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就是现在的上海市金山区，石油化工总厂，七十年代初期筹备建设。我们车队去时，几乎空地一片，仅有一项工程已完工，就是沿着金山的海滩筑起的十多千米长的海堤，工程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车队的任务是将建筑材料从附近新建的内河码头运送至工地，或向大海倾倒从驳船上运来的大石块，填海。
车队在金山工地的基地非常简陋，停车场地用竹篱笆围起，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能容下一个车队的近百辆卡车。
场地北端有四排红砖砌起的平房，屋顶是油毛毡和瓦片，每排二十间，供车队职工居住。平房坐北朝南，面向停车场地和大海，离筑起的海堤约一百五十米左右。人在宿舍，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能听到海浪的拍打声，每时每刻都被海风环绕。
车队的南端是修理车间和食堂，西边是仓库、小卖部和医务室。虽简单，但五脏俱全。
每间平房二十多平方米，放四张铁质双人床。实际每间住六人，比较宽裕，大家自由组合。我们先期到达有四个青年，自然在一个房间，彼此感觉轻松自在。
不出一个月，第二批大队人马驾到，我们宿舍补齐两位：一位是外号“六零五”的驼背老孔，他喜欢和年轻人住在一起，说是闻不得房间的水烟味，特别是关门睡觉，那抽水烟呼出的气息，简直是一股难以忍受的老油味；另一位姓周，一米九的个头，膀大腰圆，是个复员军人，很有个性，话多，声音洪亮，在海南当了六年的特种兵，复原到车队开车。
场地不远，紧贴海堤下是一条人工开挖的内河，宽约十五米左右，两岸的河堤都是由水泥砌成，河水深约三米，沿海堤延伸，一眼望不到头。没风时，河水静如镜面，清澈见底，一览无遗。每隔几十米，有水泥桥，可走上海堤。这条河取名“随塘河”，说是一旦化工厂开工，用来排污。
这条河让我兴奋不已，我本来喜好游泳，现在可好，一个现成的、不收门票没有时间限制的大游泳池就在眼前，每天可以游个痛快。而且，没有泳池漂白粉刺鼻的味，但有一点儿咸。
宦队长时常跑来看我游泳，坐在河堤上默默地抽着水烟。我在水里看他时，总是眯着眼，笑嘻嘻地。
金山工地，先期到达的单位，主要是驾驶员，他们活重。运送大石块是重头戏。在码头将船上运来的大石块拉到海边，车屁股一翘，将石块倒进海里。一车车，一天天，很快，一条五米宽的大石块路向海里延伸，再慢慢由西向东拐去，围起数十平方千米的圈，再向里倾倒石块，向大海要地。
我和小俞始料不及的是，运输机械有了让人惊奇的发展，船上的大石块竟由岸上的大型抓斗抓上卡车，没几下，便堆满四吨的交通牌卡车，竟然不用人工！
机械化的发展和进步，使得车队的劳力多余了许多。我和小俞来到工地失业了，没有用武之地。
小俞曾高喊：“机械化万岁，万万岁！”一批机械设备井喷而出，这是始料不及之事。现在细想，我和小俞成了装卸工的收尾历史见证之人。
当你闲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倒觉得尴尬不自在。宦队长出了主意，“你们两个闲着无聊，可以去跟车，到现场帮着照看照看。”
复员军人老周的任务是每天跑青浦的辰山码头拉石子。金山工地到辰山码头一趟来回约四十千米，每天跑四车，车上要有个伴，能提醒点儿驾驶员，也能消除些疲劳和寂寞。我请示了老宦，他同意，并嘱咐：“好，注意安全，这家伙车快，你要时不时地提醒他！”
小俞上了另一辆车。那段时间，我俩倒成了车队驾驶员的香饽饽！
晚间是车队生活气息最浓的时段，大家到食堂打上饭菜，回到宿舍，三五个聚在一起，喝几两江苏产的、价廉物美的高粱酒，消磨时间。
有天晚上，我们在宿舍闲聊，老周笑着说：“看人家宿舍，每天晚上喝得兴高采烈，我们宿舍都不会喝酒，咱也每个礼拜聚一次，喝几瓶啤酒也行。”
小俞说：“会喝酒，几粒花生米，没菜都行！我们不会喝酒，没菜喝不下去！”
“菜有啊！”老周迫不及待地说，“这个包在我身上，但要听我指挥，有的是吃不完的菜！”
老孔笑着说：“不会带大家去附近的农田偷吧？你可别出坏主意！”
“我是受过部队教育过六年的老兵，相信我！”老周自豪地说。“明天，我在宿舍门前起个灶台。油盐酱醋麻烦老孔准备，后天大家努力工作，抓紧时间，争取一点前到宿舍集合。”
大家再怎么问，老周故不回答，倒头呼呼大睡。
第二天下午，老周从工地带了点儿水泥，找了几十块砖和一堆黄沙，一会儿，在我们宿舍门前起个大灶台。我一看，和我家隔壁山东奶奶的小灶台一样，只是大而结实。干完活，老周乐着对老孔说：“明天你负责去食堂借口大锅，备用。”
第三天下午，大家早早回到宿舍，在老周的指挥下，扛着锹，抬着一个木桶，出西门，往农田走去。
老孔是个没有架子的老干事，乐于和我们年轻人待在一起，除了他知道此次的目的外，其余我们四个青年都蒙在鼓里，好歹问不出结果。大家知道，老孔能去，一定不是什么坏事。后来也慢慢知道，老孔在我们宿舍，是宦队长的主意，怕我们年轻，空闲时间有个三长两短。
跟着老周在田埂上七里八拐地走了约半小时，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河挡在眼前。老周招呼大家休息，他对着河道观察了一番，开始指挥我们。
“现在挖泥，慢慢地往河里摞，先在这儿弯道处拦起一道坝，不着急，要结实，千万别塌了！拦结实，往前走百十来米，一起用锹和竹竿拍打水面，把河里的鱼往拦起的坝那头撵！使劲儿拍！然后离弯道二十米左右，再拦一道坝，分头泼水。估计，抓紧点儿，三四个小时左右……晚上吃鱼吧！”
