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李世民为了封赏公平，决定重新审议父皇李渊过去封赏的人选，看其中是否有不合理的部分。其实，李世民这样做是明白的，当初高祖李渊置宗室名籍时，兄弟、子侄以致再传、三传的子孙、孩童以上的人封王的就有几十人。针对此种情况，李世民对手下众大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是封儿子及兄弟为王，其他疏远的亲属，没有大的功劳，如汉朝的刘贡、刘泽那样的，都不能受封。如果所有的亲属都封为王，多给他们食邑的户数，就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于是，宗室当中过去已封为郡王而无功劳的，李世民断然下诏，把他们都降为县公。
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秦府旧人未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
李世民即位之后，秦王府旧人确实受到过李世民的有意冷落，为了天下人感到公平，他不能仅从旧人感情出发而置才资于不顾。对此，他解释说：“王者至公无私，方能取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此言足以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向来是有坚定的原则性的，不徇私情，不讲恩怨，不避嫌疑，这才足以保证收拢在他身边的人都是贤哲良才。
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人
常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不应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这是用人者的一个重要原则。从道理上看这一点再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并不简单。李世民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但他却努力地做到了。
他是这样认识这一道理的：“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他在这里道出了用人的真谛，将一般道理作了更深入的理解。将贤者与不贤者区分得如此分明，处理得如此妥切，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于他能较全面、准确地看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对他下面的文臣武将更是如此。
在生活中，李世民发现，房玄龄、杜如晦的长处是多谋善断，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因此，李世民就让他们专门掌管典章制度、台阁规模，一些细小事务，都委之于别人。二人竭尽所能，“房谋杜断”，共掌朝政，终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良相。李世民还发现，戴胄的长处是性情忠直，秉公办事，但有不通经史的不足。于是，李世民便扬长避短，任戴胄为大理少卿，使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法官。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李世民向司徒长孙无忌等人征求意见，要他们指出他身上存在的缺点，说：“人不知其过，卿可对朕明言之。”长孙无忌却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李世民真诚地加以批驳，说：“朕问公之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众臣僚们皆表拜谢。
李世民接下来说道：“长孙无忌善决嫌疑，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坚信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检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到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在这里对在座诸臣一一加以品评，对每个人的长短优缺说得如此中肯，足以可见李世民对臣下的了解。由此不难想见，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他们委之以政，自然是各得其所，如此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优势，而尽量减少他们的自身劣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了君臣谐和的效果。
正是由于客观地对待人才，同时又能容纳一些人的缺点和不足，所以使一些个性、性格不同的人能聚拢于一朝，尽其所能，为唐政权服务。甚至对有严重缺点的人，也因才使用，用其所长，发挥其有利于唐王朝的积极作用。李世民的这些有创建性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4.虚怀若谷，开明纳谏
纳谏，就是君王做什么事都能够听从和采纳臣下的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独断专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封建帝王是一国之主，以家为天下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什么事都只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但是，治理一个国家，单凭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唐太宗对此就非常明智，他不仅是善于听从大臣的谏言，而且主动地鼓励大臣们对自己多提意见和建议，即使讲的不对，甚至冲撞了自己也不加罪。他的虚怀若谷，在千古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鼓励臣属大胆进谏
正因为懂得非集思广益难以治理一个大国，李世民才急切地求谏，而求谏就牵动了求人，求谏求人是互为关联的，因为有人才有“谏”。
由于李世民平日仪表威严，常使朝见的百官举止失措。当他了解此事后，每次召见朝事者，都尽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以希望听到大臣谏言，了解政教得失。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王公大臣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
李世民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聊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谏议大夫王桂听皇上这样说，便进言道：“听说木从墨线则直，君从进谏则圣。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谏官。向君主进谏，不予采纳就以死进谏。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采纳愚鄙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这个开明的时代，愿意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效忠。”
李世民对王桂的话表示赞赏。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划国事，都要带谏官以参与筹划。谏官们如有好的谏议，朕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从而使自身日益完善，昏庸的君主则庇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冒犯皇上。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因为商朝箕子装疯卖假以求保全，孔子还称他仁明。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遭诛连，这合理吗？”
杜如晦对此发表见解，说：“天子有了忠诚正直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孔仲尼曾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而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有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微子谏而被拒即装疯逃去，情况和道理都不同啊！”
杜如晦又说：“拿昔日的晋惠帝来说吧，当贾后将太子废掉时，司空的张华并不苦谏，只一味随顺苟免祸患。赵玉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问张华，张华就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臣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
杜如晦据此总结说：“古人云：‘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急危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但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王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李世民听了杜如晦这番大论，十分赞佩，便说：“您说得有理。大臣一定要忠心辅佐君主治理朝政，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自身保全。隋炀帝的确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又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才积累祸患、导致灭亡的。君主如果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加匡正劝谏，只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说好，那君主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大臣一定是谄媚的大臣。臣为谄媚之臣，君为昏庸之君，那国家离危亡还有多远？以朕现在的志向，正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责，共同切磋，以成正道。各位公卿一定要忠于职守，直言进谏以匡正补救朕的过失。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的犯颜直谏而对你们怨恨责备。”
李世民对规谏之臣十分感激，谏臣们也为此心情舒畅。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少卿姚恩廉等人的上书内容，都十分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李世民遂召见他们说：“朕遍察自古以来大臣尽忠之事，如果遇到明主，便能够竭尽忠诚，加以规谏，像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遭到杀戮而且祸及子孙。这说明，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不容易，做一个正直的臣子尤难。朕又听说龙可以被降服驯养，然而龙的颌下有逆鳞，一旦触犯就会伤人。君主也是这样，他的颔下也有逆鳞。你们不避触犯龙鳞，各自进谏奏事，如能经常这样做，朕又何忧社稷的倾覆呢！每想到你们忠心进谏的诚意，朕就一刻不能忘记。所以特设宴招待你们来共享欢乐。”在赐酒欢宴的同时，还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布帛。
大常卿韦挺经常上疏李世民，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言辞、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晋文公有被管仲射中衣带钩之仇。然而，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依然如故，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
他又说：“您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朕近来没听旁人指正朕的过失，朕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我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正如前面所述，贞观二年，李世民对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其实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已属相当不易。不但希望别人对他极谏，而还要求大臣官僚们也能接受下属的规谏。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纵情喜怒。高兴时滥赏无功，愤怒时则乱杀无辜。所以天下遭受损失和造成混乱，莫不由此而生。朕现在日夜为此事担忧，常常希望你们直言己谏。你们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功谏，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护自己的短处，不去接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又怎能劝谏别人呢？”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次阐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合天意，下为百姓不满。想到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视谏，以使自己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恐怖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更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对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此时已是贞观中期，李世民发现向他送谏的人减少了，于是他问魏徵：“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是什么原因呢？”
魏徵分析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白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却不敢言；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就是这个原因。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切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