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间，汽车运输公司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的编制曾经被半军事化。因为汽车在战时是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为此，我们的体制也做了相应的变动，车队被变成连队，随时听从指挥调动，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现在想起来，这个举措是和当时的“四人帮”有关。
自此，我们车队合并到了总部，对外称“连”。
总部的场地数万平方米，大门朝南，对着上海一条环线的马路。
大门宽敞气派，进门左边是大型汽车修理车间，承担着近八百辆的汽车修理任务。大门右边是厂部的行政大楼，包括医务室。大楼的北边是浴室和大食堂。浴室和食堂的北面是一大停车场地，能容纳数百辆卡车和铲车。场地中间是一个十几把输油枪杆的加油站。
我们车队在修理车间的北面。近百辆四吨、八吨的交通牌、东风牌卡车。
合并到厂部，编为连队后，拉练开始了。
拉练，顾名思义，就是行军走路，背上行囊，拉出去练练。记得当时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是，“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还有一个全民运动，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深挖洞，广积粮”。“深挖洞”就是挖防空洞，战时可以躲避空中的打击，以求生存或保存实力。所以，工厂、学校、里弄街道，到处都在挖防空洞，郊区各条公路上，到处可见高歌猛进的拉练队伍。这被当时的“四人帮”借题发挥到了极致！
拉练分批次进行，每批三百人左右。拉练前，先回家休息四天，拉练结束再休息四天。行走路线主要是环绕上海的郊县。
我一想，可以的，走十五天，休息八天。
我需要休息，需要调剂体力。对我而言，这和每天搬大石块、砖、水泥等相比较，实在是天壤之别，我抢先报了名。
近两年来的重体力活，压得我喘不过气。而且事实摆在我面前，该走不该走的都调换了工作，就剩我和小俞两个青年。这样的不公，让人无奈无助。怪谁呢？怪我的家庭出身？怪我的父亲？
我在拉练和大石块之间的轻重做了比较，最起码，休息的八天里我可以摆脱劳累，实属无奈之举。
拉练行走在公路上、乡间小道上，排头扛举着红旗，一路喊着“打倒帝修反”，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前进。
上午唱着，喊着，走三个多小时，到达预定的用餐地点。下午走三个小时，到达一天的指定目的地，用餐。在农村大队安排的农舍打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继续。
拉练用餐免费供应，后勤人员提前一天出发，在休息点点火造饭，等待大部队光临。这支部队战斗力说不好，饭量却惊人，后勤准备得再充分，每顿也是一扫而光，颗粒不剩。
农村的米新鲜，在大灶台上烧出来，喷香，好吃。第二顿时，有位聪明的朋友告诉我，吃饭时，第一碗先盛一半，快速吃！吃完赶紧打第二碗，第二碗要打满，打结实，这样才能吃饱。如果第一碗盛满，还没吃饱，等再去添米饭时，早空空如也。那时，拉练用统一发放的四两瓷盆，打满足足有七八两米饭。
拉练的队伍来自单位的诸多部门，能结识新的朋友。
走在我前排的是单位医务室的洪医生，三十多岁的一位少妇，脸色红润，略胖，不高的个头，走路的脚略有高低，一拐一拐的左右摇摆，看着累。
我们毕竟不是军人，要负枪荷弹，只是形式上的排着队，走路而已，背负的也仅有一条自带的棉被和简单生活用品，对我而言，比起搬大石块，真是轻松百倍。吃完中午饭，继续上路，我主动把医生的背包加在我的肩背上。
拉练的行进途中，大小便是件尴尬之事。男同胞们还问题不大，走进农田，背对着拉练的队伍，也不用脱裤子，撒完跑回队伍里。
难为的是队伍中的女同胞们，总有半道要拉大拉小的。在城市里，内急了都不好找厕所，何况郊县农村的公路、田头。
而且拉练是从十月以后开始，郊县农田大多空闲之地，不像北方的高粱地，什么都能遮挡。
但人聪明，下了公路，两个女同胞拉起一块塑料布权当屏障，交替着大小便！
想不到的是，热气会随着风向淡淡地从塑料布底下冒出来。
这给无聊的男人们平添了些意想的空间！引得公路上的拉练队伍里传出一阵阵的嬉笑声。
医生健谈，一路上干脆和我并排走着，问个没完，还不时地抱怨。
“我倒不相信，就这么走几天，就会打仗啦？”
“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跑的噢，我想，干脆第一批跑完算了。”
