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中午，公司的大食堂像块磁铁，食堂的几个进出口的大门前人们相互碰撞着，侧着身子拥挤着进进出出，食堂的几十个窗口前歪歪扭扭地排着长龙。
我和小俞挤在一起，跟着队伍慢慢地往前挪动。快到窗口时，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大大咧咧地插在小俞面前。小俞把头伸向他侧面，“哎，哎，请你排队好不好？”
那壮汉装聋作哑。小俞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请到后面排队。”
那家伙慢慢悠悠地转过身来，“你拍谁呢？我这不是排着队吗？啊！站你面前是看得起你！懂吗？”
小俞不让，“不懂！你不怕难为情吗？”
那家伙听小俞说完，接着问：“跟你怕什么难为情！”刚说完，迅即用手将小俞朝后一推。要不是重重地撞在我身上，这一下肯定摔得不轻。
原来这个王八蛋是公司举重队的，参加造反派成了打手，自持力大，一贯蛮不讲理，身材粗壮，谁见了都避让三分。
小俞站直了，往他面前挺了挺，“凭什么！不排队还打人，你讲不讲理？”
“讲理！再跟我讲理，我踩死你！”他扬扬自得地端着饭菜，昂着头，擦着小俞和我，自到一处吃饭去了。
这一幕让我和小俞热血沸腾。
小俞咬牙看着我，“活生生的流氓噢！”
我问小俞：“你敢打他吗？”
小俞看着我问：“你帮我！”
“我帮你！你买碗菜汤，对着他头浇，敢吗？”我问小俞。
我俩找到那家伙，他正津津有味地低头吃饭，小俞走到他身后，犹豫了一下，将一碗菜汤对着他的头和脖子浇了下去。
“哇！”那家伙大叫一声，扭头直起身来！我手托一盘素菜，迅雷不及掩耳朝着他涨红的大脸拍了上去！
那家伙双手捂脸，一屁股重重地坐在地上。小俞不解气，上前对着他胸前踹了一脚。我俩一溜烟跑出食堂，躲在车队的更衣室内。
这件事，让我和小俞年轻气盛了一回。
此后，每次中午去食堂吃饭，我和小俞再凑两个青年同事，撞见了，针锋相对，不躲不让！他见我们几个虎视眈眈，不好惹，只能作罢。
那时，造反的势头日薄西山，人们对那些曾经的造反派不屑一顾。
食堂还发生一件事情，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
我在食堂要了一块红烧肉和一盘菠菜，四两米饭外加二两的馒头。坐下后，一筷子菠菜送进嘴里，顿时口感不对，还没吃肉呢，怎么是软乎乎的咬到肉的感觉。我张着嘴，头皮发麻。
坐在我对面的小俞问，“烫着啦，菠菜……不会吧。”
我低头一口吐在桌子上，竟然有条蚯蚓！和菜的颜色相似，暗青色，肥肥的，和菠菜缠在一起，用筷子夹起来，足有三寸多长。我顿觉胃在翻滚，急奔到食堂外靠墙边的水池漱口。
“我必须找食堂领导！”我对小俞说。
我端起菠菜，把吐在桌上的蚯蚓夹在菠菜上，跑到食堂窗口，喊道，“你们领导在吗？这么长一条蚯蚓，你们自己看！”我的话是大声喊出来的，带着愤怒。
食堂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有装没听见的，自顾自地忙着，有停住脚过来看一眼的，没有发言的。
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红扑扑的脸，倒挂着眉毛，从几个工作人员的身后挤了出来，他朝放在窗口的菠菜看了一眼，“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两个三角眼，架着倒挂的眉毛，装着不解地看着我。
“你自己好好看看，食堂的菜挑不挑，洗不洗。”
“你说得好轻巧哎，上千斤的素菜怎么个挑法，你来帮着挑？”说着，笑着端起盘子，凑在眼前，左看右看。
边上一位女职工用手指着，轻声告诉他有条蚯蚓。
他发现了，“噢”了一声，两手指捏着蚯蚓，把它从菜里拖了出来，只见他毫不犹豫地扬起脖子，张大嘴，垂直地送了进去。伸了伸脖子，吞了！扭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当什么事呢，大惊小怪的……营养丰富。”
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看得我目瞪口呆，本以为他会忙不迭地打招呼，说对不起，忙着给我换菜。没想到这么干脆！
我自讨没趣地回到饭桌上，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了小俞，他笑个不停，并说：“没两下子，能在这么大的食堂当领导吗？”
