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党的旧有捍卫者心存疑虑，他们将合作社运动背景下诞生的企业家视为逐利者、投机者和社会主义的颠覆者。当卢日科夫设立专门委员会，为莫斯科的合作社发放许可证时，整个试点过程堪称摇摇欲坠。“这是一项使命，非常危险的使命。”卢日科夫对我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能否摆脱旧制度的铁钳，因为它在数十年间已经对个人的创造力形成了太大的禁锢。
合作社运动催生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赢家。这个名叫亚历山大·帕宁的政府官僚说话老套，拿腔拿调，原在列宁格勒担任管理专家，后来成为卢日科夫的得力干将，负责处理合作社事务。帕宁是众多专家之一，本应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管理手段，却成天抱着茶杯无所事事。帕宁一直在偷偷阅读西方管理学书籍，因此认为解放个人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应当成为当务之急。他鼓足勇气，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的想法与共产党坚持了数十年之久的信条形成碰撞。他应通知来到位于旧广场的中央委员会驻地，向一群党委领导进行汇报。帕宁告诉我，他对主观能动性这一概念进行的包装很有必要。他坚持认为，承认主观能动性与社会主义信条并不冲突。几位领导告诉帕宁，他们帮不了什么忙，但同时要求他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共青团，因为后者在此类事情上拥有更多自由思考的余地。帕宁对领导们的反应摸不着头脑，继续做着说服工作。他提出就主观能动性开展较为折中的试点，即允许人们开办合作社，但应限于烤面包店这样的小型私营企业。当局终于同意让他一试，帕宁于是成了卢日科夫的莫斯科委员会中负责合作社的执行主任，对第一批资本主义煎饼的烘烤过程实行监管。[9]
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莫苏委办公楼六楼一间舞厅大小的房间里，卢日科夫和帕宁拉开了架势。几张折叠桌椅摆在一边。普通员工白天上班，穿着衬衫的卢日科夫往往在晚间七点后来到办公室，与新创业的企业家们举行会议，直到午夜方才结束。拥入大厅的新兴企业家们，带着各种设想、手续、疑问和具体问题，远不止在国有体制下如何弄到物资供应以及给新办企业寻找办公室和停车库这么简单。“胡子拉碴、头发乱蓬、神情迷茫，”回忆起这一批新兴企业家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时，卢日科夫如此说道，“但一个个精力充沛、不等不靠、兴致勃勃。有人提出用垃圾制造产品，也有人在国有经济未曾涉足的领域看见了消费者需求。足智多谋、富于创造、开拓进取——这在我们的办公室比比皆是。”
卢日科夫有个年轻而严肃的助手叶连娜·巴图林娜，元配妻子在1988年死于癌症后，他和她结婚成家。巴图林娜回忆，来到他们办公室的那些人，与在莫苏委办公楼工作的官员们显得格格不入，后者发现他们的大厅里满是衣衫不整的创业者，全都感到惊奇不已。“我们老是搬办公室，”她告诉我，“因为其他办公室有人抱怨，那些胡子拉碴、衣衫破烂的人挤在走廊里，实在有损办公楼的形象！”[10]
一直在观察这出好戏如何展开的《莫斯科新闻报》记者维克托·洛沙克回忆说，卢日科夫必须保护这些开路先锋般的合作社创业者，使其不被政府官僚铲而除之。有一群脾气暴躁的大个子女性官僚负责维护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这群官僚不知道，在她们眼前诞生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她们要维护的，是旧体制下的行政命令。“合作社运动每迈出一小步，都会遭到她们的反对。”洛沙克告诉我。
“我当时正等着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我还记得申办私营企业的第一位女士，她的本职工作是戏剧专家，有两个还是三个孩子。她想从事的业务，是在节假日给别人做蛋糕。
“卢日科夫说：‘很好！’其他几个人也说了‘可以’。反方开始寻找拒绝她的理由。‘你的公寓房有多大？’她们问道。结果她的公寓房面积够大。‘你有医学证明吗？’有。‘你能一如既往地照料孩子吗？’结果她母亲住在同一街区，完全可以帮忙。
“接着，这个负责流行病卫生服务的泼妇问道：‘你住的公寓房有中级工业通风系统吗？’这位女士甚至不明白她问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这个负责流行病卫生服务的女人就找了个什么第八条第三款，说生产蛋糕用于出售时必须具有工业通风系统。
