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乐于施舍。永明九年（491年），建康（今南京市）城发大水，周围大量田地和房屋被淹，百姓流离失所。萧子良先是开自家粮仓，施放粮食，用以解除一部分灾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在西邸的北侧建造了一所难民救济院，收容那些因水灾而无家可归的难民，为他们提供衣、食及药物等。不久，萧子良又在西邸设立了一座“六疾馆”，专门收养老、弱、病、残者，为他们提供食宿。据载，这两所收养院，先后接纳难民、残疾者数千人。萧子良用自己的亲身实践，体现和宣扬着佛教教义。
（3）研究“四声”，功在奉学
《梁书·武帝纪上》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范云、任蚄、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八友竟陵西邸之游，是以文相会，与谢灵运四友山泽之游，谢琨等人乌衣之游，情形类似。在这“八友”中，沈约、谢跳、王融是诗歌永明体的创立者。永明体是诗歌与声韵学相结合的产物，那时印度三声传入，萧子良在西邸招集文学之士，对印度声韵学进行了研究。所以，将四声运用于诗歌的永明体，可能即在萧子良建康西邸出笼。《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呗者“短偈以流颂”。所谓“经、呗新声”，即咏经、歌赞新声，而咏经新声，即转读四声。由此可见，此时发明四声转读，与萧子良西邸僧徒用声阶转读佛经关系至密。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据《高僧传》详细列举丁东晋以来善于转读佛经三声的僧徒，指出“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而“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由此而有永明之世四声说的成立，而四声一旦与文学结合，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萧子良应有一席之位。
永明十一年（493年），太子萧长懋先于武帝而死。萧子良既是武帝次子，政事、文学又饮誉于当时，所以宁朔将军军主王融极力谋立子良，但武帝却立太子之子萧昭业为皇太孙，临死前，令子良辅政，而用高帝次兄萧道生之子萧鸾总管尚书事，掌握实权。这样，子良身居嫌疑之地，只有退让。未几，武帝病死，皇太孙萧昭业继立。太孙生长深宫，既无经验，又无能力，但却深忌叔又萧子良声望太大，处处加以排挤，萧子良遂于次年忧郁而死，年仅三十五岁；一代英才，短命而亡，仍是愚昧与丑恶对聪慧与美善的进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丑恶与美善斗争的普遍规律。
4.雅好文学、执意著述的皇子萧统
梁武帝萧衍之长子萧统温恭、宽容、博学、多艺，深得当时百姓与士人的拥戴。然而天道不公，这样一位在统治者层中十分少见的人物，却英年早逝，未能在政坛上留下更多的业绩。但因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巨大的贡献，却使他名留千古。
（1）幼年立储，俊秀聪慧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生于齐中兴元年（501年）九月，生母丁贵嫔。此年他的父亲萧衍三十七岁，正是年富力强、雄心勃勃、以图大业之时，萧统的出生，与强敌徐元瑜的投降、荆州萧颖胄的暴卒，被时人称为“三庆”。不久，萧衍平定建邺（今南京市），齐帝禅位于梁王萧衍。萧统出生的次年——天监元年（502年）四月，萧衍即皇帝位，国号梁，是为梁武帝。十一月，萧统被立为皇太子。
萧统秉性聪颖敏慧，三岁学《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都能讽诵。因年幼小，自禁中出居东宫后，恋母心切，武帝便让他每五日一朝，或过三天五天再还宫。八岁那年，他在寿安殿讲《孝经》，理解力很强，尽通大义。讲完后，便到国学（京师学校）参加了祭奠先圣先师的立学者典礼，这不仅仅是一种入学仪式，还表明他已不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不懂事的孩子了。
少年时代的萧统容貌秀美，举止文静，当然有时也难免有些童稚气。十二岁时，有一次去看狱官判案，他看到身穿黑衣的官吏，便免不了要问东问西，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并要求审理案件。审判官见他年幼，便应付他说：“可以。”谁知他真的上堂审理案子，统统判为杖打五十。判官不知如何是好。请示皇帝，武帝笑而从之。从此以后，判官遇到想要宽大处理的案子，便交给他审判。但萧统渐渐地也学会独立思考，根据案情的性质和轻重程度发落。建康县有一案属于诬告，县官判杖打四十，他没有同意这个决定，主张重新判断，说：“那被诬陷的一方如果真的判罪，将会全家被杀，幸而查明免死，诬告者就不应从轻治罪，即使不判死罪，也要判刑十年。”他在少年时代即已养成了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对于弱者的宽厚与同情的胸怀。可以想见，他一旦得承大统，将会是一位省刑爱民的国君。
