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后金正处于内忧外困的严重局势，“邦家未固”、“事局未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朝在关外已筑成东起铁山、西至绵阳的海陆防线，而且联合朝鲜、蒙古，对后金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一旦联合发动进攻，后果十分危险。
第二，皇太极遵照努尔哈赤遗训，推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出现了种种弊病。在政治上，皇太极和诸贝勒共理政务，“按月分值”实际上是众贝勒轮流执政；在经济上，所得人口和财物也由八旗平均分配，所谓“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在军事上，八旗主互不统属，为了扩大自己的权益，相互明争暗斗，甚至不听调遣。皇太极处处受到诸贝勒的“掣肘”，成了“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这种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之间的矛盾，致使汗权松软，政令不一。
第三，后金政权统治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生活在后金管辖地区的汉族人民，遭到沉重的民族压迫，他们“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也有用投毒、暗杀，乃至揭竿而起的方式进行斗争。而在后金社会内部，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加重，许多农奴要为农奴主承担着繁重的差役，激起农奴反抗农奴主的斗争，它已成为后金社会的严重问题。
第四，后金的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对广大汉民推行“计丁授田”，把他们从自由农民降为封建农奴，极大地损害了生产积极性。同时，明朝和朝鲜对后金采取封锁和禁运的政策，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因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而且又经常遭到严重天灾，“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
第五，后金民众厌战，反战情绪不断增长。由于后金长期征战不息，大批年轻丁壮弃田出征，他们“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因此，许多人“闻有征调，各抱妻子相哭，祖昔之勇健悍鸷，稍有间矣”。正因为后金官兵厌战，勇敢善战的八旗兵在宁远、锦州等地多次战斗中连遭失败。
皇太极作为一名新汗，面对这些严重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为后金的继续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皇太极首先加强中央集权。
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改制，实行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开始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后又仿明制，设立六部，有效地加强了君权，还提高了后金政权的办事效率。
其次。皇太极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正确方针。结果缓和了社会矛盾，经济与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后金政权的实力，为入关夺明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逐步消除了三大贝勒的势力，结束了八王共治的局面之后，他终于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君王。
天聪九年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受得到玉玺的启发，决议请皇太极应天命，定尊号。皇太极推辞说，成大业前，若先受尊号，恐怕天以为非。贝勒反复上奏，立誓修身谨慎行事，以尽臣道。汉官们也劝说道：“人要随从天象行事，获得玉玺，各处归服，人心归顺，受尊号，定国政，才合天意。几天后，以代善为首的诸贝勒对天发誓：效忠君王。外藩诸贝勒也要求皇太极上尊号。天聪十年（1636年），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朝见皇太极。又与满汉官员联合奏请上尊号，承认并归顺其统治。皇太极则以“顺天应人”的姿态，正式当了皇帝，史称清太宗。从此，皇太极成为清朝的皇帝，实现了他多年的帝王之梦。