我说，“他反应太快了，一下噎得我哑口无言。”
这件事让我哭笑不得，越想越恼火。我对小俞说，“吃完饭，陪我挖几条蚯蚓去。”
下午，我俩在场地的围墙边上翻了几块石头，挖了五六条蚯蚓。蚯蚓青色，肚子上有点红色，油亮油亮的，肥肥的，放在瓷缸里。四点是食堂管理员下班的时间，我端着瓷缸在厂部门卫室边上等着。没一会儿，那张红扑扑的脸，匆匆地朝着门卫室走来。
我迎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左手臂，右手的瓷缸送到他嘴边，“来来来……刚洗过澡吧？补补身体……这是下午准备的，营养很丰富，吃吧。”
他猛地一愣，看一眼送到嘴边的瓷缸里的蚯蚓，一下明白过来。自己先“噗”地笑了起来，样子尴尬至极。
“我错了，我错了，行吗……”边说边扭头，失声地笑。
我抓牢他的手臂，瓷缸顺着他扭来扭去的头，往他嘴里送。小俞在他身后，扳着他的肩膀喊着：“尝尝！尝尝！”
一会儿围了几个下班的人，有劝的，也有起哄叫他吃的。
此时，车队长老宦正巧经过，一把拉住我问：“什么事情？……行，行……”一边劝，一边拉我离开。
食堂管理员趁势挣脱了我，“明天补你损失……”说着，一溜烟小跑。
第二天，那管理员端着一盘红烧大排骨，满食堂找我。
没两天，我下午干完活回到车队，宦队长站在停车场地上等着我。他迎着我走过来好奇地问，“你是有个姐吗？”
我没犹豫，“有的。”
“亲姐？”宦队长问。
“……是，亲姐。”
宦队长说，“你拉练那回，她来过，我忘告诉你了，今天正好在大门口碰见，我把她带进厂里，现在在我办公室坐着呢……快去，大概有什么事情吧！”
我和姐有几年不见了。
姐似有感觉，已从办公室里迎了出来。看到姐那一刻，我一阵心酸，姐比以前离家时胖了许多。
姐拉着我手，打量了一番：“姐生了个男孩……姐带你去家里看看。”
姐住在很远的一个新邨里，一室户的房间，新家具挤得满满，大床边上一张小小的摇篮，小男孩甜甜地睡得正香。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奶香味。
姐告诉我，姐夫原是海员，婚后经申请，调到岸上工作。小外甥今天满月。
姐夫忙着做菜。姐边照料孩子，边和我闲聊。
那天我特别拘谨，和姐也没有推心置腹地聊天，但还是感到蛮亲切的。只是姐夫在我眼里显得陌生，虽说初次见面，倒很客气。
那顿晚饭，姐和姐夫极为热情，姐不停地夹着菜往我碗里塞，不知怎地，我鼻子酸酸的，想掉眼泪。
姐问了我的工作和境况，却始终没有问家里的情况。没有问父亲，没有提母亲。
记得那天是七号，我们单位发工资的日子。临走时，我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塞到小孩的摇篮里，跑了！
走到公交站，一摸口袋，一分钱没有，我慢慢往家走。
回到家，很晚了。母亲坐在桌边，似有预感地问，“怎么啦，这么晚才回来？……是去……”
我把下午的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无语，默默地擦着眼泪，好一会儿，才喃喃自语，“孩子都满月了。”
我知道，母亲为这事会流一辈子的眼泪，但却无法抚平心里的这道伤痕！
自那以后，姐和我们再没有一丝的联系。
几十年后，姐通过表哥了解我们家的变迁。表哥传话，希望和我们全家聚聚。这消息犹如一张纸片飘落在水面上，随风而去，并未激起涟漪。我认为，世间的人与人之间有个“情”字，我们之间的这个“情”字，已了无踪影。破镜重圆既无意义，也没必要，人是有尊严的。母亲表情坚毅，抿嘴不语，眼里噙满泪水。
我还是每天重复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看不到出头的希望。虽然我还能坚持着，但是，原先对于工作的那份激情已荡然无存。
一早，老宦队长在场地上等我，说让我下班后去他办公室找他一下。
我感觉气氛不对！老宦高兴时，眼睛眯成一条缝；严肃时，眼睛也不小，上眼皮竟能翻上去。
下班后，我急切地跑去办公室找老宦。宦队长关上办公室的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老薛被关起来了！”
“文革”中，只要发现一个人有问题，或是被人揭发，单位都有权将他隔离起来，不许回家，关在某处交代问题。这一切，都由单位的保卫科出面。