“卢日科夫接过话头：‘滚——你懂个球！我是负责人，这位女士可以开业！’”表决结果，卢日科夫获胜，下一位，想开一家自行车修理店。[11]
头几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一位党委领导找上门来，坚持要卢日科夫把“所有人从这里赶出去”。卢日科夫说，事情的关键在于释放公众的不满情绪。“洪流正在滚滚而来，”卢日科夫对那位党委领导说，“我们如果不设法应对，必然会被洪流淹没。”同时，卢日科夫私下担心，合作社运动会不会以失败收场，合作社创业者会不会遭到铲除，自己会不会受到责怪。“未来的合作社创业者急于开业，但对前景充满担忧，希望从我身上得到某种支持。我尽自己所能给他们打气，但我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担心。”[12]
瓦列里·赛金（Valery Saikin）是市执委主席，也是卢日科夫的上司。他告诉卢日科夫，那些新兴的私企老板是危险分子，他担心他们会跑来跟党委领导公开对着干。“客观地说，他们是国有经济的对立面。也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他对卢日科夫说，“我警告你，他们要是跑来莫苏委，出面见他们的那个人就是你！”
“乐于遵命，”卢日科夫回答道，“我会戴上我最喜欢的帽子，到阳台上跟他们挥手，就像列宁为参加内战的部队送行那样。”赛金并没有被他逗笑。
事后回忆起疯狂工作的那几个月，卢日科夫说自己在那些日日夜夜里干的工作，不只是官僚事务，还借机领略了市场经济：人们急于为自己而非为国家做事情。“与这些全新的人打交道，让我形成了全新的世界观，”他说，“我开始明白了以往只能瞎琢磨的很多事情……”
但很多事情并非一开始就泾渭分明。朝着市场经济迈出的第一小步充满了迷茫、试探和疑惑。新兴商人们是在受贿还是行贿？他们获取的是暴利吗？卢日科夫听到了风言风语。迷茫显得有一定的道理。帕宁注意到，合作社烤的煎饼每张售价七八戈比，而国营商店的售价是五戈比。就普通人而言，这看上去确有牟利之嫌。获利情况时好时坏。合作社背负着前所未有的来自社会的巨大疑惑，朝着市场经济开始了艰难的征程。
第一批合作社与原有的国营机构大不相同。合作社实实在在地关注到了自己的顾客。“苏联时期的柜台像一道防线，另一边站的是敌人，”洛沙克回忆说，“突然之间，大家不再是敌人。这些人，也就是‘合作社经营者’，开始对自己的客户产生兴趣，希望他们能够买点什么东西。第一家合作社餐馆开业时，它跟所有餐馆，也就是国营餐馆都存在巨大差异。”
《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描述了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第一家合作社餐馆出现时的不寻常景象。他说，菜单上有汤、烤乳猪、沙拉和咖啡。“管理人员如此关注优质服务，竟在开业不久，就以‘服务不周到’为名，开除了一名服务员。觉得这家餐馆令人耳目一新的，不仅有那些能够推门而入并用支票付账的富裕苏联人和外国人，也包括从媒体上有所知晓的普通百姓。暴利传言满天飞，也有人说这是‘投机行为’。《真理报》声称，新的体制是在允许一部分人‘赚取与劳动预期并不相称的巨额利润’。”[13]
面对此景，卢日科夫成了这场新试验的监护人，在合作社逐渐站稳脚跟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保护、养分和监督。头四个月里，莫斯科的合作社数量从四家飙升至一千多家。卢日科夫对前一百家的业务状况举行过一次展示，旨在扩散理念。叶利钦亲临展会，给他打气加油。有一幅卢日科夫的照片，他正在一家乐器制作合作社的展位前赞许不止。巴图林娜回忆说：“合作社对卢日科夫崇拜有加，因为就当时的政府官员而言，没有人敢于对他们公开表示支持和保护。”不过，日后以遍游城市建筑工地著称的卢日科夫，很少亲自视察合作社。帕宁说，卢日科夫依旧小心翼翼，并自视为新兴商人的“带头人”。据他回忆，官僚和普通百姓对正在解禁的东西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跟往常一样，一开始只是试验，”帕宁对我说，“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对他们实行监控，他们就有可能投毒害人，或者使用废旧原料。他们要是这么做了，我们的麻烦可就不少了。那会是合作社运动的死期。”