没两天，我的家庭被她问个底朝天。洪医生嘴碎，虽被她问得心烦，但她对我在单位的遭遇也表示愤愤不平，一路上也不觉寂寞。拉练结束那天，她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世间有些事情很奇怪，事先不知有因，事后却结出果来。这段友谊差点断送了我的前程。
洪医生的家庭条件好，家里摆着整套的红木家具，竟然有电话和冰箱。冰箱，这是家庭里少有的稀罕物，电话更是贵重，安装一部费用七八千。
医生告诉我，她丈夫家庭是资本家出身，“文革”抄家时，因他的父母人缘好，所以，家具什么的没被抄去。
洪医生的丈夫姓陆，中等个头，细瘦，鼻梁坚挺，嘴唇棱角分明，很精明，穿一件改过的劳动布工作服，下身穿条时尚的牛仔裤，脚穿一双旅游鞋，时尚新潮，抽走私进口的三五牌香烟，烟重。
小陆也是单位的一名驾驶员，业余时间做些生意上的倒卖。
他认识一些船员，那时也叫国际海员，和他们往来密切。他算是最早有经济头脑的人。但在当时，要冒很大的风险。弄不好，就是投机倒把的罪，一生尽毁。
有次在洪医生家吃午饭，下午，小陆让我陪他去见个朋友，谈一笔生意。我很好奇，同意跟着去。
所谓谈生意，便是在马路上，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小心翼翼地议着，不时环顾一下左右，谈定，匆匆分手离去。
小陆和别人谈生意时，我知趣地离他们稍远地站着，但也隐约能听到二百、三百之类的轻声讨价还价。
回到家里，小陆忙打电话，告知对方，“现有一台冰箱，船从日本过来的，要价六百。”
看来对方同意，小陆放下电话，得意地自言自语，“这年头，脑子再不活络，靠三十六元一个月，就吃粥喝汤吧。”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条三五牌香烟递给我，“你拿去抽！”
拉练后第一天上班，听说第二批没几天就出发，还听说有一个年老体弱的向领导打报告说是年岁大了，怕拖大部队的后腿，能否不去。
我和他们想法不同，我想到铁路货站的大石块就害怕，到了现场就腿软！我相信没人会爱上这份工作。我已经尝到了拉练的甜头，原来对农作物的感受空白，农田的植物一无所知。通过这次拉练，和农民的接触，学到了很多知识。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找了车队长。
编连后的队长姓宦，是个没几年便要退休的老头，个子高大，面善，肤色紫红，说话嗓门大，有点儿沙哑，眼睛眯成一条缝。据他自己说，年纪大了，上眼皮肌肉失效，翻不上去，原来是大眼睛。背后大家都说他人好，心眼好。
我问：“队长，拉练缺人啦？”
他笑着点头，“我要求去，领导还不同意。”
“实在没人，我去，行吗？”我试探着问他。
“原则上是每人拉一次，但是……实在是人数凑不够……明天再说。”
我成了车队的拉练专业户。场部总共组织了六次拉练，我连续跑了五次！要不是第五次拉练出了点状况，我肯定六次拉练一次不落。
第五次拉练印象深刻。中间有一天休息，上午开会总结，下午休整。休整的那天，天气晴朗，时值冬季，虽寒冷，却没有风，阳光晒在身上，倍感温暖。
大家都懒懒地找到墙角、草垛，散散地靠着晒太阳，同来的四位青年，闲得无聊，一人提议，去村头的小卖部转转。
同行五位青年，说说笑笑地走在田埂上。一会儿被田间一条小河挡住去路，顺河望去，要绕一大圈才能到眼前的小卖部。
小河有两米多宽，河水清澈，缓缓流淌。阳光洒在河面，熠熠闪光，加上两边田埂上积雪的陪衬，耀眼。其中一人叫道，“跳过去。”
我一看，两岸的地势，这边高，那边低，乡间田埂小道，虽没有起跑的余地，问题不大。
我问：“回来呢？”
提议“跳过去”的青年笑着说，“有种的，再跳回来！”
年轻人好胜，好玩，一致同意！大家围成一团，手搭手，齐喊，“一言为定！”
五人依次，双脚一蹦，都落在对岸。
看了一眼小卖部，一无所获。再回到河边，大家都傻笑不止，你看我，我看你。
这边比对岸低有一尺！脚下就一条细细的高出农田的田埂，一点儿助跑的余地都没有，站在田埂上，看着流淌的河面，和跳过来的感觉截然不同。能双脚蹦过去的可能几乎为零。
提议的青年面露尴尬，又好胜，说，“我先跳。”
只见他，弓着背，“嗨”的一声，使劲往对岸一蹦，两脚尖刚刚擦着对岸的河堤，便直直地滑进水里。好在他灵活，上身往前一扑，就见他扒在河对岸，双脚插在水里，漫过膝盖。大冬天啊，再好的阳光，看着都冷。
他努力抬腿爬上岸，转过身来，红着脸，着急地叫道，“一个也不许赖啊！快点啊！说话算话，都跳过来！”
我们四个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笑得蹲着擦眼泪。再细看对岸，他湿透的裤腿把脚下田埂黄泥地溅湿一片，看着也滑，就算有本事跳过去，也得滑进河里，那情形更惨。
大家齐声说：“肯定跳不过去的。”
对岸那位，冻得直跺脚，用手直直地指着我们，说话舌头也不听使唤了，“是男人吗？……是……是就……跳过来。”
这情景，如果不跳，太伤人了！大家商量，“蹚过去吧。”
四个依次下水！谁知这小河水深，河中间没过屁股，齐腰！