我责怪老宦，“他关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宦接着告诉我，“有人揭发他在安亭，每天收听敌台广播，加上作风问题严重，现在领导拿他做典型，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的交代材料牵涉到你！你想想，有什么事情和他一起做的？……有没有和他一起偷听敌台广播？”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宦队长，并告诉他在安亭被老薛偷换相机镜头的事情。为此，和他翻脸，再没来往。回上海工作至今，偶尔碰上，也不打招呼。
老宦舒口气，眼睛眯了起来，说：“我想来想去，你也不会和他混在一起。”
他想了想，说：“这样，厂部来了位新的领导，一把手，姓陆，不管他什么态度，你星期一一早去办公室找他，好好地把和老薛的事情讲清楚，态度要好一点，听见了吗？”
我想起事情的起因——安亭食堂窗台上的收音机。自老薛来后，那台收音机便归他所有，每天能见他神秘兮兮地耳朵贴着收音机，手不停地左拨右拨。只要收音机不在老薛手里，我也会去拨弄一番，找歌听。
年轻时，我特别爱听贾世骏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还有马国光的歌，马玉涛和郭兰英的歌曲，仅此而已。
我恨老薛，恨得咬牙切齿！他没有道德，没有半点人品，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人命关天！关起来办学习班不说，你承认，后果不得而知；你不承认，说你态度恶劣，后果也不得而知。
你的命运会无缘无故地被人随意地瞬间定夺。
星期一一大早，我来到厂部行政大楼，找到挂着牌子的厂长办公室，楼内空无一人。等了约半小时，一位领导模样的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他朝我看了一眼，径直走进去，也没问我，一大早站在门口干吗。
不知那位食堂管理员从哪里冒了出来，手里端着个盘子，躬身挤在我面前。
“领导，早上喝碗热粥，吃几个肉包子！”
领导回头看了一眼，“放桌上吧。”
那管理员躬身退了出来，样子极谦卑。
“厂长，我是连队的职工，有件事情跟您说一下，行吗？”“什么事情！一大早的。”他满口苏北方言，不耐烦地瞪着我。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把和老薛在安亭的恩怨简单说了一遍，并说：“我看到海报，说今天下午全厂开‘关于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大会，老薛听敌台的事，和我没关系。您能不能别提我，我向您保证，我没有收听敌台广播。”
厂长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显然，他没有耐心再听我诉说。
“出去！”他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并把头扭向一边。
那时期，单位十天八天的开一次阶级斗争大会。开会的次数随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接二连三。每次大会总有被批斗和当场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
当天下午四点，大会准时开始。大礼堂里挤满了坐的、站的，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烟雾缭绕。礼堂四周的墙上挂满了“狠抓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标语。
我早早地在第一排靠边的长凳上坐着，两腿微微地抖个不停，我不断地用深呼吸来调整自己，但是不管用。这个毛病后来延伸到看足球比赛。每次看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我也是双腿抖个不停，直到比赛结束。