其实，出了车队，让扛着锹，大家都已明白。这在南方乡村，小河水道交错，拦起来，抓鱼，叫“敲浜”。常能见着，但真没机会干。一时，大家情绪高涨。正值盛夏，下午太阳高挂，大家兴奋，也不觉得晒。只见老周将背心拽紧，两端往肚脐处一收，打个死结，边鼓动大家下河，自己边脱裤子。没想到，他短裤一起脱下，赤条条地光着屁股下到河里。他个头大，又胖，屁股一半露在水面上，看此情景，一旁路过看热闹的农民也乐。都是干体力活出身，两道坝打得顺利，大家都有蛮力。
老周光着屁股爬上岸，说大家休息一会儿，分头泼水。
老孔笑着对老周说：“你妈的，把短裤穿上！太不体面了，你那家伙长得也不好看！”
泼掉二十米左右的小河水，需要持久的耐力！
小俞抹了把脸上的汗水问，“总没有两百吨大石块沉吧！”
对我而言，体力不是问题，难受的是粘在身上的湿裤子，太阳底下暴晒，皮肉火热，但为了吃鱼，脱光裤子，光天化日之下，实在难堪。
随着屁股、大腿渐渐露出水面，身后有鱼跃出水面，发出“啪啪”的声响，这无疑给精疲力竭的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随着大家的欢叫声，老周不时地提醒大家，“别激动！看好坝，哪里不行要加固……手脚要快啊！”
我老是被凉凉的擦着小腿一晃而过的鱼吓得一哆嗦。
老周提醒大家，“别急着抓鱼，把水泼彻底，等鱼横过来时，再抓不迟。别堤坝瘫了，前功尽弃！”
那时的农田不使用农药，河水也不污染，鱼特别多！而且生猛。只见横在水面挣扎拍打的青鱼、鲫鱼，翻滚，张嘴，甩尾。阳光下，鱼鳞一片耀眼，好激动人心的场面。几个路过的农民，见我们如此费力地吃几条鱼，也笑着站在田埂上看热闹。
回到宿舍，老孔将几条青鱼用盐和花椒泡在一个大木桶里。老周点火生炉灶，几条大鲤鱼红烧。老孔特意从食堂要了雪里蕻菜和鲫鱼一起煮，共有两大脸盆。
那晚，我们宿舍喝了一瓶洋河大曲，真是酒也喝足了，鱼也吃撑了。左邻右舍的工友都吃鱼，心情舒畅，笑声一片。
第二天开始，我们六个无一例外，腰酸、腿胀、胳膊痛，整整一个礼拜。
那几天老周喋喋不休，耿耿于怀，“亏大了，见大家兴奋，竟忘了河里还有好东西！”他说：“黑鱼和甲鱼都钻在泥里，只要大家慢慢一排一排地顺序踩下去，就有！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后来，老周又悄悄地教了我一招钩甲鱼的方法，简直一绝。用钉子将鱼线的一端钉在一块小木板上面，鱼线的另一端将小号的缝衣针扎紧。关键是扎在缝衣针的中间，再串上一小块猪肝。缝衣针埋在猪肝内，和鱼线垂直地挂在水里。晚间，连同小木板放进小河里。小木板的一端用细绳固定在河边的大树下面。越隐蔽越好，不易被人察觉。第二天早起，拎起木板，四根钉子上的线，总有一两只甲鱼直直地挂着，伸着四个爪子。
原来，猪肝被吞进嘴里，甲鱼一甩头，鱼线的小缝衣针被拉直，横在甲鱼的脖子里！它便一动不动地仰着头，悬挂在水中。
老周是个乐于助人讲义气的复员军人。每次回工地，总要带一大盒肉和花生做的八宝辣酱，给大家换换口味，说是他老婆做的拿手好菜。每次带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一扫而光。
有一天，老周说有个事情跟大家商量一下，说是能否来个“会”，帮他一下。我们不懂“来会”，经他一解释，才知道类似于储蓄和互助的意思，可以一试。于是，加上我，老孔、老周共凑齐十个人。
发工资那天，每人拿出十五元钱，交给“会”的召集人，让他先用，其余九人，则按摸彩的顺序，按一到九收取。老周喜滋滋地将一百五十元钱揣进口袋。
后来我知道，大多数的人家都是靠“来会”的钱，买上海产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
我问老周：“是不是老孔给你自行车票啦？”
老周告诉我，他在部队的一位班长，伤残复员，是上海郊县的，家中房子盖了一半，缺钱盖不下去，得等到明年再说。他和老婆商量后，请大家来个“会”，先借用。这一百五十元钱，这个礼拜天给他送去，也算是战友一场。那年头，一百五十元是个大数目。老周对战友的那份情感让我感动不已！那年，他明显节俭许多，说是瞒着老婆，不用战友还钱，他自己扛。
离我们的驻地四千米，有个小镇，叫“金丝娘桥”镇。小镇每天清早有集市，农副产品、鸡鸭鱼蛋、特别丰富。一到周六，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一早去集市买点儿，带回上海。
周六，天没亮，我和小俞随老周来到集市。集市一条街百十米长，五六米宽，沿着这条街，两边挤满了农民的摊位。工地去的人多，站在摊前讨价还价的多，只留中间小道，仅能一人摇摇晃晃地挤着过。街道几只暗淡的灯光，连秤也看不准，买卖之间，都带着手电筒，一边照着秤，一边算着钱。时不时有挑着箩筐，里面塞满自家农副产品的农民，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间往前挤，寻找落脚的地方。
老周跟在一个挑担的农民身后，那农民一前一后地紧抓着吊着箩筐的绳子，在人群中晃过来、挤过去地往前挪。老周就势顺着那农民一晃间，从箩筐里抱起一只老母鸡，塞到跟在身后的小俞手里！那农民全然不知。再一晃，又顺势抱起一只，那农民后面的框里总共五只鸡，等来到宽松处，后面的箩筐翘起了头，才回头看一眼，一数，少两只。
我往回跑，追上老周，只见他站在公路边上笑得腰都弯了下去。没等我开口，老周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递给我，笑着说：“你给他送去，十块钱足够了。”
集市的农副产品，丰富，便宜，老母鸡一元钱一斤，鲫鱼一毛钱一斤，但当时的领导不让去买，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更是不许将自家产的东西拿到城里去卖，会被市场管理充公，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到金山工地，去集市的人太多，拦也拦不住，领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附近的农民将自家多余农副产品纷纷摆在集市上。
