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与经济学研究所地处列宁格勒的一个偏僻角落，三十岁的阿纳托利·丘拜斯身材瘦长，满头红发，给人一种固执而居高临下的印象。作为军事院校的执教者和正统共产主义者的儿子，丘拜斯正在逐渐对这一制度失去信心。
假使这六个人在戈尔巴乔夫就职那天相聚于某个房间，恐怕他们也不知道彼此之间应该说些什么。他们来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干部[2]和科学家，下至街头混混和各级企业经理。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善于改变的能力。他们每个人都在学会应对旧制度的同时，以难以置信的步伐跨入了新制度。
他们中的四个——斯莫伦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在此后的十五年间成为财富巨头，并结成金融家小团体，既在政治权力的阴影下攫取财富，又在叶利钦时代非正式地掌管着国家权力。他们中的另外两个——卢日科夫和丘拜斯——成为权倾一方的政治人物。卢日科夫两度当选为莫斯科市长。这座城市是俄罗斯最大的资本聚集地，卢日科夫在此打造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王国。丘拜斯既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者中最长寿的一个，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转入私人之手运动的设计师。他也是随后的疯狂圈地运动之父，无人能及。
面对如此重大的变革，这六个人和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准备，更难有历史经验可循。要完成这些事情，他们会从什么地方，向什么人学习？在苏联时期，他们找到钥匙，打开大门紧锁的图书馆，读到了有关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本本“禁书”。他们的学习对象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样的东方阵营，这些国家正在试验更为宽松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到西方旅行。好莱坞影片经由盗版影碟走私进莫斯科，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角色让他们惊叹不已。随后，他们得到了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的全球大亨和金融家以及来自华尔街、伦敦和从日内瓦到直布罗陀各大私人银行之都一众人等的耳提面命。1992年之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家和律师大量拥入俄罗斯，帮忙书写规模宏大的俄罗斯私有化规程，起草首要的公司治理法规，并着手建立资本市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给90年代初生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带来了模板和理念。
俄罗斯的新生大亨还充分借鉴了美国和欧洲财阀们丰富的历史经验。尽管俄罗斯的财富量相对较小，1995年其四大商业银行在意大利排名仅仅略高于三十位，但他们采用超级强盗大亨的风格和手法，大胆狡诈，无所顾忌，敢于幻想。绝非偶然，他们像极了20世纪初期的美国资本家。苏联时期，因为尖锐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极富影响力的作品《金融家》（The Financier）和《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被翻译成俄文并广为传阅。俄罗斯首批金融家所采用的诸多手法，均可见于《金融家》的主角弗兰克·考培伍德（Frank Cowperwood）的交易行为，他占尽银行、国家和投资人的便宜，操纵股票市场，大肆蚕食公司企业。这本发表于1912年的小说，正是取材自美国大资本家查尔斯·耶基斯（Charles T. Yerkes）的真实生活。
不过，就算有西方样本，这些俄罗斯人还是独具特色。他们接手的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根植于俄罗斯人对权威——粗暴地定义一下，从沙皇到人民委员——的屈服顺从。传到他们手里的是一个连个体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等最简单的人类本能都被压抑七十年之久的社会。市场经济落户在这片陌生土壤的头几年间，苏联时期的思维模式依旧存在，很难完全根除。
俄罗斯的独特还体现在，苏联甫一解体，它便做出了重大抉择。叶利钦启用包括丘拜斯在内的一批年轻的激进改革者，他们认为时不我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摧毁旧的制度。他们首先选择放开价格和所有权，其次才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制度。这导致俄罗斯资本主义诞生在先天缺氧的环境中，这是一个缺乏有效法制的真空，又是一个被极度削弱以致无力执行现有法律的国家。这六个人的交易手法一再面临质疑：他们的经营合法吗？他们是罪犯吗？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参与者所游走的世界，缺乏成熟西方社会的那种法律限制或道德指南。头几年，俄罗斯就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说谎、偷盗和欺骗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暴力、野蛮和威压则往往成为交易手段。若说所发生的这一切有如自由落体，落点未知，也不算在为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发动者的买凶杀人、明偷暗抢和贪婪成性寻找借口。2000年夏天，一位俄罗斯富豪苦笑着告诉我，人们在苏联时期对于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法治所抱有的强烈期待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了。“整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长得超乎我们想象，”他说道，“还搭上了太多人的性命。”
以西方的经验来看，大亨们往往利用政府和私人资本烹制盛宴。罗斯柴尔德家族充当过王公们的银行家，J.P.摩根则帮英国放贷人和美国铁路公司搭过线。然而，俄罗斯首批大亨们的初期资源只有一个：国家。他们敏锐地发现并利用了国家存在的种种缺陷。他们抓住源于苏联社会制度而产生的价格、财产和贸易的巨额失衡，并大肆获利。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早期的他们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创建过什么。相反，他们的第一课是如何轻松赚钱，钱仿佛从天而降，不费吹灰之力就被他们攥在手里。
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初期，本书刻画的这六个人通过商业结盟、友谊或仇恨增进相互了解。他们的混乱关系早已成为普通大众取之不尽的笑谈。1994年9月，他们在俯瞰莫斯科城市风光的一所山间私人俱乐部签署密约，承诺不相互攻击。但这一密约很快便被他们抛诸脑后。他们结成同盟，随即自毁同盟。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并竭力摧毁竞争对手的王国。他们都赞同旧制度要垮台，却对新制度各执己见。
要弄清寡头们的来龙去脉，必须从他们的起点开始，即苏联那段关于经济停滞、经济短缺和灰色市场的岁月。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没落岁月塑造了这六个人，他们纷纷开始思考，并致力于新的秩序。本书第一章置景于这段停滞岁月，视野则来自街头和没落的制度内部。其后六章则深入探寻这六个人在戈尔巴乔夫的革新年代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在新俄罗斯的早年岁月。第二部的剩余九章，通过诸位寡头的功绩与失败，考察了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关于贪婪而任性的资本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余烬里生长出来的故事。
注释：
[1]形容该机构流于形式而无实权、只能盖章走程序而不能发挥实质作用。——译注
[2]原文“nomenklatura”，指苏联等国家实行的职官任免制度“干部职务名称表”，其核心是由共产党拟定政府部门重要职位的干部名单。后因一些党政干部依仗已有的权势与关系网互相勾结，化公产为私产，形成了“红色权贵”阶层。——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