新来的厂长，在掌声中不紧不慢地走上讲台，摆弄了一会儿麦克风，讲了许多的开场白：“……阶级斗争是要天天讲的，天天抓的，不讲不抓，就会有新的动向，新的苗头……有个薛某的，工作偷懒，吊儿郎当，作风一塌糊涂，是个玩弄女同志的把式！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在单位的食堂，天天利用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气焰嚣张到如此地步，这把小野火不灭能行吗？不灭掉它，我们无产阶级就要葬身火海！什么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厂长的话居然句句入耳，刺向我的心窝，我全身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犹如被麻绳死死地捆着，两条腿不住地抖个不停。
“现在，老薛已被关起来了，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否则是不会给他出路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
厂长十分娴熟地操控着全场，每句话都有节奏，有停顿，时不时环顾一下会场四周。忽然，他慢条斯理地变了节奏，“他不仅自己听，还拉拢个别小青年合伙一起听！在安亭有个叫……”
我脑袋炸了，感觉脑浆喷了出来，整个人僵硬，血液凝固，腿也不抖了。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后面他叽里呱啦地，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僵直地坐在长凳上，不知自己该怎么办。老薛拿我凑数，还可理解，厂长怎么就不听我解释呢？偏要把我往绝路上赶！难道他不为人父，没有子女吗？我虽出身不好，但是，我要求进步，努力工作，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怎么就突然成这样？
我越想越害怕，之前开大会，被点到名的，揪上台的，押走的有的是！此刻，我脑子在运转，醒悟！不行，我还年轻，我身不由己地站起来，坐在我身边的小俞一把没拉住我，我一个大跨步，跳上讲台，抓住麦克风，大声冲着厂长：“我没有听敌台广播！”没等我喊第二句，四面八方，霎时间冲上来一堆人，抢麦克风的，抓我的，拽衣服的，揪我脖子的，抓前胸，抓后背……顿时，我像只羔羊，被七手八脚地往讲台的边口拖拽，我衣领被死死地勒着，透不过气来，感觉要昏死过去。
好在讲台边口是个小门，容不下一堆人进出。其中一位大声地对我喊道：“有话好说，你跟我到保卫科说！”说着，死死地抓住我的前胸，右手搂着我的肩膀，挤出了小门。
保卫科在行政大楼，和礼堂对着，出礼堂二十米左右，行政大楼右边是厂大门。
这时，我很清楚，这二三十米是我的生死之路，一旦走进保卫科，结局可想而知。公安局的车会过来带我，然后，保卫科拟一份报告，我，判刑，送劳动教养。像这样冲击大会的举动，后果远不止此。
在走进大楼的瞬间，我迅速挥动手臂，猛地一个转身，一下挣脱了几个抓我的手，朝厂大门飞快地冲了出去。
出了大门，冲过马路，拼命地奔跑。也不知跑了几百米，直到自己快断气了，才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没人追上来！我丝毫不敢怠慢，窜过一条胡同，跳上一辆靠站的公交车，完成了逃离单位的亡命之举。
我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漫无目的地在离家不远的马路上徘徊，不敢回家。突然发现陈叔夫妻俩下班正往家赶，我迎了上去。
“怎么啦？出什么事啦？”两人惊讶地看着狼狈不堪的我问。
“借我十块钱，行吗？”我说。
汤阿姨一边掏着口袋，一边说：“有，有的，出什么事啦？”
“我去杭州，找我爸妈……以后再告诉你们吧。”
我接过汤阿姨的十元钱，去了火车站，去杭州，投奔我唯一能去的地方。
上海到杭州，以前火车要坐四个小时。上了火车，等车一动，我的心里一下踏实，坦然起来，有种突然轻松，释放的感觉。我心里暗思，再见了，妈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单位。
自从踏上工作岗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能改变家庭的困境，自己的人格得到尊重。但是，现实却是，除了巨大的体力消耗，没有发展，没有希望，不被关注。没有公平可言，想想真是不寒而栗。我想，每个青年都一样，谁不希望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被关注，有发展，被公平对待呢。