在金山工地，我每天最大乐趣就是去“随塘河”游泳。自到了工地，几乎每天去游一次。我对小俞说，“我能游到十二月份，直到河面结冰。”
老周不愧是当过特种兵的军人出身，我在“随塘河”游，他去海里游。在他三番五次的鼓励下，我第一次去海里游泳。
他说的一点儿不错，下午四点左右往回游时，涨潮了。这时的我，轻松得像是大海里的一片树叶，随波逐流，听凭起伏；又像是大海里的一根火柴棒，显得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你可以躺在海面上，看着蓝天白云，听着四周浪花的拍打声响，惬意之极！
当我游到海边往沙滩上走时，发现老周正背对大海坐着，只见他红着脸，扭着头，摆着手叫：“不要过来，我陷进去了！”
我仔细一看，老周陷在泥沙里，这一幕，让我想起电影里红军过草地时，许多战士就是这样陷进泥潭里的。我头也不回地，快速往车队驻地跑。老宦和几个工人带着卡车上备用的大绳，跟着我往海边跑。翻过海堤，远远望去，老周已陷到胸膛了，他脸憋得发紫，但他依然很镇定，只见他双手直直地摊在沙滩上，纹丝不动，等待救援。
老宦队长快速将大绳的一头打个活结，一名工人走到不远处，将活扣抛向老周，老周忙将绳扣从头往下，套在腋窝下，尴尬地笑着：“慢慢拉！”
老周块头大，我们五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像拔河比赛般，一点儿一点儿地将他从泥里拖起，拽了上来。老周一动不动趴在沙滩上，短裤也没了，赤条条，屁股朝天，活像一头屠宰场刚褪了毛的猪。我上前一看，腋窝处已被大绳拽得脱皮，出血。
车队一到晚间，没有娱乐活动，大多吃完饭在各自的宿舍休息，聊天。老工人大都戴着老花镜，在灯光下粗一针细一针地眯着眼缝补工作服。
老孔见我躺在上铺看书，说：“你每天看书，有什么好的故事也给我们讲讲。”我确实带了书到金山工地，读了不少，还似懂非懂地读了陆游、文天祥、李清照的诗句。文言文有屈原、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的书籍。陆游的“死去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名句，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烙在心里。最大的收获是跟小俞学会了诗词的平仄和押韵。小俞说，不遵守这个规律的只能叫打油诗。
从上海跑了一个多月，竟然化险为夷。小俞说我命大，跑得果断，回来的节点也好，正好是造反派走下坡路的档口。小俞还说：“我注意到了，老宦对你挺关照的。”
自到金山，我心情好了许多。老孔要我讲故事，我真不行！但是经不住大家起哄，我只好答应试试吧。我手上正好有本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集，故事短而精，每晚讲一篇，我竭力模仿说书人的腔调，绘声绘色地用上海普通话叙述着我所读过、我所理解的巴尔扎克小说，效果极佳，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讲完短篇，又开始讲长篇章回小说，如《七侠五义》《七子十三生》之类的，我还学会了卖关子，关键时来一句，“欲知后事，明日请早。”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老孔对我赞不绝口，说：“住这个房间，值得。”
去金山工地，车队的女同志都留守在上海。没过一个月，工地来了位女性，姓吴，二十六七岁，做车队的统计工作，兼学做财务室会计，发工资。
女同志天性爱美。金山靠海边，海风大，她怕晒黑，所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平时不串宿舍。听说是高中生，那时，在车队算是文化人了。
发工资的那天中午，她破例地推开我们宿舍的门，“哎，你俩在啊！就剩你俩工资没领呢。”她笑着说。
我和小俞聊天，见她笑嘻嘻地站在门口，小俞忙说：“你是我们金山车队的千金，难得到此，快，请进来坐坐。”
我说：“我俩到了金山工地，失业了，领工资也不好意思往前抢。”
吴女士笑着：“这里的海风太厉害了，所以，一般不敢出门。”
我看着大大方方坐在对面的吴女士，天哪，长得太难看了，尤其是那张醒目的大嘴。
吴女士个头蛮高，身材非常好，贴耳短发，衣着十分得体，给人干净利落的印象。背后看她，很美，很诱人，正面看，美感尽失！真正叫作判若两人。吴女士戴副黑边眼镜，鼻子大小适中，脸型也不错，毛病主要出在嘴上。吴女士的嘴大得离谱，大得不性感，不诱人，而且嘴唇的颜色不是泛红而是深紫色，看着不舒服。大嘴的势劣把脸型和鼻子的优点抢没了。吴女士性格开朗，喜形于色，开心就笑。古人云：“笑不露齿”，她却反其道而行之，既不掩饰自己的大嘴，还毫无顾忌地露出她的牙床，左边还有个银色的牙托，暴露无遗，更增添了她的负数。
她脸上的皮肤不好，可能是之前做装卸工，日晒雨淋的缘故，满脸的青春痘。所以，她更注意防晒和怕吹海风。
吴女士的手长得白净细嫩，修长柔软，说话音色很美，糯糯的上海方言，百听不厌。她人随和，说话直爽，举止大方，初次和她接触，不让人感觉陌生，是位很会沟通、交心的大姑娘，至今还没有男朋友。七十年代初，也算是一位大龄未婚者。她自己揶揄，是嫁不出去的老大难。
三人扯东拉西地聊了一会儿，吴女士自嘲，她有三个兄弟姐妹，都挺漂亮，唯独她违背父母的主旨，“出尔反尔”。
她前脚一走，凸现在我眼前的是朵花，车队唯一的一朵花……我对小俞脱口而出：“喇叭花。”
从此，“喇叭花”一叫成名。
