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懿陆
郑和是中华民族史上众星灿烂的杰出人物之一，是世界航海史中最杰出的航海家。他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项伟大事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识。
一、郑和是什么地方的人？
（一）文献记载中的郑和
文献记载，郑和是明代人，要探索他的历史，首要证据自然是《明史》。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从相关资料知道，1679年7月2日，清朝开始修撰《明史》，专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的历史。《明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从寥寥数语当中，我们仅仅只是知道郑和是云南人。但是，郑和是云南什么地方的人，从小生活状况如何，在什么情况下因为什么原因到了南京，成为太监，我们就无法确切地知道了。
（二）学者研究中的郑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清末西南边疆危机中心问题之一的“片马事件”发生后，云贵总督李经羲派李根源率队赴片马查勘。李根源一行人在滇西边陲勘查半年有余，提出片马防务三策，并“著有图略，附注百二十有六幅，图目一卷”，每帧绘图均根据方志等文献详加批注，此即《滇西兵要界务图注》。该书是构建大西南国防体系的重要参鉴文本，是首部近代军事意义上的西南边防著作，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资政性的特点，对巩固边防和开发边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及资政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根源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其中两卷中注明郑和是镇南州人，足见李根源对郑和其人其事的关注和崇敬。
事后116年，也就是在2015年7月11日，我担任副会长的云南当地文学研究会因协办组织撰写《郑和与南华》一书事宜，受到县文联之邀到了南华。采风当中，在鹦鹉山公园左手边一环形的水榭楼台之水上亭子，看到树着一通高1.75米、宽0.7米的石碑，其碑文右竖镌刻：“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正中竖刻：“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左落款为：“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各属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石”。落款表明：此碑由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民国元老、辛亥革命先驱、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根源所立。其中落款为黄帝纪年，具体时间为公元1911年农历十月。可知碑刻在片马事件之后所立。像这样相同的“郑和故里碑”，李根源在南华一共刻了3块。一块立于镇南州城西门外，一块立于州城东门外，另一块则刻在茶马古道路边的石崖上。看了有关碑刻，知道李根源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认为郑和故里在南华。南华县文联主席李天永等在《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一文中认为：李根源“一定是听到了有关郑和在镇南州的‘民间传说’，并调查访问过镇南西街上的郑和养父后裔得出了正确判断。学术界人士一般认为李根源寻访记录下来的史料严谨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或民间人士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临现场考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直到把事情弄清楚为止。镇南的‘郑和故里碑’应该就是李根源反复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并非是过早下定论的轻率之举。”
（三）考古证据中的郑和
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南岸昆阳郑和公园内，立有一块郑和父亲马哈只的明代墓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碑文如下：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赒给，未尝有倦容。
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勋，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
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