天监十四年（515年）正月，武帝为萧统举行了成年仪式。此时的萧统文质彬彬，举止合度，读书数行一览而下，过目不忘，文思泉涌，出口成章。每当游宴或为人送行饯别，赋诗至十数韵。别人让他为诗作赋，他都是一挥而就，无所点易，干净流畅，令人赞不绝口。
（2）崇佛行善，体恤百姓
武帝崇佛，受父亲影响，萧统自幼也崇信佛教，遍览众经，在宫内另立慧义殿，聚集名僧研究经典。太子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他反对奢侈浪费，能以身作则，服饰朴素，膳不兼肉。
普通七年（526年），萧统的母亲生病，他从早到晚侍候在身边，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滴水不进，粒米不沾，多次哭得昏死过去，直到武帝一再下令劝阻，他才勉强喝一点麦粥，不尝菜果之味，原来很健壮的身体消瘦了许多，每入朝，别人见了都深深地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公务之余，萧统常常引纳有才学的人，同他们一起讨论文章，商榷古今。由于他的宽和容众，喜怒不溢于言表，爱才心切，人们都乐于和他交往。他还经常利用闲暇时间著述文章。这时东宫的藏书很多，近三万卷，这大大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成了他流连忘返的精神宝库。他性爱山水，在玄圃穿筑，别立亭馆，与朝中志同道合的人在其中游玩。曾有一次，他在后池划船游赏，有人怂恿他说：“这里应该安排一些女乐以供赏听。”他根本就没有理睬，随口咏歌出左思的《招隐诗》诗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那人听了，觉得非常惭愧。萧统出宫二十多年，不蓄声乐。少年时曾被赐给大乐女妓一部，他也从不爱好。历朝历代皇子，往往都声色犬马，无所不好，可是，萧统却是个例外。
普通年间，大军北伐，都城米贵，萧统命令节衣缩食，自己率先减少日常的食物。遇到霖雨积雪的天气，他还派人到大街小巷中去巡回探察，看到有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便供给他们粮食衣物。他还专门从皇宫府库中拿出供皇家使用的绵帛，让人做了大量的短袄棉裤，在寒冬腊月施舍给贫苦受冻的人家。他还为那些死去后无法人殓的人提供棺材。每当他听到百姓的赋役勤苦，他都非常哀痛，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这恐怕是今日的许多“公仆”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萧统心地善良，体恤民情，往往能细察秋毫，保护百姓的利益。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常常因为水灾歉收，有人上书要发动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信义（今江苏昆山县）三郡民工大兴水利，开挖河道。萧统认为，吴兴累年失收，民多流离；吴郡十城，收成也不好；信义郡收成虽好，但谷物售价高，不少人因无饭吃，偷盗成风；许多青壮劳力戍边未归，如果强迫百姓应役，必然会影响生产；百姓若是外出劳作，难保家中财产不受偷窃。因而，他上书建议暂时不宜动用民力兴修这项水利工程，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太子萧统忠孝、谨慎，严肃认真。每当早朝，未到五更，便等着城门开启，即使是住在内殿，也不敢安心熟睡，等着召见的时候，常常危坐达旦。中大通三年（531年）三月，他到后池乘彩舟采芙蓉，不慎落水，腿部受伤，因恐父王担忧，秘而不言。后病重，仍然不让人告诉父亲。这固然是一种至善至孝，但也未免有些愚腐，恐怕是从佛学那里受有某些消极影响。四月乙巳病故。去世时，年方三十一岁。谥为“昭明”，后称“昭明太子”。五月，葬于安宁陵。当时朝野悲哀，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百姓，甚至远在边地的人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也都痛哭失声。自古以来，肉食者与草食者不两立。萧统作为一个皇太子而能在百姓心中占有如此地位，可谓绝无仅有。
（3）昭明《文选》流传百代
在萧统短暂的一生中，他对文学的爱好和贡献，使得这位皇太子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湮没。他以非凡的文学才能进行文学创作；以太子的身份吸引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的礼贤下士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他们切磋交流，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文选》的编纂，更使昭明太子的名字流芳百世，可昭日月。