没两个月，我和“喇叭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源自为她打了一架。
上海厂部每天有接送来往工地工人的班车，在上海去金山必经之路的一个路口设了检查站，严禁外单位人员，非经许可不得搭乘。
“喇叭花”有位同学的妹妹想去金山看看，征得车队领导同意，搭车跟着吴女士上了班车。她俩坐在一起，反差极大，那女孩十八九岁，雪白的肌肤，洋气，有闺秀的气质。没想到，车停检查站时，碰到麻烦。
检查员瘦高个，黑脸烟容，臂缠红袖章。上了车，挨个地东张西望，指着那女孩，颐指气使地：“喂，你……下去。”
“喇叭花”忙上前解释，“我已请示过我们车队领导，书记同意的。”
“少啰唆，谁说了算？”那瘦高个儿一边说，一边往车里冲，上前一把抓住女孩的上衣领。
他动作如此之快，如此粗鲁，让车上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那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蒙了，无助地看着吴女士。“喇叭花”更被这一举动气得不知所措，脸色红紫，她的大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不能自已。
看着两个无助的女孩，我忍无可忍，站起来，上前抓住那检查员的手，用力掰开，插在他和女孩中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怒目相向。他一定吃错了药，用手指着我：“滚一边去。”
我问：“我要不滚呢？”
他冲我吼道：“你要挡道就打你，你信不信？”
“不信！”
他后退一步：“想造反……啊？老子在公司造反你毛都没长齐！小王八蛋，帮腔啊！”
我往前一步，“下去说。”一边说一边抓住他挥舞的右手。
车上的几位老工友怕我吃亏，硬是挡着车门，不让下。更有指责他的：“火气这么大，干什么？又不是三年前！”
谁知这检查员暴跳如雷，越发凶猛，冲我龇牙咧嘴，“下啊……不下你是我养的！”他跑下车，手舞足蹈。
此时的我，再也按捺不住，跳下车，一个跨步，右脚插在他右脚后跟，双手抱臂，弓背贴近他胸前，右腿右臂同时发力，撞向他前胸，大声一吼，检查员仰面朝天摔倒翻个滚，掉进身后的小河沟里。只见他挣扎着，翻过身来，爬上河沟。他像落汤鸡似的湿淋淋地站在原地，嘴里咕噜着：“反了，反了，执法人员被打了！”
老周坐在车上笑个不停，“乖乖，我刚想下车，劝都来不及，太快了，干净利索，一下干蒙了……没看出来，这可不是一两天的功夫，精彩！”
车上几位老工人说，“要在前两年他得势的时候不得了了，打起人来不眨眼，多少人被他打过……也有今天。”
我看着窗外，一路飞驰而过的农田景色无心观赏、留恋，听着别人的赞许，心中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打人总是不对，这一次又闯祸了，我真不应该轻易地犯错。
车到工地宿舍，我默默地跟着宦队长来到书记办公室，显然，车没到，电话已追究过来。
车队新来的书记姓李，曾经是造反派里的一个厉害角色。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当上书记的。据说，车队书记原是宦队长，李调到车队任一把手，宦降格为队长。
这李书记讲话，开会唯我是大，火药味儿极浓，江苏盐城人，一口苏北话，听起来别扭，而且“西”和“是”不分，走路八字脚，拿腔拿调。
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两人拖拖拉拉的有撞倒他的可能。”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李书记不信任地问，我又说一遍，“……拖拖拉拉有撞倒他的可能性。”
“拖拖拉拉地下车，撞倒他的可能性是有的。”书记变换着口气，“撞到河里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说完，狡猾地看着我。
我深知，撞倒他和撞到河里的性质不一样，什么事情的性质由造成的后果来决定。老宦默不作声地走出了办公室。
李书记是个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的人物，此事由他来下定论，后果不堪设想。让我意外的是，老孔驼着背，身后跟着老周和小俞，还有车上几位老工人，来到书记办公室，证明我没有打人，并说检验员太霸道。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说情下，此时的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李书记令大家都回宿舍。
第二天，我按宦队长的说法，写了份检讨书，在工前会上大声地读了一遍。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比我想象来得简单，感谢宦队长和老孔他们……感谢李书记，没把这件事当阶级斗争来处理。那些曾经造反过的未必都是坏人。他们的宽容，对我反倒是起到了教育作用。
星期六下午回上海的班车上，和星期一回工地的班车上的气氛一样，喜气洋洋，互相问长问短。在回工地的班车上，“喇叭花”叫我身边的小俞让开，她坐在我边上。她关心地问我：“你今天看上去有心事？”
“我妹在农村插队落户，心里总觉得有块石头堵着。回到家，妹妹不在，想起来总是心里酸酸的，不好受。”
“也是，我弟妹都在江西插队，还有个大妹在家，陪着我父母。我爸妈年纪也大，身体都不好。”又笑着说：“哎，上次带同学的妹妹，不瞒你说，是让她来看你的。”
我惊讶，“看我？”
“喇叭花”咧开大嘴笑了，“对呀……没想到吧！本想给你介绍女朋友的！”
“给我介绍？这么漂亮的女孩……”我不信。