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时，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以上墓碑中的“哈只”，又译哈吉、哈哲，是给予曾经前往阿拉伯天方朝圣者，也就是完成五功（证信、礼拜、天课、斋戒和朝觐）之伊斯兰教徒的尊称。其词阿拉伯语原意为“巡礼人”“朝圣者”。这块墓碑碑文令人奇怪的是，郑和对其父亲的名字没有具体说明，语焉不详，仅以“哈只”统称，说明其父到过麦加圣地朝圣。而对其祖父的名字，反倒说得很明白，称之“拜颜”。字里行间，似含隐情，给研究者留下了无限思考的空间。
据说，马哈只墓碑是20世纪初被云南石屏县袁嘉谷先生发现的。他听人说起，云南昆阳和代村有一块郑和父亲的墓碑。1911年，袁嘉谷专程到云南昆阳县寻访。果然，在云南昆阳月山西坡上，袁嘉谷先生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碑。这就是著名的“故马公墓志铭”。通过袁嘉谷先生根据碑文写出的《昆阳马哈只碑跋》知道：郑和出生于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宝山乡和代村。马哈只墓平面呈长方形，墓前树有3块石碑，中间一块高1.6米，宽0.93米，厚0.15米。墓碑上刻有“故马公墓志铭”六字，碑文上刻写着郑和家世。
“故马公墓志铭”碑文共有14行。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看到的这块墓碑，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前，请与之私交甚厚的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写的。碑文撰成后，郑和托人带回故乡云南晋宁昆阳镌刻，并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重阳日隆重立碑。碑文注明刻写时间为永乐三年（1405年），记述了马哈只的先人家世、生卒年月、生平情况、家庭子女，还介绍了郑和的情况。从墓碑碑文记载及《元史》《郑氏家谱首序》等史籍资料，才使人们对郑和家世有所知晓和了解。所以，这块墓碑具有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四）我的思考
从以上情况来看，李根源刻写的“郑和故里碑”时间在1911年农历十月，而在晋宁发现的“故马公墓志铭”刻写时间在1405年，较之前碑早了506年，属于同一时代人记同一时代事的碑刻，显然是相当准确的。从这个时间来看，云南省晋宁县是郑和的出生地，其证据确凿无疑，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但是，郑和祖上姓马，而其姓氏为何为郑，而且，从其出生直至被掳到南京之前，是否一直生活在晋宁，李根源的研究有没有道理，这些情况在文献当中都没有记载，仅仅依靠一块“郑和故里碑”来说明问题，为什么会引出来我的这次南华之行？南华县到底和大航海家郑和有没有关系？郑和若是“事今天子”得以“赐姓郑”，而为什么不“赐姓朱”；再者，《明史》《明实录》为何没有“事今天子，赐姓郑”的记载？特别是为“故马公墓志铭”撰文的“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当年亦即遭到永乐皇帝降职使用，导致其从“礼部尚书”降为“礼部郎中”。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李至刚在写“故马公墓志铭”的当年，从教育部长一类的官员降为一个司局级的干部，这是为什么？
所有这一切，促使我深入开展了郑和是否“天子赐姓”的研究。
二、郑和为什么姓郑？
（一）因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而赐“郑”无据
“故马公墓志铭”有“事今天子，赐姓郑”的记载，而《明史》《明实录》当中却没有具体记录。于是，人们对于郑和姓“马”而改“郑”的原因，就多了很多猜测的因素。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名马三保。传说在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1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对此，1942年左右编纂的《镇南县志》，载有邑人郭荫超《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一文称：郑和“昆阳人耶？抑镇南人耶？以吾考之，则二说皆是也。盖和初本昆阳马姓回，其祖、若父曾朝天方以归，均称哈只（见永乐三年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和父墓志）。然则闻和幼时流落，为镇南郑姓所得，养以为子，遂袭其姓，故名郑和。而李撰之墓志乃曰‘天子赐郑姓’。考之古史，凡天子赐姓，必以国姓，如汉高祖之赐项伯姓刘，唐太宗之赐徐勣姓李，即其明证，绝无赐以他姓之理。意当日，和既贵显，不便更正。而李至刚为其本生父作墓志，亦不便言为郑姓养子之事，故以‘赐姓言’讳之也……至李总长印泉复考定为镇南人，必有明证。”
我的观点认为，郭荫超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故马公墓志铭”被发现之前，也就是袁嘉谷先生未看到也就无从考证出郑和是“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宝山乡和代村人”之前，李根源先生就已经在《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当中记载郑和为“镇南人”；其后在袁嘉谷先生发现“故马公墓志铭”之年，勒石刻写了“郑和公故里”碑。可见他听到的就是郑和幼年生活在南华的传闻轶事，所以言之凿凿，有根有据。
