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一生最大的痛点不是李元昊，更不是内部的叛乱，而是他没有儿子。庞大的文官集团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在他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怎样为他立了一个太子。
做得最精彩的是司马光。
隆重介绍，司马光登场。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人，生于宋天禧三年（1019年）。因为出生时他父亲司马池正在光州光县做县令，所以取名为“光”。嗯，只是不知为何不叫司马光光。此人出名极早，成名之后着重宣传的是他7岁时就能给家里人讲《左氏春秋》，为他之后成为大历史学家作了铺垫。不过谁都知道，他小时候真正名闻天下的是另一件事。
司马光砸缸。
俗话说“3岁看到老”，从这件事里完全可以看出这人的素质，勇于决断，不顾一切地实施。这些都是真的，在他此后近70年的生命里，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对象是一只缸，还是一个国家。
奇妙的是，这样一个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都隐藏得非常好，让人看到的一面是温文尔雅、知书达礼、非礼勿做的一位圣贤，而不是本应比唐介还要凶狠凌厉的官场屠夫。之所以会这样，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当时北宋所有的人都瞎了；二是司马光本人的官场功夫实在到家，一边凶狠，一边让所有人敬爱。大家想，会是哪个原因呢？
说到这里，貌似我有点唐突圣贤，与中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司马光大师的形象严重不符。到底怎样，还是让事实说话。世事纷繁杂乱，透过层层迷雾，我们会发现，整个立太子事件，就是司马光以外地官员进入京师官场的一场完美上位秀。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司马光还在西北的并州做通判。之所以离京都那么远，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仕途历程。
司马光考中进士时才20岁，国家非常重视他，留在京城里做奉礼郎。这是殊荣，可他没有接受，主动要求到边远的南方去，理由很动人，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在杭州做官。
他的起步和包拯一样，化忠为孝，感天动地，一直在苏州做判官，直到父亲去世。守孝结束后，他回到京城任职。不过很快又出去了，展现了他为人的另一面。
绝对、完全、毫无保留地忠于领导。注意，这个领导，并不是孔夫子教导我们的那位独一无二的皇帝，而是当时的独相庞籍。
历史没有记载他们是怎样一见倾心的，司马光从此对庞籍像父亲一样地爱戴和尊敬。这不是乱讲，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最重要的两点就是：
第一，庞籍在狄青升官事件中被梁适搞倒之后，调离京城到西北当官。司马光的选择是放弃国家安排给他的正规工作，跟着老领导下放改造。就这样，他来到并州当通判。
第二，庞籍在西北继续倒霉，他像老朋友范仲淹那样继续向西夏纵深处修堡垒。这就是罪过，和平时期了，你为什么还要一再生事呢？而和平的表现，就是西夏小皇帝在妈妈和舅舅的英明领导下，隔三岔五地向宋朝边境出兵，虽说没有大胜利，可小便宜一定要经常占。
修堡垒，加上临敌小败，庞籍被一贬再贬，直到病死。这期间，司马光牢牢地站在领导身边，曾经三次上书声明庞籍的过错里有他一份，请把处罚分过来一半。
最动人的是庞籍死后，他穿上最正式的衣服，请庞夫人到大堂上，像母亲一样接受他的跪拜。对庞籍的儿子，就像自己的亲弟弟（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这在当时获得了所有人的称赞，以及后世的敬仰。
只是很奇怪，庞籍之死，官方派专人治丧，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每一样都是生荣死哀，人家生前是正牌子宰相，为何弄得好像家人无依无靠，如果没有司马光的照顾就会流落街头，惨不忍睹的样子？
当然，这只是第一印象。我们可以往好处讲，就是领导死了，家里虽然安康，但是他对领导的爱，绝不会人走茶凉，做人要厚道，永远追随领导！
对领导的亲人，比活着时还要尊敬和亲切……包括“抚”其子如昆弟。抚除了抚育、抚养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啊。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一个在官场中超级值钱的头衔，以后他写信给别人时，可以这样落款——“你的忠实的司马光”。
范镇写第一篇请立太子的奏章时，司马光在边远的并州第一时间响应。但注意，他不是接着写第二篇奏章，与范镇站在一起，而是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里说，这是件真正的大事，除非不说，说了就要坚持到底。“愿公以死争之。”