到杭州已是半夜十一点多，我出了站台询问，公交车全无。随着这趟车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四处散开，车站广场顿时冷冷清清。广场对面的路灯下，一家挨着一家的小食店黑灯瞎火，广场一侧有几辆公交车静静地停靠在站牌下。站在出站的台阶上，我环顾四周，偌大的广场，安安静静。好在四月的微风，夹带着凉爽和清新的气息。虽然我孤独地站在广场上，却感觉安宁和惬意。
站台上一位穿着铁路制服的老职工，操着一口杭州官话，极耐心地指点我，明早去杭州三墩，走过西湖，去武林门广场乘十三路公交车……
夜深人静，走在杭州城的大街小巷，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但是，两层、三层的小楼鳞次栉比，纵横交错，建筑大致相近，有种近似古城的气息。路灯在路旁大树枝叶间时隐时现，湿气随微风扑面，偶尔，小巷深处传出小儿的啼哭声和远处传来三轮车气喇叭的“嘎咕”声。整个杭州城给人一种进入梦乡的美妙。
越靠近西湖，一股令人神往的、特殊地理位置间发出的浓厚的水汽和雾气，扑面而来，在呼唤和诱惑你加快脚步，一探究竟。靠近西湖，景色从云里、雾里、夜色里慢慢透出。
原本打算在西湖边上坐坐，好好安安静静地想一想。但是，夜色朦胧的西湖极美，虽然灯光暗淡，雾气重重，但它比我订阅的阿尔巴尼亚画报里五彩缤纷的景色美许多。远处一闪一闪的灯火，犹如天上掉下的星星，悬浮着的雾气在湖面缠绕。鱼儿砸向湖面的“扑通”声响、现出的水波涟漪几近眼前，像是排挤着我忐忑不安的心境……漫步在西湖的夜色里，朦胧之美，别样风情。夜幕下的雷峰塔隐隐约约……月光下，水面稳稳沉沉，显得厚重。
晨曦中，阳光从我身后染向湖面，染向湖面四周的山峦。水面雾气依依不舍地散去，柳枝半垂，枝叶翠绿。湖岸边三三两两的人们，穿着白色的灯笼裤，迎着朝阳，习练着太极。满眼一派无与伦比的中国水墨画卷。
我恋恋不舍地回身望着西湖，阳光照射着湖面，真是霞光万丈。
在一位三墩附近的农民的指点下，我下了车，顺着一条新铺的柏油马路，走了十来分钟，看到了“三墩玻璃厂”五个大字。
门卫室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小跑进了厂里，不一会儿，母亲跟着走出厂门，满脸的喜悦和不安看着我。
母亲先开口：“你爸正忙着呢，先跟我回家里。”她知道，我一大早的突然出现，肯定有事，周围几个工人好奇地看着，她不便多问。
工厂在镇广场的南边，家是镇上特意安排的，在小镇的北端。走过长长的小镇，虽有十分钟的路程，却不寂寞。小镇四五米宽，两边各式小店铺开门应市，应有尽有。来往人多，东张西望，却安安静静，另有一番乡镇气息。
母亲匆匆带我回家。这是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平房，南北两间，带有二十多平方米的一个院子。院子的围墙足有一米多高，地面清一色的小青砖，有七八只老母鸡在院子里踱步，啄食。
屋里光线充足，里间一张老式的带有床架子的五尺大床，挂着蚊帐。一个新的大衣橱，一张八仙桌和四把椅子，没有多余之物，看起来简单舒服。
刚坐下，父亲满头大汗地跟着来到屋里。
父亲将一包茶叶递给母亲，“泡杯茶，徒弟给的！明前龙井。”
四月中旬，明前龙井上市不久，这杯茶给了我一辈子的诱惑，它显现出的青绿色，它散发的清香，它亭亭玉立，互不争艳的矫形让我情有独钟。
我喝着茶，平平静静地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把单位发生的事情，尽可能简单地告诉了父母。最后我说：“不回去了，不干了。”
屋里静得出奇，只有院子里母鸡的咯咯声。
沉默了很长时间，母亲试探着问我，“要不过几天，我陪你一起去厂里，向领导认个错？”
我看着母亲说，“不行，去了两条路：一是没完没了地搬大石块，还有，就是送我去劳改！”
我看了母亲一眼，她脸上全然没有了见到儿子的喜悦，不安和忧愁的表情，告诉了我她的担忧和无奈。她曾为丈夫操心，现在又为儿子操心，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默默无语，心里的痛苦和纠结，自己知道。
还是父亲先开口，“先住段时间吧，几个徒弟就住斜对面，宿舍蛮大，很干净，几个年轻人都是镇上挑出来的，人都挺好！在一起也热闹。”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杭州，美景无处不在，但父母介绍的是杭州有名的林隐寺。