至于说到“马姓不能登三宝殿”，那是没有依据的。明朝开国皇帝也就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父亲朱元璋一生挚爱马皇后，并与其有过同堂论政的事实。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只有是马皇后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才拥护。朱棣不是马皇后的亲儿子，所以经过权衡，朱元璋做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立16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这让朱棣十分窝火，很不服气。一次，他用手拍拍皇长孙朱允炆的背，讥讽地说：“没想到我侄儿还能有今天的荣耀啊！”这一情景，恰好被朱元璋看见，厉声责问朱棣：“怎敢对皇长孙如此无礼？”朱允炆急忙打圆场，才没让朱棣十分难堪。朱棣发动战争，将朱允炆赶下台取而代之。为抹杀篡权的形象，防止天下人心不稳，朱棣拼命说谎，证明自己就是马皇后的亲儿子。指“马”为母，万不得已……因为只有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才会拥护。事实说明，永乐皇帝在拼命向天下表白自己是马氏的嫡系地位，怎么可能做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这样不尊而有悖父命的表白呢！
显然，因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而赐“郑”的传说经不起推敲，没有依据。
（二）马三保因为流落南华为郑姓人家收养改姓可信
1999年2月15日，杨甫旺在《云南日报》发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中说：郑和是什么原因什么时间流落到镇南的呢？杨甫旺考证说：“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9月，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统兵30万远征云南。12月24日，明军攻克昆明。当时，郑和的祖父及父亲，都是被授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即昆阳侯）的元朝地方统治者，理所当然受到明军的攻击。明军进攻昆明，郑和随父外逃。不久，其父病逝，为逃避明军的追捕，郑和离开昆阳西逃，到了镇南。”
李天永、普显宏在《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中认为：1382年3月，蓝玉、沐英率军经楚雄进攻大理，在镇南掳走了郑和。1383年（洪武十六年），傅友德、蓝玉班师回京，将郑和带到了南京。郑和被掳，在镇南不在昆阳，李根源“郑和故里碑”言之凿凿。镇南当之无愧是航海家“郑和故里”！按一般常识，姑娘不论出生于何处，出嫁地才是其娘家。镇南就是郑和进京（南京）前的故里。但现在宣传的“郑和故里”却不在我们南华，而是在滇池畔的晋宁县昆阳。众多的云南人并不知道李根源在镇南立有三块“郑和故里碑”，以及郑和四五岁到十一岁这段时间，就生活在我们镇南的这段史实。
时任楚雄州政协副主席、楚雄师院教授马旷源在《幽闲鼓吹》一书中的《郑和故里》一文有如此记载：“知道南华是郑和故里并保有李根源的亲笔题字碑，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也曾亲自踏访。但因省内刻意炒作昆阳郑和故里，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云南省回族研究会会长的高发元先生与我相约：暂不宣传南华，全力打造昆阳。为大局计，我沉默经年……”看来，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
20世纪90年代初，楚雄州志办杨春茂先生，在《楚雄方志通讯》即现在的《楚州今古》上发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据说民国初年，郑和养父后裔郑氏三兄妹，住镇南县西街，长兄郑开寿，曾任寻甸公安局长；次兄郑开甲因入赘改姓飞，次子又还宗改郑，名郑文恒；三妹郑三丫出嫁大理凤仪。”原南华县志办主任、《南华县志》主编李文臻通过调查研究，写了《郑和为什么姓郑》一文，发表在1995年12月《南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李文臻在文中记录了一段刘炳厚老人的回忆：“据南华第一个留日学者刘德榜的侄子刘炳厚（当时约70岁）回忆，在民国初年，郑和养父的后裔居住在镇南城内（现南华县城）西街，有三兄妹，长子叫郑开寿，民国初期曾任寻甸公安局长；次子郑开甲，入赘大罗邑村飞姓，改名飞正昌；第三个是妺妹郑三丫，嫁到凤仪，1984年路经南华探望过亲戚刘恩贤，如果健在，也是80多近90岁的人了……”
杨春茂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有载：“晋宁郑和纪念馆的徐克明同志也给我寄来了一本《郑和家谱汇编》。‘汇编’中提到有几个留待进一步探讨和考证的问题，其中就有‘郑和从幼年到靖难以前的这段历史资料奇缺，是一段很大的历史空白’。‘由于郑和幼年离家，对父亲的真实姓名早已淡忘，只能凭印象随人称他父亲马哈只’‘碑文上又为何有改字痕迹？’‘哈只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十九岁，这时马和（郑和原名）年方十一岁，已经离家。’这些疑问，恰恰是郑和流落镇南的那段历史，其时间与郑和的年岁基本与镇南说相符。”
总体说来，马三保因为流落南华为郑姓收养改姓郑是可信的。一个简单的道理，从马三保改为郑和，既可掩饰前朝官员之后的隐情，保护自己，又可回报养父的养育之恩，这个传说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关键是其姓由来却又与“故马公墓志铭”的郑和姓氏由来有悖。要解决这个历史上的悬案，必须从研究碑铭撰写者“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的身世着手。