石油大鳄洛克菲勒先生当年有句名言：“打前锋的赚不到钱。”他也是这么做的，在所有美国人一窝蜂地往新发现的油田边冲，想抢个新鲜，淘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他按兵不动。直到石油由于过度开采，需求量却没那么大，变得比白菜还便宜时他才冲进去，用极低的价格，不仅把油田盘下来，还把各种开采工具、运输设备都搞到了手。
这才是做事的本事。
千年之前的司马光，在发迹史上与这位大鳄不谋而合。直到范镇的头发变白了之后，司马光才开始行动。最初是非常小心的，他以自己的名义写奏章，同样建议立太子，措辞很小心，这让他抢到了立太子事件的排名位置，可一点都不显山露水。这时，命运也开始眷顾他，开封城里的顶级官场重新洗牌了。
战无不胜、意气风发的大宰相文彦博终于下台，他在为之前的强硬埋单，接替他的是枢密使韩琦。韩相公从这时起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强硬得比文彦博还要强硬，温文得仅次于另一位宰相富弼，一位真正适应官场的特殊动物诞生了。
司马光被调回京城，担任了一个绝妙的职务——修起居注。这是比馆阁学士们更能接近皇帝的差使，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皇帝写日记，可以最大限度地了解皇帝的每一个举动。这样的好处，就是司马光能第一时间掌握皇帝的心理动态。
比如说，在什么时候跟皇帝说什么话。
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是仁宗的悲伤日。出生仅仅61天的皇十三女死了，就像是天地神灵跟仁宗开的大玩笑。
他想有儿子，为生出个儿子想尽了一切办法，同时也有了效果。两年内，后宫生了四个……女儿。这简直让人欲哭无泪，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哪怕有一个是儿子也好，皇宫内院特意建了一座潜龙宫给未来的皇子住。为什么老天就是不开眼？
关于这一点，实在应该给仁宗正名。不是他无能，是他敌不过时代的命运。常年阅读宋史，每每掩卷沉思，有时我不禁这样想：如果仁宗有自己的儿子，那么让后来的英宗怎样上位？没有英宗的早死，哪来神宗年轻气盛时的改革？如果神宗活得长些，怎会让改革有头无尾？那样哲宗就不会10岁即位，什么事都不懂，被奶奶夺权……再后来天翻地覆，等到他亲政时再把奶奶那一套改过来，然后再早死，才能轮到精彩绝伦、异想天开的赵佶登场。
那时中原陆沉，神州板荡，试问这样的结局都跟仁宗有没有亲生儿子有关吗？
不，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尽管最难受的人肯定是他自己。
这时仁宗已在悲痛中难过得很多天不说话了，就像要再次犯病的样子。司马光就挑在这个他心灵极其脆弱的时刻，写了一道新的奏章。
他没像范镇、包拯、唐介那样简单粗暴地要求皇上立太子，而是说，臣不敢奢望陛下立即就选出东宫太子，只恳请您在宗室之内选出一位聪明仁孝的好孩子，先立为养子，与其他的宗室子弟稍有区别，好好培养。让天下人知道您心有所属，民心官场都会安定。等到他日太子出生，这位养子就可以退归藩邸，只当是为国家培养了一位好臣子。何乐而不为呢？
当天，司马光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皇帝。只见仁宗拿着奏章看了许久，仍然面无表情，像是和往常一样沉默，躲进自己悲哀的心情里，谁也不理。但是他突然说话了。
“难道非得选宗室子弟入嗣吗？”没等司马光回答，他又喃喃自语，“这是忠臣之言啊！一般人是不敢提的。”
“臣提出此议，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司马光如是说。他平静地顺着皇上的话，把中心议题悄悄地往实施上推。
果然，仁宗说：“这有什么害处？选宗室为皇嗣，古已有之，你把奏章交给中书吧。”
从来没有过的大进展！换一个人，心脏肯定会剧烈地狂跳起来，奏章由皇帝的命令传达到中书省，那就是命令宰相们实施了！可这时的司马光，他立即拒绝了。
“请陛下自喻中书宰相。”说着，就请辞告退了。
搞什么，是不是疯了？好不容易皇帝亲口答应，居然就这样轻飘飘地放过去了！但是别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没有到揭谜底的时候。当天司马光的演出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演出才刚刚开始。
他从皇宫出来，直接走进中书省，向宰相们汇报工作，具体内容是皇上的健康。近几年仁宗一向龙体欠安，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了文彦博的良好习惯，每天都要询问。这一天例行问答结束之后，韩琦没有放他走。宰相大有深意地望着他，像是期待司马光说点什么。
可惜等来的是一阵沉默。
最后，还是韩琦先开的口，他问：“今天皇上还说了什么？”司马光继续沉默，好一会儿之后，才回答：“所言宗庙社稷之计也。”
韩琦微笑了，再没说别的，让司马光离开了。
直到这时，当天的事情才算结束。
司马光平稳地走出了中书省，他知道自己已经给韩琦等最高权力阶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深刻，而且极好。
当仁宗要司马光把立太子的奏章转交中书省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拒绝了。这在后面他和韩琦的谈话中证明，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如果由他来转交，就造成了一个说不清的事实，即立太子这件事是由他司马光一手促成的，连命令都是他从皇帝那里得到后，向整个中书省下达的。