随着合作社运动蓬勃开展，卢日科夫和帕宁私下也开始产生疑虑了。这些雄心勃勃的新兴商人正在迅速突破当初的烤煎饼概念，扩展到苏联的各大工业领域。他们试验起了金融业。《合作社法》为私营银行打开了大门，一帮精明的年轻人已经琢磨出门道，把政府原本发放给厂矿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他们烘烤的显然不是煎饼，而是钞票。卢日科夫担心的是，这些人并没有生产任何对社会有益的产品。“合作社运动的规模扩大至无法控制后，就谁也无法阻止了，”帕宁告诉我，“所有障碍都已经拆除。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大家失控一般加入到运动中来。”
新闻记者洛沙克回忆说，卢日科夫表面上仍然是旧体制的一分子。他经常披一件带黑皮领的黑大衣，戴一顶黑呢帽，这正是党的理论研究者苏斯洛夫（Suslov）一直喜爱的装束。他出行乘坐的是黑色伏尔加公用轿车。但从内心来说，卢日科夫有所察觉，大地开始震颤，尽管他不完全知道原因何在。洛沙克从他和卢日科夫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中，感觉到了对方的思想变化。“我们下班后碰在一起。夜已经很深，我坐在他的车里。我们绕着莫斯科，边开车边交谈。我们的谈话很务实，既涉及合作社，也涉及合作社的诸多参与者，还涉及莫斯科。我们逐渐明白了生活中的一些新生事物。”
洛沙克接着说：“如果有人问，谁是苏联合作社的创始人，一般只有一种答案。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但卢日科夫是资本主义的实际创始人之一。”
不过，洛沙克补充说，卢日科夫在当时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卢日科夫不敢想象，俄罗斯也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私有财产之类的东西。在洛沙克看来，他是个“大老板”，是那个制度本身的产物。“但与此同时，他是个真实的人，这一点让他与众不同。他的眼光很尖锐。我想，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明白，人们的兴趣一定要找到释放的出路。”
1987年夏，卢日科夫接过了蔬菜仓库管理这一公认的自杀性任务。他觉得这是命中所定。“它要垮，谁也拯救不了。”他回忆说。在莫斯科，人们对食品短缺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一天晚上，颇受大众喜爱的单口滑稽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Gennady Khazanov）在一场狂欢音乐会上声称，莫斯科“满城尽见常绿番茄”。这里戏引的是一则过期标语，说苏联是一片覆盖着常绿森林的土地。当他拿番茄取乐时，观众席中的卢日科夫觉得，这位表演者正在看着自己，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在卢日科夫看来，那一刻令他十分蒙羞，表演一结束，他立马去了番茄仓库。“我感到很吃惊，”他回忆道，“我在‘常绿番茄堆’里走了一圈，有的被压得粉碎，有的已经开始腐烂。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之后的数月间，卢日科夫像对待合作社一样，在社会主义闹剧的包围下，开始了用市场解决问题的探索。
每天，数千人领命放下正常工作，到蔬菜基地参加劳动。这些工人来自学校、医院、实验室和研究院，他们身负使命，前往一个个蔬菜囚笼报到。工作令人不堪忍受，但他们没有选择。“参加劳动的图书管理员、工程师和医生又脏又冻、受尽白眼，还要受到仓库员工的监视。这些人像贵族一样，戴着貂皮帽，穿着羊皮袄，对大家的出力情况进行评分，并报送所在地区的党委。”卢日科夫回忆说。
在与过去彻底脱钩的过程中，卢日科夫决定不再每天强制普通莫斯科市民前往蔬菜基地参加劳动。他承诺减少浪费，以实现资金节省，并用节省下来的资金提高普通员工的薪金，或者雇用临时工。卢日科夫回忆，一位党委领导曾经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冷冰冰地宣布，莫斯科不再指派大家前往蔬菜基地参加劳动。那是党所取得的无聊“成就”之一。紧接着，人群中响起了欢呼声，迸发出类似场合从未有过的高涨热情。那位领导尴尬得目瞪口呆。他事后打电话给卢日科夫，问这是不是在拿他开心。
“一切都是真的。”卢日科夫汇报道。莫斯科再也没有了接受派工的仓库。
卢日科夫做了分析，仓库的偷窃行为发生在三类人身上。大体上说，员工偷窃占三分之一，运货到店的卡车司机偷窃占三分之一，店内失窃占三分之一。卢日科夫想了个办法。如果蔬菜的腐烂减少，他们不就可以多挣钱，并提高大家的所得了吗？说不定就可以减少偷窃？这是资本主义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