三、李至刚伪造了郑和姓氏由来罹罪降职
（一）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记载
对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记载，最可靠的记录就是《明史》和《明实录》。
《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南京下关“静海寺碑”云：“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
同样的记载还有：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明义等”。以后，郑和继续出使西洋，在永乐五年回家不久即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回国。
郑和第三次奉命出使，是在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其家属”。关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剌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年），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腊贼首苏干剌等于行在”。
第五次是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明成祖的赏劳。
第六次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腊、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为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年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年）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在归国途中的古里病逝。七月船队回国，宣宗赐葬南京。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在以上郑和出使西洋的远征中，与郑和姓氏为何从马而郑密切相关的，是永乐三年的第一次。因为在这一年，文献记载已出现“郑和”的文字，且郑和已升为内官监太监，请来大学士礼部尚书李至刚撰写了父亲的墓志铭。时逢第一次下西洋前夕，郑和只得将碑文寄回云南昆阳镌凿于石，立在父亲墓前。李至刚认为郑和姓氏从马而郑，乃是“事今天子，赐姓郑”。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李至刚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从礼部尚书位置上，被降职到了礼部郎中位置上。这个位置的转换，笔者认为与李至刚伪造郑和姓氏由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李至刚何许人也？
1.郑和与李至刚是莫逆之交
距今611年前，也就是在首次下西洋的前一年，郑和还干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奉旨东使日本，册封授印源道义（即足利义满，1358—1408年）为“日本国王”，以要求日本政府剿擒倭寇为承诺条件，重订《勘合文簿》，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郑和是奉旨去东洋寻获明成祖朱棣的心腹大患建文帝的踪迹。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叙述及当代学者潘群教授等的考证，郑和出使日本的航线是这样的：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发船，经吴淞口、宝山、茶山、大七山、小七山至滩山，再经霍山、茅山至升罗屿，取崎头山，过双屿港，过孝顺洋、乱礁洋，就到了宁波附近。其后郑和使团又从宁波附近的韭山出海，横渡东海，直至日本港口野顾山（即屋久岛），然后再经兵库县，到达京都。这条路线，提到了宁波，但只是经过镇海、舟山一带的宁波海域。近年来，不少专家认定，当年郑和是从宁波桃花渡去的东洋。理由是：当年建文帝就是从桃花渡出发遁海的。而李至刚，就是浙江宁海人，其老家就在如今的宁波城关竹口李和洋村。郑和从李至刚家乡港口出使东洋，自然就与同僚李至刚成为莫逆之交。而李至刚为明朝洪武、建文、永乐和洪熙四朝重臣，官至礼部尚书，曾参与重修《太祖实录》，首发提议迁都北京，力主郑和下西洋，裁定《永乐大典》部分书稿等。其为郑和撰写《故马公墓志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明代推行严酷的《大明律》
朱元璋推行的《大明律》，比《唐律》还严酷。如《唐律》已经废除了古代墨、劓、非、宫、大辟等肉刑，代以笞、杖、徒、流、死。而《大明律》不仅恢复了大辟、凌迟、枭首、刺字、阉割、枷号等酷刑，而且还滥用死刑。在朱棣时代，大酷吏陈瑛、纪纲先后用事，于是他们发挥自身特长，掀起血雨腥风。陈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有他为朱棣分忧，“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朱棣让他负责胡闰之狱，于是陈瑛的卖力导致了“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冤狱之惨不仅让“两列御史皆掩泣”，连这个酷吏自己也“色惨”，不过他并非良心发现，而是为自己找出了制造冤狱的借口“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而纪纲不仅“构陷大贾数十百家，罄其资乃已”，居然还能“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明朝名臣解缙就是在朱棣暗示之下，被纪纲命人将其埋入雪中活活闷死。