萧统自幼受到优良的启蒙教育，使他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加上他良好的天赋，谦虚谨慎的态度和温良敦厚的性格，使他具备了转益多师的可能性。他受到过当时的文艺理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指点。刘勰在天监初年，曾为东宫通事舍人，与太子有较密切的接触，有机会在一起切磋文艺问题，这使得萧统的文艺观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以这种认识重新评价了陶渊明的诗，他认为：“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拨，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竞。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则指类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汗隆，孰能如此乎？”
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包含了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念。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有类似于陶渊明的追求淡泊清旷的一面。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希望能在一种悠游不迫的环境中，“耽精义，味玄理，息嚣尘，玩泉石，激扬顾学，诱接后进，志与秋天竞高，理与春泉争溢。昭示出自己高洁的审美志趣。
在这种特定的审美心境中，萧统的文学创作也具有清新、自然、纯朴的特征。他的乐府诗创作能够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感情真挚深厚，具有民歌风味。如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
亭亭山上柏，悠悠远行客。行客行路遥，故乡日迢迢。迢迢不可见，长望涕如霰。如霰独流连，长路邈绵绵。胡马爱北风，越燕见日喜。组此望乡情，沈忧不能止。有朋西南来，投我用木李。并有一札书，行止风云起。扣封披书札，书札竟何有。前言节所爱，后言别离久。
全诗大量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连绵、顶针的句式，多用双声叠韵来表现离人的乡情，兼用比兴手法，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才能。他对民歌的喜爱，与他对百姓的关爱，也是和谐一致的。
《文选》的编纂，耗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萧统筑文选楼，引刘孝威、庾肩吾等，讨论文章典籍，谓之“高斋十学士”。他希望对周秦以来的大量篇章典籍进行整理，将那些富有文学意味而又辞采鲜华的作品选人书中。他们进行了艰苦而繁重的努力，对于那些“盈乎缃帙”的典籍加以剪裁，最后成书三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以赋冠首，赋的分量占全书三十卷中的九卷。诗一类之中又分为公宴、游览、咏怀、赠答、行旅、乐府等许多子目，每个作家的作品按照体裁分别编入各类目。萧统选录作品的标准很严格，不录那些庸俗无聊的作品，略古详近，对晋宋以来的作品收得比较多，选择得也比较精。《文选》成书以后，风行一时。到了唐代，参加进士科举考试，必须熟读《文选》；大诗人李白、杜甫等，都熟读了《文选》。杜甫叫儿子宗武要“精熟文选理”。唐代李善引经据典，为《文选》作注，成书为六十卷。自李善后，研究《文选》的学者很多，世称“选学”，至清代仍未衰竭。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有人还主张学文必读《文选》。《文选》为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不少篇章赖此得以保存，是今天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萧统另有自著文集二十卷和《诗苑英华》一书，他曾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提及其创作和收集整理的经过：
……曜灵既隐，继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并命连篇，在兹弥博。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
可见萧统的文集和《诗苑英华》在当时也已风靡一时。
萧统的一生，在我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也不能不提到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