宰执大臣们被晾在了一边，完全被动。
这样做，简直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让整个官场的其他人通通歇菜。这样贪婪的结果，就是把自己扔上了火堆，成为众矢之的。以他当时一个小小的修起居注的京官，这样做简直是在找死。
尤其是韩琦当面就点醒他，当天到底和皇上谈了什么。别以为皇宫之内会有什么秘密，别想耍花样！而司马光的表现是非常地乖，他想了又想，选择说实话。“宗庙社稷之计”，就是立太子的事。整个事件过后，他让宰执大人们觉得他既敢做事，更能做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又很会做人。
在这种认知下，韩琦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给了司马光一个天大的面子。某一天，一位姓陈的御史找到司马光，像闲聊一样说：“前些天某次会议上，韩相公跟我说他很欣赏你。说你正在上书说立储的事，能不能把奏章先送到中书省呢？你想做这件事，别自立门户（欲发此议，无自发之）。”
这是示好，也是示威，司马光再次面临选择。韩琦这是想收编他，让他成为中书省在这件事上的马前卒。按说也蛮荣幸了，与他之前的人生轨迹非常相符。
投靠过庞相公，为何就不能再投靠韩相公？
可是司马光那天偏偏又犯了沉默的病，他什么都没说，可没有表态就等于拒绝。拒绝就是反抗！这可真是让人搞不懂了，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半个多月之后，事情真相大白，人们从此才真正地认识了这个人。九月的某一天，司马光在写皇帝日记之余，再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仁宗那天心情好，很适合聊天。那么聊什么呢？在一个人悲痛的时候让他陷进更大的悲痛里，才好说危机。
比如说国家需要太子，不立太子天下不稳。
在一个人心情好，体力好的时候，就要换一套方法。对方可以思考了，给他上上历史课。众所周知，司马光的历史水平在整个中华民族里能排进前五，他挑了个近的，说唐朝的事。
话说唐朝神武，百事开明，出产的人物在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顶峰，真是比宋朝强很多啊。比如说，女皇武则天开创了科举制度里的殿试，从此让天下举子们都成为“天子门生”，只为皇帝服务，再不用看座师的脸色。
唐朝有“门生天子”，连皇帝都是他们的徒弟。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唐文宗一直不立太子，死之后被亲近的太监们做手脚，从此随意拥立唐朝的皇帝，想让谁当谁就当，想让谁死谁就死。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居然被太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陛下，您想让这种事在宋朝重演吗？
再不能犹豫了，仁宗下令司马光立即把文件送交中书省，把这件事确定下来。这一次司马光没有推辞，火候到了。
再次来到中书省，他的神情态度再不是一个下属，而是一位充满神圣感的天使。他神色庄严地对韩琦等宰执大臣们说：“陛下决意立宗室为皇子，今天诸公如果不能及时议定，他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能违背了！”
义正词严，说的也都是实话。现在皇帝的身体到了这种地步，谁知道哪天驾崩？到那时，皇宫深处往好里说是皇后，糟一点会是太监来决定谁是下一任皇帝，难道那时做臣子的有权反对吗？
韩琦等全体宰执大臣一起躬身施礼，同声回答：“敢不尽力！”
从这时起，司马光退出了立太子事件，从程序上，从官衔上，他都再没有参与的权力。那么转身就走，绝不迟延，他留下的是倡议阶段起决定性作用的名声，以及让全体朝臣又惊又佩的印象。就比如说大宰相韩琦。
你要我配合，我已经配合了。可绝不是你所希望的马前卒、小跟班，我以正道尽臣子的义务，转身把成果交给你时，神圣得无可侵犯，你必须向我低头！
这就是司马光的作风，万事都有依据、有道义，谁让他学问大，历史知识强呢。回顾一下倡议阶段的四位名人，范镇、包拯、唐介、司马光，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件事里得到彩头，就此平步青云、名利双收。有人会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司马光之腹嘛，干吗这么刻薄？
对不起，一次是偶然，那么两次呢？这种作风和这种结果，不久之后他又重演了一次。还是大家倒霉，他一个人得利！
接力棒传到了韩琦的手中，历代史书都说韩琦先生是仁宗乃至英宗朝两朝传承厥功至伟的大臣，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他近乎霸道、专权一样的决策，宋朝就不会是历史里的样子。
其实哪儿跟哪儿啊，上面已经说了，司马光把什么事都办完后，直接把立太子的决定书交到他手中，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按令实施，走那些官面上的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