整个看来，皇太极在谋求成为努尔哈赤的继位人并最后成为皇帝的过程中，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表面上说得都冠冕堂皇，实质上也蕴含着阴险与狠毒。
5.“阴谋”争储，五阿哥败北下狱
康熙皇帝共有后妃67人，这些后妃为他生了35个皇子，21个皇女。在35个皇子中有11人早夭，依清廷制度这些人不与诸成年兄弟一起排行，所以实际排行的皇子仅24人。这24人中，以胤禔最长（其实他本排行第五，因其4个哥哥均早夭，故成了实际的长子）。作为长子，他与帝位距离该有多近；可是他系庶出，这又无可奈何地拉开了他与帝位的距离，他一生的悲剧即因此而生。
（1）早显才干，蒙父厚爱
胤禔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月，生母为玄烨惠妃那拉氏。他初名保清，后改为胤禔。胤禛继位后，其诸兄弟须避“圣讳”，均将“胤”字改为“允”，所以雍正以后的清代官书中也把他的名字写做“允禔”。
应当说，初始阶段康熙皇帝并未对这位大阿哥另眼相看。据曾多年供职清宫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皇帝》一书中所述，他每天都看到胤禔和弟弟们去宫中上书房读书习武。皇帝也经常到那里去检查他们的学习、锻炼情况，“皇帝十分宠爱这位皇子（指胤禔），因为他十分英俊、聪明，而且具有许多优良品质。”这些话描述的虽然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皇帝对胤禔的重视，尽管他不像太子那样地位显赫，但身为长兄也可以对其他皇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更早地成为皇父治理国政的帮手。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中俄雅克萨之战后，清政府派遣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国舅”都统佟国纲为首的代表团出使与俄国谈判。十六岁的胤提便曾奉旨替父为他们送行。当时随团出使的法国神父张诚在日记中写道：五月三十日凌晨，我与索额图、佟国纲及其他随行人员出京城德胜门外即下马站于路旁等候。过了一会儿，皇长子骑着一匹配有黄马鞍、黄丝缰的小白马，在护卫骑兵和官员的簇拥下来到，行至专为送行而搭设的帐篷。胤禔居中而坐，索、佟二钦差大臣紧靠其左右，余者各按等级在两旁排列。坐定后侍从分别向诸人献茶，随后，诸臣对宫殿方向行三跪九叩礼，遥谢皇帝派皇长子送行之恩。索、佟二人又跪下向胤禔辞行，胤禔双手将他们扶起，满面笑容地同他们话别，然后上马回城。类似的礼仪性活动，胤禔还担任过一些，可见皇父对他很倚重，有意将其培养成佐理国政的栋梁之材。此后不久，又把他派往战场接受实际锻炼。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军攻掠内蒙诸部，并威胁到清朝京畿地区的安全。康熙皇帝决定派大军出征，任命兄长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长子胤禔为副，统率清军主力出塞迎击准噶尔军。当时胤禔刚满十八岁。康熙帝很重视这次军事行动，况且这是他的儿子第一次随军出征。
七月初六日，福全、胤禔率本部军出古北口。他们遵照皇帝的谕示，先派使臣携带书信和牛羊等到准噶尔军中，以好言稳噶尔丹，以防其逃窜，同时继续进兵，以待各路大军齐集一举击溃敌军。八月初一日，清军激战于乌兰布通击败准噶尔军，康熙帝闻奏十分欣喜，一面传令嘉奖，一面命继续扩大战果，争取一举肃清。然而，前线的清军却没能抓住时机立即进攻，噶尔丹派使臣到福全大营中议和以为缓兵之计，他自己则借机北逃。皇帝闻报十分震怒，严责福全、胤禔贻误战机，命其迅速进击，但此时已追之不及。康熙又觉察到胤禔听信谗言，私自向皇帝奏报军中事务，与大将军福全不相协合，如仍让他留在军中弊大于利，因此传谕将胤禔召回。九月初七日他曾奉旨与皇四子胤禛前往迎接乌兰布通一战中阵亡大臣、国舅佟国纲的灵柩。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征诸王大臣班师回京，皇帝命福全等人不准人城，在朝阳门外驻扎，等待议政王大臣等讯取口供，追究贻误战机之责。胤禔因曾在军中与福全发生分歧，不知如何提供证词才好，只得请示皇父，得到的回答是：“裕亲王福全是你的伯父，议政王大臣问取口供时，你的回答如与裕亲王有不同，朕必置你于法，绝不宽容。”从皇帝的这段话分析，胤禔在军中的表现很可能与作战指挥的失误有直接关系，因福全为人忠厚，太碍于皇帝的面子，他的口供很可能不会涉及皇长子在军中的过失。结果胤禔在接受询问时遵从父旨，只说“我与伯父裕亲王供词相同”。福全本来准备陈述胤禔在军中的表现，以洗清自己不应承担的罪责，但听到侄儿如此说，便不好再说什么，沉思良久，含泪叹道：“我复何言”，承认过错全在自己，结果受到罢议政之权、罚俸三年的处分，而胤禔则安然无事。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胤禔及皇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都随父出征。胤禔受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统八旗前锋营、汉军火器营、察哈尔四旗及绿营兵为前营。噶尔丹闻康熙帝御驾亲征，未及交战即望风而逃。在昭莫多被费扬古所率四路清军打得大败，大军班师之际，康熙特将胤禔留在后面办理犒军事宜，借以表达自己对作战有功战士的褒奖。次年，皇帝再次亲征噶尔丹，胤禔仍从行。除此之外，他还奉父命办理过一些其他方面的事项。如康熙三十九年皇帝巡视永定河后，就曾命胤禔总理治河工程。总之，作为皇长子，他比兄弟们更早、更多地参与军政事务和国家礼仪活动，成为皇子阿哥中较有才干的人物。