“喇叭花”说：“真的，我背后听了不少大家对你的议论，说你挺好的，平时不声不响……就是现在工作太差了，说不出去，不过，总有出头的日子的。”
“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说一声。”我小声责备她，我有点激动。
“喇叭花”尴尬地笑着，贴着我身边，“人家说了，你人是真好，而且像个男子汉，实在是装卸工这个名头太难听了，她接受不了！所以第二天也没法跟你提起这事，而且又害你写检讨……你想啊，这金山工地，女孩来，有什么好玩的？”
说心里话，那女孩长得确实漂亮，标准的上海美女，皮肤雪白，五官精致诱人。“喇叭花”热心，身边正好有这个女孩，何不成人之美。那时讲究单位、工种、技术、家庭出身，对男人的这几个要求和条件，我都不具备，八字没有一撇。“喇叭花”想做红娘，那女孩一眼看中我，这种可能是没有的，我心里很明白，人要有自知之明，我也没有这个奢望，就我目前的状况，去追求这么漂亮的姑娘，简直是水中捞月，只能一笑置之。
我对“喇叭花”说：“谢谢你的热心。”
谈恋爱对我而言，既陌生又遥远。我活在自己的梦里，梦想有份好工作，梦想自己有一技之长，年轻有为。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汪池水被她扔了一块石子，摆在墙角的琴弦被她拨弄了一下。我对“喇叭花”说：“人家看不上我，你再提有意思吗？”我恼怒地问她。
“喇叭花”着急：“我是真的热心噢，那女孩要求高，我再做做工作，怎么样？行吧？”
“算了……她以后会后悔的！”
“喇叭花”无奈地笑笑。
话虽如此说，我还是对那位漂亮的姑娘朝思暮想了一段时间。
九月中旬，星期六回上海的班车上，复员军人老周悄悄地问我：“晚上有没有空？……能陪我去一次吴淞大桥吗？”
吴淞大桥在上海的北面，离原来的上海钢铁厂不远，距我家约十几公里。
老周告诉我，他老婆有几十斤全国粮票，也是几年积攒下来的，晚上带出来，送给盖房子的农村战友。
“你不是说在顾村吗？怎么要跑到吴淞大桥去！”
他笑了起来，说：“桥底下有块废弃的船舱板，铁丝拴在岸边……在上海开车路过大桥时见过，下车在附近工厂问了问，说没人要，谁有办法谁拉走！我看了看，这在农村，风干了，肯定有用，搭个猪棚、鸡舍也行。”
“你的意思是让我和你一起去扛？”
他笑说：“不是，不是。晚上没有公交车，交通不方便，我骑车到你家，你陪我一起过去……然后把车骑回来，先放你家里，明天我再过来取。”
“那你不回啊？”
“哎，我送木板啊！”
下了班车，俩人约定，匆匆道别。
晚上七点半，他骑车带我，到了吴淞大桥上，他手指桥下泡在水中的一块船舱板，“这块就是！”
我推着自行车，跟着他，顺着大桥边的斜坡，来到河岸边。河岸边的一个修船厂的两个门卫，迎着老周，“噢，来啦，就两人啊？吊车呢？”
在大桥顶上往下看，这块船舱板并不起眼，下来一看，吓我一跳！这块船舱板，宽三米有余，长五六米，被铁丝拴着，静静地躺在河道边。
我默默地看着老周。
他笑着说：“什么吊车……我下河推着走。”
三人看着老周，发呆、无语。
他请门卫拿把钳子，剪短铁丝……自己脱了衣裤、鞋袜，往船舱板上一扔，穿条短裤，下到水里，把船舱板慢慢顺着水流推到河中央……
两个门卫紧着摇头，“这个家伙厉害！”
一个喊：“哎……推到哪里啊？”
老周回过头来，挥挥手，“顾村！”
我回头问门卫，“顾村离这儿远吗？”
“天亮前能到就不错了！……这个家伙厉害……身大力不亏……十几千米呢！”
“他在海南岛当过六年侦察兵！”我说。
厂部医务室派两个医生到金山工地，每三个月一轮换。洪医生是第二批来到工地的，她悄悄地对我说：“‘喇叭花’人好，就是长得太丑了，要是好看点儿，讨她做老婆真是不错的。女人年龄大一点好，女大三，金银山。她常在我们医务室门前的水泥台板上洗工作服，是你的吧？”
我笑着点头。
“我一看就是！”洪医生继续说：“洗得不要太仔细噢，不要太认真噢！她欢喜你了，晓得？”
临近国庆节，“喇叭花”在回上海的班车上对我说：“本来和小俞约好，趁国庆节休假，去你家玩，认个门。小俞告诉说他母亲犯风湿病，卧床不起，回家要帮家里做做家务，去不了。”
我犹豫了一下，对她说：“那你自己来吧，我家里实在是……你别嫌。”
周末下午，“喇叭花”笑嘻嘻地找到我家，一进门，看了看说：“很方便的，也没问几个人就找到了。”
虽然我俩已无话不说，但她的到来，我确实很不自在。“喇叭花”落落大方，不断宽慰我，她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文化大革命遭难的人家很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慢慢会好的。社会不可能一直这样，一成不变。她毕竟是高中生，看得远。她的话，我有同感，社会不能如此落后，没有进步。
我家和对面只隔两米都不到，而且篱笆墙不隔音，我又睡在朝南的窗户下，一到夜间，彼此细小的动静都能相互传递。夜深人静，陈叔和汤阿姨卿卿我我的窃窃私语，虽听不清楚，但后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准确地传递着他们的床笫之私。最烦人的是“高爹”悄声哀求唐阿姨的声音。
我有个叫“兔子”的好朋友，在房管所当泥水匠。在单位工作了两年后，自告奋勇地帮我，在屋子北面朝马路的篱笆开了一个门，并在马路沿上搭出一间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还帮我做了一张六十厘米左右的小方桌子。我把板床搬到小屋子里，靠马路，离对门远，晚上没了挠人的困惑和不安。好在那时马路上车不多，晚上路过的更少。
虽是违章建筑，第一排的五户人家，都顺势而起，连成一排。好在当时的马路沿子根本少有人过，又在郊区，没人过问。
小屋是用砖砌的，是我家仅有的三面砖墙的小屋。