母亲平时的言行，教给我们要积德行善，修身养性。把林隐寺作为第一景点介绍我去，恐怕用意也在于此。
在我父亲徒弟的陪伴下，去了黄龙洞、紫云洞、断桥、里西湖、岳坟、花港观鱼、植物园和六和塔。
走在“断桥”上，我问，“好好的桥怎么叫断桥呢？”
父亲的徒弟笑着说：“我也是听说的，说这座桥中间合拢的时候，什么样的石板尺寸都不对，合不上。鲁班看后，要来一块玉石，敲打几下，四平八稳地放了上去，天衣无缝！……冬天下雪，两边的桥坡积雪，偏中间那块玉石板不积雪，远远看去，像是断了，故得此名‘断桥’。”
在岳坟，进门看到黑黑的秦桧跪在围起的铁栅栏里，心灵顿觉震撼和冲击！人要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真是遗臭万年！
离开植物园，各种花卉植物、盆景、树桩，历历在目，令人神往。
改日去了九溪十八涧，上龙井大队。
九溪十八涧，错落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山间小道。两边山林护道，郁郁葱葱，小桥流水，亭台楼榭，果树花木，杜鹃，茶田，远近山峦，漫山遍野，时远时近，尽收眼底。小鸟鸣声开道，此起彼伏，连成一片。雾气蒙蒙，空气清新，流水清淳，使人心情开朗，无比愉悦！
我突然大喝一声，“嗨——”瞬间鸦雀无声，山林静止！少顷，山林间鸟雀鸣声又起，悦耳动听。置身其中，宛如在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八音盒里。
沿小道往山上漫步拾阶五十分钟左右，来到盛产龙井茶叶的龙井大队。山顶有口井，井旁有只木桶，任人打水享用。茶农热情，教你晃动木桶打水，说是井里的水，能洗去晦气，给人带来好运。我学着手忙脚乱地吊起一桶水，冰冰的透心凉，狠狠地洗了把脸，诚如茶农所言，祈盼好运。
从龙井大队下山，已是午后，坐公交去了名山古刹，林隐寺。
林隐寺坐落在半山腰，拾阶而上，目不暇接。进了林隐寺，拜见了十八罗汉，观音，如来。十八罗汉栩栩如生，形态各异，有怒目圆睁的，不屑一顾的，面带微笑的，还有龇牙咧嘴的……
杭州的景色迷人：云栖竹径古树拂云，黄龙翠竹千竿，曲院风荷翩翩莲叶，无处不让人流连忘返，无处不在地向观赏它的人们焕发出诗情画意，焕发出召唤之情！
西湖景色美极，荷花在阳光下散发出色彩：玉白涂抹着粉红，粉红渗透出玉白……艳丽妩媚，淡雅高贵……
三墩玻璃厂的大车间是铁架子焊接，车间中央一座圆形的火炉平台，约有三五百平方米大小。平台的下层，围着一圈耐火材料浇铸而成的窑桶，桶的下方是熊熊燃烧的煤块，桶内是通红通红的玻璃液体。液体被称作料，就是加工制作玻璃工艺品的原料。
见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一根长长的铁管子伸进料桶，转动着铁管挑出一团料来，双手迅即将沾有料的铁管子伸向空中，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地转动翻飞。只见他将铁管子在半空中画着一个硕大的弧度，戴着厚实手套的左手移至管子的前端，右手接过徒弟递过来的铁剪，对着尚未成型的软的料，修剪拉扯，像变戏法似的，左手转动，右手修剪，双手互动，配合得快捷、协调。在料渐渐变硬的过程中，一条色彩斑斓的热带鱼，或造型奇特的花瓶……摆在了操作台上。
我对父亲不了解，他竟然有这样的手艺，实在令我由衷地赞叹，难怪有四面八方的乡镇企业找上门来。
父亲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从厂房建造、产品的生产设计等各方面，给乡镇企业带来了希望。
火炉车间四周是连成排的厂房，有原料间，成品加工间，包装间和出货仓库等。
父亲是全厂上下的中心，在他的指挥调动下，全厂的工人们都有序地忙碌着，整个厂里给人热火朝天、喜气洋洋的感觉。
母亲告诉我，厂里按父亲的建议，已装修改造了一间产品陈列室和接待室，等产品出齐了，摆放就绪，邀请有关部门和领导来参观评审。
母亲告诉我，等父亲熟练了，就做高脚酒杯和更精致的系列产品。