（2）图谋争储，恶行败露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皇帝第一次分封太子以外诸成年皇子，胤禔被封为多罗直郡王。此时他的二弟虽仍居储位，但因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对皇父患病无动于衷，以及在皇帝亲征留守京师期间私结朋党等原因，已渐失父宠。而其他几个年龄较大的皇子见有机可乘，一面暗中网罗党羽，以求在适当时机夺取政治权力，一面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把胤礽从皇太子宝座上拉下来，扫除障碍。胤禔年龄最长，又从少年时期起即涉足朝政，他并不甘心比自己小两岁的胤礽身居国储之位，因而在谋夺太子之位诸人中成为最积极的一员。他利用自己时常接触朝中军政官员的便利条件，将一些人拉拢收买为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后来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胤禔党羽甚多，上自朝中重臣鄂伦岱、隆科多以及诸王之子，下到驻扎在东北地区乌拉、伯都纳的八旗官吏，各处几乎都有他的私人。虽然如此，胤禔也十分清楚，贸然暴露自己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十分危险，所以并不轻举妄动，只是在背地加紧活动，等待有利时机来临。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皇帝北巡塞外，胤禔、胤礽和几个年幼的小皇子随行。在此期间，太子胤礽对十八弟胤祄病危漠不关心，遭皇父斥责后态度恶劣，甚至夜间鬼鬼祟祟地向御帐内窥视，以致玄烨以为太子图谋报复要谋害他，因此决定将胤礽废黜，并对其严加看管。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帝对胤禔颇为倚重，在感觉自身安全受到胤礽威胁时，命胤禔加以保护，废黜并拘执胤礽之后，又令胤禔押解其回京。胤禔受到如此器重喜不自禁，误以为皇父要改立他为太子，一些王公大臣也有同样错觉。实际上康熙皇帝并无此意，在宣布废太子的当日，为避免给一些人造成错觉，他便明确表示，日前命直郡王胤禔妥善保护圣驾安全，并无立其为皇太子之意。又进一步解释说，胤禔秉性“躁急愚顽”，难胜储君之任。原本喜形于色的大阿哥，听了这番话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做了几年的太子梦一时化为泡影。
然而，胤禔并没有就此变得安分守己，却转而支持另一个长期谋取储位的人——皇八子胤禩。在胤礽被废拘之后，他便向皇父提出，相面人张明德曾说皇八子胤禩日后必有大富大贵。胤礽所作所为卑劣无耻，大失人心，皇父如果要杀死他，不必由您亲自动手。康熙帝听了他这番话后十分震惊，认为胤禔凶顽愚昧，不知礼义，倘若他真地伙同胤禩聚集党羽，杀害胤礽，恐怕只知逞其凶恶，连皇帝的安危也不会顾及。当时他虽已看出胤禔为人不善，但因刚废了太子，并未立即对其采取措施，只是加意提防，在胤礽被押解回京之后，特命皇四子胤禛参与看守，以免胤禔等人借机谋害。此外，从康熙帝后来说胤禔播杨诸事多属虚诬推测，他在太子被废前后肯定在父亲耳边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对加深皇帝和储君之间的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也可以说明他对争夺储位确实下了不少工夫。
在奉命看守和处理废太子期间，胤禔的一些表现更加深了皇帝对他的反感。玄烨曾专谕诸皇子应严行约束属下人等，不得妄行生事，还特别点出与胤禔有关的一些具体事例。一是胤禔府中太监护卫妄探消息，恃强无忌。二是他对皇帝的侍卫和执事人等擅自责打。三是看守胤礽时将其所属匠人都收归已有，又滥施苦刑，以致使其逃遁甚至自缢而死。又指出，胤禔毁谤他人欲置之死地，现在又表示愿与诸兄弟和好，同在皇父膝下安然度日，实在难以令人相信。表明皇帝对这位大阿哥已失去信任。胤禔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不利，想尽快设法扭转。他将相面的张明德拿获交刑部和都察院审讯，结果查明张曾与一些皇子王公往来密切，并预谋行刺胤礽，其中虽然也牵连到胤禔，但因他曾向皇帝透露过张明德给皇八子胤禩相面之事，所以并未受到处罚，而胤禩和一些王公则分别受到革爵等严厉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