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联后期有一个噩梦之地在集中上演“发达社会主义”这一荒唐闹剧的话，那就是遍布莫斯科的一间间臭气熏天、老鼠横行的蔬菜仓库。二十三个巨型仓库犹如一座座纪念碑，诉说着布尔什维克对苏联农民极端错误的怀疑（和压制）。从列宁与农民的对抗，到斯大林强制推行的集体化，苏联历史的相当一段时期充满着农村哺育城市的斗争。尽管群体性暴力随斯大林去世而终止，但中央计划这一庞大机器照常运转，农民的收成连年充公，并运往城市加以储存用于分配。只因为国家对农民极度不信任，大量的蔬菜和水果——通常是一年的供应量——便要从农场运往莫斯科的各大仓库。
截至改革时期（perestroika）之初，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蔬菜基地”已经发展成庞大的组织机构。各种蔬菜都得运到这里，然后加以分类、堆放、包装并保管，有时一放就是数月。二十三个仓库可容纳一百五十万吨水果和蔬菜，或者说足可供应一座一千万人的城市，短缺经济的症状和中央计划导致的潜在畸形令其苦不堪言。“极度肮脏、恶臭、发霉、老鼠、苍蝇、蟑螂——在这些仓库里，没有哪样东西不令人恶心。”经验老到的企业经理尤里·卢日科夫如此回忆自己对这些仓库的首次参观过程。
卢日科夫指出，就连刚建好的仓库也被工人们毁坏得“如此乱七八糟，你只能用‘疯狂’二字来解释。员工们一门心思要毁掉所有东西，恰似遭遇敌人而撤退的军队。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能留给敌人”。
腐朽链条一直扩展到农场。因为心思全无，供养莫斯科的十二万个种植者对要被运走的蔬菜和水果的质量早已漠不关心。他们懒洋洋地把蔬菜运到集合点，再由一辆辆大卡车运走，装箱单上只写着“莫斯科”几个字。货物运抵城市时，大多已经开始腐烂。土豆里混合着甲壳虫。“仓库成了地牢，放进去的东西不是得到保存，而是遭到毁坏，”卢日科夫回忆说。已经开始腐烂的蔬菜随后被调拨到各大国营商店，顾客们只能对着发黑的胡萝卜、变质的绿色蔬菜和发霉的土豆一顿咒骂。店员们递出腐烂的蔬菜时，劝人克制的话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要是不喜欢，你可以不吃嘛。”
每个人都知道，蔬菜基地是集体劳动的胜利果实。人们在此劳动，理应“为了大家好”，但现实情况是，谁也没做到。蔬菜基地的运行活像新兵训练营：每天，多达两万莫斯科市民被抽调到这里，对腐烂变质的农产品重新进行分类、打包和码放。这是一项强制任务，顶着恶臭、踩着老鼠也得干。被强制拉入这一体系的数十万人员，基本上见着什么偷什么。
“整个系统极度腐败，体无完肤，劳心劳力对其展开调查完全是无稽之谈。”卢日科夫说。这是因为警察同样参与其中。金融监管员将损失一笔勾销，党的干部视乱局为良机。大家会照着最好的东西拿。
偷窃行为司空见惯，连罪名都难以确定。“我们这就说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之处，”卢日科夫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就意味着跟谁都不沾边。这一点很关键，它是‘发达社会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第一个干坏事的人，因此把偷来的东西大包小包拿回家，也就不是什么错事。”[1]
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给莫斯科任命了新的当家人，他就是地形崎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的党委书记鲍里斯·叶利钦。叶利钦很快以非传统方式如风暴一般扫过莫斯科。他与普通人一道排队、坐电车、突击视察工厂和商店，不断刺激腐朽发臭的社会主义制度。首都日渐紧缺的食品供应，尤其让叶利钦感到担忧。听说某家屠宰店有牛肉出售——这样的情形相当罕见——他立刻前往排队购买。他坚持要买一公斤牛肉，却被告知肉已售罄。叶利钦强行闯进柜台，透过一扇小窗，瞥见了里间的情形：店员正向特殊客户出售大块大块的牛肉。[2]
供给制使党的精英分子能够进入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的特殊商店购买优质商品，叶利钦对此予以公开批评，这便触动了平民的神经。他成了莫斯科市民真心喜欢的人物，但平民之言并不能修复莫斯科满目疮痍的食品分配制度。官员们一次次被要求对蔬菜基地加以整顿，但都以失败收场。1987年夏季，随着莫斯科食品供应形势的恶化，蔬菜和水果基地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