两年后，该厂生产的产品，摆在了浙江外贸轻工业产品的展销会上。曾代表杭州二轻局的工艺品，出口东欧等国，为杭州争得荣誉。这在当时国营企业独占鳌头的年代，无疑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情。连我们篱笆墙胡同的邻居们都说我母亲“苦尽甘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些乡镇企业有经济头脑的领导，敢为天下先，在本地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改革开放后，更是如鱼得水，一发不可收。
在杭州住了一月有余，一家三口始终有种惴惴不安的心思，有散不去、透不过气来的压力。杭州的美景，杭州的龙井茶，小镇安宁的乡土气息，始终和我格格不入。
终于有一天，母亲尊重地告诉我，希望我回上海。她说：“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应该相信单位。”还说，“你自己的做法过头了。”
父亲为了安抚我，特意去杭州市里，给我买了五双不同式样的皮鞋。那时杭州生产的猪皮皮鞋，式样精致，穿着舒适，价格适中，七元六毛五分一双。风靡江南，人称“七六五”。
回上海的那天，和父母一同去了杭州市里，他们给在安徽插队的妹妹邮了一个大包裹，并给上海的左邻右舍准备了礼物。
说来巧，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上午，小俞找上门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家？”我吃惊地问。
“我来找你四回！”小俞伸出四根手指，“每天铁将军把门，还问过你家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不知道’。”
我忙着给小俞泡龙井茶，递西湖牌香烟。
离开单位一月有余，担惊受怕，好在小俞找上门，总比保卫科来人强。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在杭州，不敢回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宦命令我找你回去！那天你跑的时候，我亲眼见保卫处的干事，拉了一把工人说，别追了，真要追，还真麻烦。”
小俞笑着说，“老宦说了，再不回去，要开除噢！”
我说：“开除比劳改强百倍！”
“没有，没有！”小俞忙摆手：“老宦说，厂里又换了一把手，原来被造反派整过，又回来当书记了，曾和老宦共过事，估计宦队长跟书记提过你的事情，要不老宦怎么让我来找你回去。”
我和小俞约定，明天一早去单位。
第二天一早来到单位，在场地见到了等着我的老宦和小俞。
“回来啦！”老宦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我额头：“先去党委办公室，找周书记好好说说情况！”
我又来到厂长办公室，喘着粗气，定了定神，轻轻地推开办公室的门。
书记五十来岁，身体略胖，黑脸膛，面容和善，略带疲倦，操一口本地方言的普通话。
我把当初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我知道新来的书记，日理万机，不能对他啰里啰唆。
书记一边听，一边时不时地打量我一番，目光友善，诚如父亲，使我如释重负。
“回到车队好好工作，要学会分辨是非善恶，特别是你们年轻人！去吧。”
最后“去吧”两个字，说得格外地柔和，在我听来，如天籁之音！我忙点头，给书记鞠个躬，退了出来。我飞身跑出行政大楼，一个多月在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顿觉天空晴朗，阳光明媚。
老宦和小俞在场地上聊着天，见我跑来，两人都笑着不约而同地问：“没事吧？”
“没事了！”我笑着回答他俩。
老宦接着说，“下礼拜要去金山工地，下午四点开车队大会，你俩带头报名，没问题吧。”
“全队都去吗？”我问。
小俞抢着回答，“先去二十名工人，开路先锋！一个月后，全队人马都去。”
老宦说，“金山是个大工地，要建大型化工基地，我们的任务是围海造田。车队发班车，每个礼拜回来一次，”又说，“也能跟班车天天回。”
小俞笑着问：“哎，队长，以后工地建设好了，还能回上海吗？别像他似的，”用手指着我，“去了安亭，差点儿回不来。”
老宦笑着说：“大型的化工基地，留你们干吗？一起去，完成任务一起回。”
“我去！”我很兴奋，“跟你走，队长。”
老队长说，“不是跟我走，听组织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