3.李至刚与解缙、郑赐的恩怨
（1）解缙（1369—1415年）与杨慎、徐渭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洪武二年十一月初七日（1369年12月6日），解缙出生在吉水鉴湖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洪武二十一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至永乐五年二月任内阁首辅（1402—1407年）。根据《明史》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以“洩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贬为广西参议，“既行，礼部郎中李至刚言缙怨望，改交趾（今越南），命督饷化州”。永乐八年（1410年）他奔赴京城，私下谒见太子。事被高煦发觉，说他私觐东宫，必有阴谋。明成祖非常生气，将他逮捕下狱。他在狱中被关了5年，一次锦衣卫上报囚犯名册，成祖见了解缙的名字，问道：“解缙还在吗？”稍露怜惜之意。高煦得知此事，害怕成祖重新起用解缙，于是密令用酒灌醉他，而后拖到积雪中活活闷死。时为永乐十三年（1415年），解缙年仅47岁。
解缙为什么“为李至刚所构陷”，而李至刚到底与解缙有什么恩怨，导致在解缙落难被贬广西时，李至刚还要对其落井下石，使之从广西再改贬“交趾”，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而其时李至刚官阶已经不是《故马公墓志铭》所言的“礼部尚书”，而只是“礼部郎中”了。从这个事实来看，李至刚被降职使用，可能与李至刚趋炎附势的人品有关系。
根据《明史》记载，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古今列女传》。书成，赐银币。永乐二年，皇太子立，进缙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在此之前，“方缙居翰林时，内官张兴恃宠笞人左顺门门外，缙叱之，兴敛手退。帝尝书廷臣名，命缙各疏其短长。缙言：‘蹇以天资厚重，中无定见。夏原吉有德量，不远小人。刘俊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确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宋礼戆直而苛，人怨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簿书之才，驵侩之心。’”议论朝中同事长短，乃是大忌。但解缙刚正不阿，如数家珍一一从容道来，岂不是得罪于人？其中说“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直接道出李至刚的品行非常不好，解缙认为李至刚虽然有才，却是一个趋炎附势之人，当然会引起李至刚的不满，解缙落难之时，被李至刚踩上一脚，那是必然之事。
（2）郑赐，字彦嘉，建宁人。根据《明史·列传第三十九》记载，郑赐为洪武十八年进士。在以上解缙回答永乐帝针对同事才华、人品基本看法的记载中，解缙认为“郑赐”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没有多少才华。但是，这个“可谓君子，颇短于才”的郑赐，却在永乐“三年秋，代李至刚为礼部尚书”。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呢？看了《故马公墓志铭》，我们知道李至刚时在端午之夏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而时隔数月，到了秋天，其职务就被郑赐取代。短短数月，李至刚从一个礼部尚书，降为礼部郎中。而且，这个“礼部郎中”的官衔出现在解缙被贬职的“永乐五年（1407年）”，距离李至刚从“礼部尚书”被郑赐接替的永乐三年（1405年）有两年的时间。这就说明，李至刚从“礼部尚书”降到“礼部郎中”已经两年了还没有升职，更不用说恢复到“礼部尚书”的原职上了。而且，直至以后李至刚没有再升上去，因为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礼部尚书。
李至刚在撰写《故马公墓志铭》当年被严重处分降职，笔者认为与其在《故马公墓志铭》中的造假有关系。
（三）《故马公墓志铭》中的造假事实
《故马公墓志铭》中的造假事实，体现在马哈只留下的一连串谜题中。
明初永乐三年，郑和带来的《故马公墓志铭》手稿经过镌石以后，一直立于马哈只墓前。明朝后期，世居昆阳的郑和后裔因怕墓志铭遭损，遂将其埋于马哈只墓前。此后，《故马公墓志铭》荒诸乱丘，无人问津。清朝末年，此碑又被发现，并立之于原地墓前。
按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体裁定制，墓志铭被分为“志”和“铭”两大部分。其中，“志”多为散文体，涵盖了逝者姓名、籍贯、生平事迹等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铭”则多为韵文体，对死者歌功颂德和悼念追思是其固定的内容要求。奇怪的是，《故马公墓志铭》这一篇出自堂堂礼部尚书、大学士之手的墓志铭，其内容与形式却与这一最简单的标准出入巨大，其字里行间，似有难言之隐。
