不能同日而语。“文化大革命”已成往事，只能由历史述评。
好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