我和“喇叭花”在小屋里聊天，她坐在板床上，我坐在一把竹椅上。天色已晚，对门的陈叔特意过来问候，笑嘻嘻地说：“让你同事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我急忙谢了陈叔的热情和好意，“我俩一会儿出去，随便吃点。”我特别能感受到陈叔的热情和好意。我知道，他想看看他心目中我女朋友的模样，因为他关心我。估计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也就不勉强我们了。
唐阿姨和“高爹”也小心翼翼地借故过来问候一下。篱笆墙胡同的温情真是无处不在。“喇叭花”也感觉到我们邻居的友情，笑着问：“是来看你女朋友的吧！”
上海的四川路有家西湖饭店，很大众，我邀请“喇叭花”一起吃顿饭。我俩聊着，走着，不到一小时，在饭店坐下后，我俩商量，就当过节了，要了一瓶啤酒，她一杯，余下归我。
两人喝得面红脖子粗，我晒得黑，还不太显眼，只是在夜晚的路灯下照得油亮油亮。再看“喇叭花”，她的样子可怕，似乎鼻子也缩小了，镜片里的眼睛眯了起来，通红的脸，紫色的痘，嘴也显得更大，嘴唇显得笨拙，走在路上，不停地抿一下嘴唇，伸舌头舔一遍。
十月的夜晚，暖意绵绵，两人商定先在我家喝茶，醒醒酒，等酒劲过了，脸不红了再说。
我和“喇叭花”远远地避着路灯往回走。
“你平时爱看书？”她看着小方桌上摆着的书籍问。
“回家什么事情没有，就是喝茶、看书、休息。喝茶是去杭州刚学上的。”
“前面屋里的自行车新买的吗？”
“是老孔偷偷塞给我的一张自行车票，正好老周‘来会’，轮到我，买辆车，再回上海工作就不用挤公交车了。”
“喇叭花”有感而发：“凭良心讲，几个领导对你是真不错，特别是老宦，只是护着你，我们科室后勤的人都能看出来。”
“只能说是我用努力的工作，征得善良人的同情。”
“平时看你不声不响的，有点我行我素，和你熟悉了，倒觉得你好交往。关键时挺身而出，而且一出手，一鸣惊人，上海都传开了，说打手终于被打了，传得有声有色。”
“爱怎么传怎么传吧，反正我不是故意爱打架的人……一个女孩子，衣领被人抓牢，这样尴尬的场面，谁也看不下去的。”
“当时没想后果吗？”她问。
“事后后怕，要治罪也够格了。”
“不瞒你说，那女孩回到上海，特别的感激你，说你的工作让人太遗憾了，等你有份好工作，牛年马月啊……她想嫁个好人家，早点结婚。”
我还是有点伤感，点支烟吸了起来。“喇叭花”的一席话，还是打消了我很多日子的幻想，谁不想有个漂亮的女朋友呢。
那时，人们对性的话题讳莫如深，对性的知识几乎空白为零。结果便是无知、压抑、好奇和想入非非。在年轻人的心里，对于女人身体的神秘和性的渴望，犹如寻宝。
此时的“喇叭花”，红着脸，坐在板床边，交叉着双脚，两手扶着床沿，“你谈过恋爱吗？”她轻声问我。
我深吸一口烟，吐出个烟圈，“我连女人什么样都不知道。”看着眼前渐渐散开的烟雾，我回答。
“什么什么样？”她轻声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女人的身体……横的，竖的？除了想象，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低着头喃喃自语。
此刻，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咚咚”声响，气粗脖子细，感觉心脏快从嘴里蹦出来一样，又像地底滚烫的岩浆，涌动着向上奔突……
小屋里一阵沉默。
“……今晚，”我抬头看她，“能让我看看吗？”
酒精发挥了如此的神奇作用，让我从心底里冒出了这句话，像掀开锅的蒸汽，撩人心肺。
小屋出奇地静默，静得似乎能听见墙角蚂蚁的脚步声。“喇叭花”细细的嚅嚅声，“好啊。”她让我去外间，等准备好了叫我！
我轻轻地走到外间，轻轻地关上门，轻轻地推上木柱，站在屋子中间，等着“喇叭花”的召唤。返回屋内的那一刻，眼前一幕顿觉美轮美奂，映入眼里，心里，怜惜之情油然而起，燃烧的激情不再呼唤，沸腾的血液不再奔流。此刻，此情此景，一切的羁绊……被天然的属性，自然的本能，一扫而光。“喇叭花”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双手抓着枕头，紧紧地捂着自己的脸，双腿弯曲，脚跟搁在床沿上。神秘的异物，突然毫无遮拦地展现，尽收眼底，无法形容。她的胴体如此地细嫩、白净；她的身体、她的腿、脚趾，如此地纤细、匀称；还有她那桃花般的、淋浴着雨露、含苞待放的、我从未见过的，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神圣之物！
天地造物奇妙，神秘莫测，让人感激涕零。
我慢慢轻轻地坐下，坐在她的面前，伸手抚摸她的脚面、小腿、膝盖，她双腿往里拢着，我慢慢使劲地往外推着。她的身体慢慢地红着，延伸开来。她那急促起伏的胸脯，粉红粉红。紫红色的奶头突起，奇异至极！整个胴体红彤彤的，美妙绝伦！
“给我一次！”我像是在呼唤！
“给你一次。”她的声音沙哑。
撕心裂肺地跳动，全身的经脉汇成岩浆势不可挡地喷发。打在她的胸前、肚子和光滑的肌肤上。
“喇叭花”惊讶地看着我，撑开十指，不知所措。
我跪在床上，迷茫地，看着一动不动的她，嗫嚅着。人的本能，奇特的现象展现了！我喃喃自语，“再来一次！”她点头微笑。
“会出事吗？”我颤抖着小声问。
她抬了抬头，“我老朋友刚结束。”
“什么，刚结束……”
……
我伏在她身上，在她的帮助下，呻吟下，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交媾。
我跳下床，看着躺着一动不动的她，血顺着腿间慢慢渗出，我吓得双腿不停地抖，低头看到自己也有水彩般的血迹。我轻轻地拍拍她的脸，她侧过身来，痛楚交织着兴奋，“没事的，我还是处女。”
我不懂什么叫处女，处女就应该出血吗？