比如说，与墓主“马公”关系较远的“祖”都能列出大名“拜颜”，为何最基本、最重要、最不应该忽略的墓主本人及与其关系较近的“父”的名字却不明言，仅以如外人般尊称的“哈只”来代替，按照封建礼仪和墓志这一部分的要求来看，岂非不敬？其次，既然碑文中说郑父“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那么就说明其是一个体质极好的人，但为何却于39岁的盛年去世，而去世时间又恰值明军攻克昆明，元梁王宗室数百人退往其所在地昆阳州自杀后不久，并且死因也没有按常规提一提，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再者，为何“马公”去世之年有年号“洪武”，生却没有年号，难道这也是大学士的偶然疏忽？此外，铭文部分按常规应概括死者功德业绩，并寄予哀思，可为何只有“德”而无“绩”，难道就因其是“民庶”所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升在一篇名为《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的文章里对马哈只墓碑背后隐藏着的信息提出了疑问。
经过研究，李清升认为，并非是大学士李至刚写不好墓志铭，而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在碑文中不能暴露郑和父亲的名字、真实身份等有关详情。“其实，在《马氏家乘》等赛氏族谱中频频出现的赛典赤五世孙、被元廷封为滇阳侯的元臣米里金便是郑和之父。其去世时仅39岁，正是明军攻克昆明，挺进当时的昆阳州之际。”
李清升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在碑文中不能暴露郑和父亲的名字、真实身份等有关详情”的疑问，可以从李根源在南华留下的“郑和故里碑”和有关郑和流落南华的传说来得到解答。“为何‘马公’去世之年有年号‘洪武’，生却没有年号”，那是郑和年龄尚小就离家流落南华，而不知其生父出生年号；而“忽略的墓主本人及与其关系较近的‘父’的名字却不明言，仅以如外人般尊称的‘哈只’来代替”，乃是因为郑和有养父而不愿抛弃养育之情而不书。所以，善于趋炎附势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郑和受到明成祖重视的时候，就擅自将郑和姓氏改为“事今天子，赐姓郑”了。这是明显的造假行为，也是欺君之罪。当然就遭到举报。李至刚在撰写《故马公墓志铭》数月后，随即被从“礼部尚书”降职“礼部郎中”，显然可能就是其在《故马公墓志铭》中的造假行为所致。其揭发举报之人，极有可能就是解缙。所以，在解缙遭到贬职广西之时，“既行，礼部郎中李至刚言缙怨望，改交趾（今越南），命督饷化州”。从这个事实看，解缙因为泄露考场试题而被贬职流放；李至刚因为编造郑和姓氏由来被处分降职，应该不是虚言。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大致有这样的猜想和推理：品行不端的李至刚官为礼部尚书时，喜欢戏谑同僚或下属。同僚中有郑赐者，而郑赐音同“朕赐”，平时则有郑赐、“朕赐”，郑姓乃是“天子之赐”的玩笑。等到李至刚遇到郑和托付其撰写《故马公墓志铭》的重任时，恰巧涉及郑和父亲的名字、真实身份，而又不能大逆不道地忘却养父的恩情，所以，郑和在“碑文中不能暴露郑和父亲的名字”，而其姓氏也就被李至刚妙笔生花、性情所至地改为“事今天子，赐姓郑”，这样的结果导致李至刚遭到报应，就在撰写《故马公墓志铭》之后数月，就遭到了降级的严重处分。而接替李至刚职务者，就是平时“‘朕赐’，郑姓乃是‘天子之赐’”这个大玩笑的被戏谑者郑赐。
从明朝历任的礼部尚书排列表看，郑赐就是名列在李至刚之后的礼部尚书。当时的礼部相当于中央宣传部兼外交、教育、文化部。而尚书相当于国务院分管外交、教育、文化的国务委员。还有这样的解释：礼部尚书是中国古代官名，是在六部中礼部的最高级长官，相当于今日的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雅称大宗伯。礼部尚书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清代为从一品。而在明代，礼部设尚书一人，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为郑和撰写《故马公墓志铭》的李至刚，当年从正二品降为正三品，显然可能就是因为在《故马公墓志铭》中为郑和姓氏出处造假，以为天高皇帝远，无人知道，但是仍然还是遭到举报，导致李至刚在数月后就被处分降职。笔者的这个猜想，可以作为李至刚在《故马公墓志铭》有过为郑和姓氏来源造假行为的结论。因为我们在文献典籍当中寻找不到李至刚为什么从一个礼部尚书数月内降为礼部郎中的理由和依据。或许有人要问，这不是猜测吗？但是，这样的猜测有依据，有可能，还有具体文献参考，经过综合梳理分析之后，还可以得出结论。否则，怎么合理地解释李至刚在撰写《故马公墓志铭》数月之后被降职处分的事实？
由此可见，李根源在南华留下的“郑和故里碑”和有关郑和流落南华的传说参照史料分析，是有其真实性和合理性的。郑和之父亡故后，曾经在4～10岁之间或因逃离昆明的原因，或是其父未亡前到南华有过托孤，总之，这段时间郑和流落在南华，而被一郑姓人家收养而改郑姓。其后被明军掳至南京，在燕王麾下担任太监。因为要保护自己，避免暴露自己为前朝命官的后裔，同时也要报答养父、养祖父的养育之恩，当时使用的应该就是郑和之姓名。
为了不暴露父亲是前元官员的事实，以免自己遭到不测，我想，从郑和生活在南华到被押解到南京燕王麾下，进入宫廷之前，其所使用的名字，可能就是郑和，而非马和或马三保。据此，李根源在南华留下的“郑和故里碑”和有关郑和流落南华的传说属实，不是虚拟的故事。
2015年7月12日星期日草成
原载2015年7月17日《云南经济日报》（学术争鸣）
（作者为史前文明研究学者、研究员，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