叶利钦找到了卢日科夫。这位身材矮胖、头型瘦长的企业经理一直在市政府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卢日科夫是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即“市执委”（ispolkom）的两名副主席之一，也是日复一日处理城市行政事务的负责人之一。经由他这位市政府官员的手，发放了第一批合作社注册证书。
原来负责蔬菜基地的官员最近刚刚陷入精神崩溃。叶利钦召见了卢日科夫。接受过机械工程师专门训练的卢日科夫并不愿意接手令人大伤脑筋的蔬菜基地。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蔬菜基地注定“没有胜算”。但在见到叶利钦之后，他心软了。“他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卢日科夫如此评价叶利钦，“他神色疲惫、心情低落。”叶利钦告诉卢日科夫，他要接手的工作很不简单，随后补了一句：“算我求你。”
卢日科夫明白，这份差事很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但他给了叶利钦肯定的答复，并踏上了征程——一段非凡而激烈、即将摆脱苏联社会主义的征程。
19岁时的卢日科夫，是莫斯科的一名工程学学生。他被分配到一个临时组建的学生劳动队，前往西伯利亚支援收割庄稼。当时是1955年10月。白天的天气比较暖和，大家趁机收割和晒干稻草。但夜晚变得出奇寒冷，气温常常降至零度以下。学生们被困在那里，没法找到返回学校的交通工具。一连几个晚上，他们抖抖索索地睡在稻草堆里，好几个学生病倒了。
随后，从莫斯科来了一位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要视察庄稼收割情况，随口讲了一席敷衍的话，对满腹牢骚的学生视而不见。学生们要求回家，还说没饭没药没水喝。
突然，卢日科夫从学生队伍中冲出来，直奔政治局委员而去。别人来不及阻拦，好胜而年轻的卢日科夫已经冲着那个领导的肩膀捶了一拳。“如果没人阻拦，你的职务可能会越爬越高，但你一定会受到阻拦！”卢日科夫粗声粗气地说完，然后就跑了。
“卢日科夫只是捶了那个人的肩膀，”他的旧友、劳动队队长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Alexander Vladislavlev）回忆说，“可他高声叫嚷着，仿佛被捅了一刀。”
尴尬而生气的政治局委员要求大家告诉他，谁是劳动队的负责人。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往前走了一步。那个领导示意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上车，载着他在荒凉的苏联平原一口气开了20分钟。车外大雨倾盆，冰雹肆虐，黑云压顶。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不知道自己将会遇上什么事情。突然，政治局委员让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下车，顶着冰雹、光着膀子走回去，并“结果那个家伙”。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没问，应该如何“结果”自己的朋友卢日科夫。他只能艰难地穿过空旷的田野，回到营地。据他后来回忆，为了不让自己冻死过去，他喝了整整一瓶伏特加。很快，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问我把那个家伙怎么了。我回答说：‘已经结果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干。[3]
那天敢于挑战的卢日科夫，后来成了新俄罗斯的领导人。卢日科夫的童年时代在贫困中度过。他出生于1936年9月21日，在三个儿子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锅炉房工人。他们一家人住在莫斯科帕韦列茨基（Paveletsky）火车站旁一间木质棚屋的底楼。三个儿子、父母亲和祖母同住在一个四处漏风的房间，没有供暖，也没有自来水。三个儿子共用的一件棉衣，是他们的父亲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物品。在二战期间及以后的日子里，卢日科夫的记忆里满是无尽的饥饿。“我没法描述，”他回忆说，“我们多想……不是吃，而是大口吞咽，管他什么东西都行。我们周围的孩子一个个因为饿肚子而浮肿死去。”有一段时间，绝望的孩子们甚至把在铁轨边上挖到的“白土”蘸盐吃掉，大病了一场。