生活中，人类最隐私的部分，讳莫如深，人类肉体的组成部分更是遥不可及，我们只是朦朦胧胧，在似懂非懂中遐想着，寻找男女之爱，宣泄我们动物般的本能。有声名狼藉的，有锒铛入狱的，我是侥幸的。幸运的我……感谢我心目中的女神，给了我一次科教书般的体验。
一九七〇年夏日，空关了一段日子的造反派家隔壁，第二排西头顶端，挨着水龙头的两间，终于有人入住。
这户入住时，引起篱笆墙胡同的阿姨们小小的波动和议论。
这七口之家走进胡同时的队伍，拉得老长。装束和随身携带的行李像支逃离战场的难民队伍。
为首的男人高高壮壮，五十岁左右。背扛两只大大的被褥包裹，旁若无人，虎视眈眈地直奔两间空房，像是来前已摸清了底细。跟在他身后是大女儿，扶着弓着腰、咳嗽不止的母亲，再后是二女儿架着奶奶……三女儿拎着两袋米面……老四挎着装了瓶瓶罐罐的竹篮子，一根绳穿在上身后背的一口锅上。
所有家当，尽数在此。
母亲和汤阿姨、唐阿姨议论，“晚上怎么睡呢？”
此户的大女儿，长得尖嘴猴腮，一嘴参差不齐的牙外露，上下嘴唇合不拢。面色暗黄，母女二人极像，只是母亲更瘦，一看状态，有病。
二女儿结实，扶着奶奶走得稳稳当当。进了胡同，两眼东张西望，见了人还笑一下，点一下头，气色不错。第二天才发现是个跛脚姑娘，跛得很厉害。
原以为出身有问题，被扫来篱笆墙胡同。看着这户男人的状态，盛气凌人，不像是我们同类。而且，几个女孩也慢慢地趾高气扬起来。挨着水龙头方便，几个轮番占着，刷锅洗碗、洗衣服，一点没有谦让的意思，品相极差！也许是自己出身好的缘故，男女老幼概不尊重，全然不顾。甚至无故骂骂咧咧，没有家教，是个惹不起的家庭。
男主人姓曹，来了没几天，竟然戴着造反队的红袖章，进进出出地走了无数次。
原来，他是上海江湾地区一家机械制造厂的工人。“文革”开始后，他的问题严重，据说，造反队都不愿带他玩。后来，也是扩充实力，壮大队伍，给了他一块红袖章。
戴上袖章后，他竟回到江苏老家，将一家老小尽数带来上海。单位容不得，不知何故，被安排到篱笆墙胡同里来。
老母年事已高，经不得这番折腾，入住不过半年，大小便失禁，寒冬腊月天去世。
妻子本来有病在身，得的是肺病晚期，日夜咳嗽不断，成日成夜倚在墙角的棉絮上。没熬过来年春天，吐血离去。
家中从大到小的四个女儿既没工作，也不上学，靠父亲负担。
自从母亲去世，四个女儿，半夜总是哭喊。大夏天，家家开着门睡觉，唯有他家，大门紧闭。
我母亲和汤阿姨、唐阿姨总在一起交头接耳地嘀咕，连山东奶奶也加入其中。
山东奶奶捅破窗户纸，说：“他们家大女儿怀孕了！肚子用布勒着，脚肿！”
整个夏天，临近十月，他们家的大女儿闭门不见踪影。
忽然半夜里，只听他家的大女儿哭喊不止。母亲急急穿上衣服，冲到他们家门前，首先发难！
母亲厉声叫道：“老曹啊！你家到底怎么回事……别做老天见不得的事情！”
汤阿姨、唐阿姨、山东奶奶，站在母亲身旁。陈叔、“高爹”、麻脸站在她们身后。
“不要伤天害理啊！”
“天打五雷轰！”
“畜生！牲口！猪！”
任凭众人如何喊叫，大门紧闭，黑灯瞎火。
第二天，母亲和两个阿姨、山东奶奶一起去了派出所。还有麻脸夫妻俩，连长脚女人也瞻前顾后地跟着去了。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派出所的意思是：联合告状，要负责任，承担后果！
母亲带头签字。
此时，麻脸夫妻俩向派出所保证，说半夜两点前后，他们守着门缝张望，见老曹夹着一个小包裹，鬼鬼祟祟地开了门，走出胡同，大约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
长脚女人也说：“我也看见了。”
此后，派出所和单位联系，厂里派老曹到南京出差。前脚走，两个女儿被带到派出所盘问，晓之以理。
当天，在两个妹妹的催促下，大女儿和盘托出。
老曹南京出差，一去不返，被判四年。
后来，听居委会的干部悄悄告诉我母亲，因数月肚子上扎着布带，早产，夜里肚子痛得厉害，老曹自己动手接生，产下一死婴。正如麻脸夫妻所言，后半夜夹着死婴，跑到乡村，扔进河道。
后来，有心人给老曹的大女儿撮合了一门亲事。
男方心善，同意新娘带着三个妹妹一起过去。并表示，苦点没有关系，只要家庭和睦，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出嫁那天，母亲送了条毛毯。各家相扶，四个女儿哭哭啼啼，走出胡同。
在体校时，我学会了围棋和桥牌，后来跟“高爹”学会了象棋。军棋简单易学，类似于游戏类的娱乐，老少皆宜，适合不同人群，因此，最受社会大众的欢迎。闲暇之余，就地娱乐；怡情、消磨时光两相宜。
秋天来临，海边常刮风下雨。那天下午，老宦突然打着雨伞，出现在宿舍门前，笑眯眯地问我：“会下军棋吗？”
“军棋太简单了。”我奇怪地看着老宦，“没事组织比赛啊！”
老宦站在伞下，“李书记迷上军棋了，科室下个遍，没有对手，下午没事，急得直转！我说帮他去找个对手来，你能行？”老宦笑着试探着问。
我问身边的小俞：“你会吧？”
小俞瞪着眼，问：“你说呢？谁不会军棋啊！”
“这样，你先和李书记下一盘，赢了，我就不下了；输了，我再上，行吗？”
老宦忙插话，“他不行的，眼睛不好使，军棋看不住的，被人扛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小俞说：“眼睛不好，车不让去学。棋是自学的，看得一清二楚。”小俞有委曲求全的性格，他答应先和李书记下一盘。
我俩顶着雨，跟着老宦来到办公室。李书记一见，不屑一顾地笑着说：“我以为找谁呢，半天带来两个小毛猴。”
李书记的军棋走得不错，有点门道，小俞连着输了两局。李书记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这是要练早功的……啊，每天三四点起来练布局！简单吗？啊！”说完哈哈大笑。
我发觉李书记的工兵用得好，临到残局，三个工兵仍活跃在棋盘上。小俞的两盘棋，都输在李书记的工兵上，后悔不迭。