其中一个以边试探着往前挪，以边抖着说：“还不如跳一下呢！”
我是最后一个，结局更惨，河岸被水打湿得光滑，往上爬时，一打滑，往水里一坐，只剩两个上衣口袋是干的。
此时五个人冻得、抖得笑不起来，吸着气，跳着往农舍跑！没跑几步，农田里冒出一个大高个，双手一拦，“站住！”
原来是这次拉练的带队领导，是修理车间的一个主任，鼻子特大，人称“大鼻子”。听说这个“大鼻子”靠造反起家，占得一个车间主任的位子，不懂业务，专管闲事。
他斜着头，挨个从头到脚地看着五个站在他面前冻得发抖的青年。
“啊……这么冷的天……游泳啊？衣服也不脱啊……啊？”
有位青年机灵，哆嗦着戳我后背。
我说：“一小孩掉水里了……救人了。”
“大鼻子”立刻竖起大拇指，“好，晚上开个大会，通报上海，表扬！再把被救的小孩家人一起请过来，工农一家！”开个现场表彰大会。
回到宿舍驻地换衣服时，那四个都被陆续叫去问话，唯独没人叫我。
晚上，农村大队的一个礼堂和外面的小广场站满了人。“大鼻子”手抓小电喇叭，“开会开会，先说件事情……骗我！没关系，我就是个车间主任。但是，我是这次拉练的总指挥！骗我就是欺骗组织，欺骗组织，这个性质变了……严重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本来就挤在小礼堂最后面的角落，这时我悄悄地从人群里挤出来。
原本是随口的一句玩笑话，只要多沟通两句。这下好，到“大鼻子”嘴里，变成欺骗组织了。
在“大鼻子”眼里，就能习惯性地顺延，上纲上线。其他四个青年，出身好，从他们调动了工作，就能感觉没问题。这帽子扣在我头上，我的问题就严重了，我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事情，让我感到紧张，忐忑不安。
去他妈的，我还是回车队搬大石块吧！没等“大鼻子”开完会，我行李也不收拾，连夜跑上公路，顺着公路，慢慢往市区走。
那时郊县的公交，过了晚上七点就没车了。
冬夜的寒风凛冽，刺骨，带着湿气呼啸扑面，没有间隙地吹着。路灯如鬼火，犹如四面楚歌。我浑身麻木……
走进市区，天刚泛亮，我顺着灯下的早点铺逐一吃了过去，大饼、油条、豆腐花、混沌、阳春面……
一清早，宦队长办公室的灯亮着，我隔窗一望，里面烟雾弥漫，老宦正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呼着水烟袋，桌上的茶缸冒着热气。
我推开门，老宦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我闯祸了，昨天夜里跑回来的。”
“怎么啦？”
我把事情头尾原本地告诉了队长。
老宦只顾低头吸着水烟，半晌，他把茶缸推向我，“刚泡的，喝两口。”
他笑嘻嘻地眯着双眼，看着我，“没事，‘大鼻子’闲的，找事！睬他个球！什么叫欺骗组织？你问他。他眼里有什么组织？”
我心里一下踏实起来，一路上六神无主，这下好，有队长护着。
老宦吸了口水烟，又说：“一会儿老孔来了，你和老孔说一下，老孔能治他。”
老孔，五十出头，驼背，驼得严重，后背隆起的一大块，把头从左边挤得歪向右边。估计头歪在六点零五分的位置，不知谁给起的雅号，简称“六零五”。
老孔人虽驼背，头斜，但长年在一线做装卸工作，主动，努力，不甘人后，上了年纪，领导安排他专管票证发放登记的工会工作。如上海著名的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缝纫机等，当时这些产品的供应量少，凭票登记，按需分配。
自从老孔调离一线工作，他不甘寂寞，用他的话说，“在办公室斜着坐着心慌。”三天两头搭车和我们一起搬石块，所以对我抱有同情和好感。
老孔来得也早，我又讲了一遍。
老孔笑笑，“没事！他几斤几两几钱，我掂得清清楚楚！”
连着五次拉练，虽然没有善始善终，就此结束。
通过拉练，我感觉自己比以前充实了许多，也成熟了一些。虽然近半年地摆脱了劳累之苦，但收获远不止此。
我接触到农民在田间劳作的辛苦，以及他们简陋的房屋和物质的贫乏。他们长年和作物、田埂、黄泥为伴，保持着劳作的热情，不抱怨！眼见的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拉练的老师傅们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善良、简朴，他们的乐于助人，他们的集体观念，他们的守纪律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他们始终是一支稳定的群体。不作乱，不起哄，不闹事。
他们固守着自己衡量是非的标准。他们坚持着做人的道德底线。无论如何，他们维系家庭的信念雷打不动。
他们是经历过磨难，始终抱着美好的憧憬，让人肃然起敬的群体。
他们不怨天，不怨地，吃苦耐劳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