卢日科夫最鲜活的记忆始终围绕着院子（dvor），那里是他童年生活的中心。这个院子与外界隔绝，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小型社区，不同于外面的城市和国家”。在楼房围成的这个空间里，他们设定了规则、伦理和道义。“有的院子属于知识分子，但也有院子属于好动者，甚至顺手牵羊者，”他回忆说，“我们那个院子属于混混儿，也就是说，里边的氛围有些特殊和危险——既要打架，也要露脸，还要展示勇气。”卢日科夫说，自己的母亲忙于上班，先是干两份工作，后来增加到三份。所以，她给了几个儿子“绝对的自由，以偷偷满足参与冒险游戏的情感需要”。卢日科夫被放任于这个“院子危险而鲁莽的氛围”之中。他们时常能在附近铁道上停着的车厢里找到来自前线的炮弹，然后加以拆卸。他们往往取出火药，在泥地上铺出一条导火线，然后像小型烟花那样爆掉。一次，卢日科夫想到一个主意：何不引爆整颗炮弹？他点燃引线就跑了。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窗户噼啪作响。警察赶到了，但院子有院子的规则。谁都没有出卖他。“在当局面前，整个院子静得像墓地。”卢日科夫回忆说。
后来，卢日科夫入读古布金（Gubkin）油气学院，这是服务于苏联快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在古布金油气学院空间宽敞的学术厅和实验室里，学生们学习的课程有机械工程学、油气地质学、采矿与提炼等。任教者有一百位教授，其中两位学者声誉卓著。尽管不乏马列主义这样的培训课程，但整个课程设计着重偏向机械类培训。总体而言，这所学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五年的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要接受专门训练，以在毕业后能满足工业领域既定岗位的需要。[4]
卢日科夫毕业于1958年。他希望进入石油单位，却被分到塑料厂。他大声表达过不满，但没有结果。不过，卢日科夫的工作干得不错。20世纪60年代，对塑料和石化产品的需求日渐增长，他一步步地往上爬着。1974年，他调任化学工业部下属一间设计局担任局长，再后来又担任化工自动化设计局局长。该局负责为化工企业生产专用设备，拥有两万多名工人。它是化学工业部规模最大的企业，涵盖科学研究和工厂生产两大板块。正是在这个岗位上，卢日科夫作为一名顶级苏联企业经理，试探性地迈出了背离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是一次痛苦的背离，深深地铭刻在卢日科夫的记忆里。
1980年是勃列日涅夫任期的最后阶段，卢日科夫提出一个看似离经叛道的设想，将他所管辖企业的科学研究部门分离出来，实行基本财政自给。“财政自给”是人们当初试图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的口头禅，它往往与工厂经理日渐增加的自主性相提并论。大体上说，就是允许工厂自留收益。卢日科夫提议，化工自动化设计局的研究成果可以当作商品进行出售；他们开发出某种科学程序后，可以自找销路，并留存利润。卢日科夫的提议被呈送至化工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即管理委员会。一群高级经理围着一张马蹄形的桌子而坐，观看者是150位级别较低的普通工人。卢日科夫站上讲台，对自己的计划做了大致介绍。一位党委代表立即对他的想法展开猛烈抨击，说卢日科夫是想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党委代表打开一本马克思文选朗声读道：“科学是人类的思维成果，其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卢日科夫是在跟马克思对着干！
他的提议到此为止。领导卢日科夫的部长无意跟党委对着干。原本是要摆脱社会主义的一小步，结果成了烫手的政治山芋。卢日科夫的想法被束之高阁。但世人已经知晓，他是个愿意试验的人。[5]
改革之初，卢日科夫50岁，但他身上一点也没有政治领导人的征象。同样年纪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已经身居高位。[6]卢日科夫于1968年入党，但让他专注的是苏联的工业，而非意识形态。不过，让企业高级经理参与城市管理事务也很正常。1975年，卢日科夫被选入地方政会，两年后升入橡皮图章机构莫斯科市政会，即“莫苏委”（Mossovet）[7]。莫苏委的规模并不确定，当时约有一千名委员。全市所有事务均由党委进行领导，莫苏委是一个庞大而缺乏影响力的立法机构，看似权威，实则无事可定。卢日科夫兼职担任了市消费者服务委员会主任。这是一次重要抉择，因为正是在这个岗位上，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才能植入变革的种子。[8]
1986年，卢日科夫辞去企业职务，全职加入城市管理体系。叶利钦已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入，亲口向卢日科夫传达了这一信息；他已经当选市执委副主席，职责包括对正在露头的合作社进行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