李书记眉飞色舞，“工兵飞得他眼花缭乱，近视眼，眼前全是工兵。”
轮到我坐下，李书记揶揄道：“让你一个师长？”
我笑着：“先平走，搭搭脉。”
小俞长得斯文，显得比我有学问，如今败在了李书记的手里。李书记更没把我放在眼里。第一盘，平局和棋。他是领导，欲擒故纵，要比单刀直入曲折、好看，何况科室的大小干部十多人围成一圈看热闹。老孔自告奋勇当裁判。
第二盘，下到残局，旗鼓相当，难分高下。李书记的司令被炸，军旗翻开，还剩军长、旅长、仨工兵，实力不凡。我是旅长、两个排长和一个工兵。旅长守在军旗上方的营里，两个排长左右挡在前方，犹如司令，李书记的棋不好走。我用排长权当司令挡他的军长和旅长，故意露出破绽，让他工兵飞了我右侧下方的地雷，上方营里的旅长吃他工兵，一排长在左侧，故意喃喃自语、摇头：“完了。”李书记果断地用军长吃我的旅长，他的判断是我的司令在左侧，顾不过来，慢一步。吃了旅长，大门洞开，军长有恃无恐，他笑了起来，“哪有小旅长挡军长的道！”
李书记笑得太早，第二局棋，我故意将司令埋在地雷下边。从一开始，便用一排长权当司令，狐假虎威。地雷被工兵一飞，军长吃了旅长，他万没想到，此时的军长已掉入万劫不复之地的陷阱。我不露声色地将司令和军长一摞，交给坐在一边的老孔，并抬头看着天花板，纹丝不动。老孔抓着棋，看着李书记笑。边上有手快的，抢过司令摊在桌上，大家惊奇，大笑不止。老孔看着半天不说话的李书记，“我们宿舍是有人才的。”李书记也忍不住笑了！他的军长躲了半天，躲来躲去，躲的是个排长，司令出现在最不该出现的地方。
“你头抬那么高干什么？上面有棋啊？”李书记忍不住笑地问。
“不敢看你。”我笑着回答。
李书记看着边上笑着的人们，“这小东西是厉害啊。”说着，想想，笑个不停。
李书记是个狠角色，会治人，曾经造过反。那个年代，他上上下下地又当了车队一把手。他和宦队长不同，不会和我接触。几年来，我和小俞被他压在最底层，和他不无关系。他是一把手，火气大，嘴大，阶级斗争观念强，他说了算，车队大小事务，他一人大权在握。
当他被出其不意地输了棋后，他不由自主地笑得那么情不自禁，毫无掩饰。我想，领导也好，成年人也好，都会在生活、工作中流露童真的一面。人该有的音容笑貌，还应该有。
我和小俞在工作上的不公正待遇，怨谁呢？向谁愤懑不平呢？只能无奈地面对潮流。
我出身不好，但并非不可造就，我们也有对前途追求的欲望和期待。
成就这种欲望是需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句名言，“最强有力的人物，也不能强大到永远做主宰。”车队的“猪头”不是吗？连队的李书记哪天也是！
社会现象让我麻木、疲惫，像是被现实这把钝刀给阉割了。然而当你麻木不仁，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惊喜又会突然地从天而降。
老宦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我去上海学医。
他慢条斯理地说：“机会来了，有七个名额，每个车队抽调一个青年，先去铁路医院学习两年，再回厂部医务室当医生。我和老李商量，他去上海开会，临走时，特意关照你，不要火气大。”
这个如雷轰顶的消息，并没有激起我的渴望，我心不在焉地问老宦，“那……小俞呢？”
“以后总是有机会的嘛，你先管好自己！”
我万分地感激队长和书记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回到宿舍，小俞沮丧地问我：“是不是要走了？”
我仅点点头，没有回答小俞的问话。此时他的心情我最能体会，当机会一次一次地降临不到自己头上时，只能无语地默默忍受。
半晌，小俞自言自语：“妈的，眼睛不好，号号脉，开个方子都不行吗？”小俞没有父亲，真不知是眼睛不好，还是出身不好。
那晚，老孔没再要求我讲故事，大家你一句，他一句的祝贺。老周笑着说：“以后回上海，有事开个病假没有问题了。”
我辗转反侧，没有睡好。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办公室。办公室里，李书记和宦队长听着我说的话，老宦只顾低头抽他的水烟，李书记突地站起身来，“这不是你说了算的，害你啊？这么随便，你哪有这个权利，啊？你回宿舍去！”
回到宿舍，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小俞，“我说了不去，让你去。”
小俞惊讶地看着我。
下午，洪医生和“喇叭花”把我叫到医务室，两人喋喋不休地你一句、他一句地轮番责怪我。
我很清楚，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我干不好。我心里烦躁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正如洪医生所说：“别人做梦也想不出来的，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弃啦？以后怎么办啊。”
这一页，算是被自己翻过去了。是福是祸我不知道，但我不后悔。
小俞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他在海堤上坐了很久。杭州湾的海水轻轻地拍打着海堤发出“哗哗”的节奏，星星点缀着夜空直到远处的海平面，月亮在眼前。
小俞告诉我，“他父亲是名工厂的消防员，被打成反革命，不服，自杀了。”
我说：“去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连着两天，半夜一点，被派出所敲门查户口。尼克松访华，跟我家户口有关系吗？”
在海堤上站起身来，小俞紧紧地拥抱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