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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是三个女人：外婆、妈妈和姑姑。她们在医院里的那张小床边走来走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观察她们，妈妈和姑姑慢吞吞地把两个塑料盘子、三把勺子、一口又脏又破的小黑锅和一个泛绿的桶归拢到一起，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那位外婆。我继续看着她们，妈妈和姑姑又把她们的一张毯子、两三件衣服和几块布卷到了铺盖卷里，好让姑姑把这些东西顶在头顶。我看到那位姑姑冲着小床弯下身子，把小男孩从床上举了起来，擎在半空看了一会儿，她的神情很奇怪，好像有些吃惊，又像是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就像非洲人习惯的那样，她把孩子的四肢展开，放到了孩子母亲的后背上，让孩子的脸扭向一旁，而胸脯则紧贴着妈妈的背部。孩子的母亲拿出一根布条，像其他非洲母亲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系到了自己身上。小男孩伏在妈妈的背上，做好了回家的准备，而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样，此时那个孩子已经死掉了。
那一天并不比平时更加炎热。
我想，这本书就是在那里，或者说在一个离那里很近的尼日尔的村子里开始的。几年前，我和艾莎坐在她家草舍前的藤垫上，伴着正午的汗水、干涸的土地、枯树的阴影、顽童的叫声……她对我说她天天都在吃面糊球，于是我问她是不是真的每天吃的都是那种面糊球，而这时我们的文化之间产生了一次小碰撞：
“好吧，并不是每天都吃，只在我能吃上它的时候才吃。”
她一边对我说着，一边羞愧地低下了头，我觉得心里毛毛的。我们继续聊着他们的饮食和食物的匮乏情况，我觉得自己有些愚蠢，竟然生平第一次正视饥饿的问题。在度过了满是惊诧的两三个小时后，我向她第一次提出了此后我将无数次问出的那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向一个全能的法师索要随便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会要什么？正如任何一个突然面对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的人一样，艾莎迟疑了一会儿。当时的艾莎年龄在30岁到35岁之间，全身都裹在一块淡紫色的布里，只露出了鹰钩鼻和一双满是悲哀的眼睛。
“我想要一头奶牛来产奶，如果我把奶卖一些出去，就能有钱去买些材料来做饼，我再到市场去把饼卖掉，这样多多少少就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
“但我说的是那位法师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真的随便什么都行吗？”
“对，什么都行。”
“那么，两头奶牛？”
她的声音弱了下来，接着对我解释道：“有了两头牛我就一定永远也不会挨饿了。”
她想要的这么少。这是我那时的第一个念头。
可又是那么多。
2
我们了解饥饿，熟悉饥饿感：我们每天都会有两三次感到饥饿。好像在日常生活中，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能像饥饿这样常见了，然而同时，恐怕也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真正的饥饿这样，离我们如此近，却又离我们如此远。
但是当我们一次次用吃饱喝足来对抗饥饿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生活在那里的绝望的人们面对饥饿却无能为力。亘古以来，饥饿就是社会变革、技术进步以及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源。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比饥饿影响更大的了，也没有哪种疾病或者哪场战争比饥饿杀死的人更多。同时，也从来没有什么灾害能像饥饿这般致命、这般避无可避。
而我之前从没想到过这些。
在我最久远的印象中，所谓饥饿，就是在一个叫作比亚法拉共和国[1]的陌生地方生活的有着肿胀的肚子和干瘦的腿的小孩子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饥饿这个词最残酷的一个版本：饥荒。比亚法拉共和国是一个短命的国家：在我满10周岁那一天，它宣布从尼日利亚独立出来，而我还没到13岁时这个国家就已经消失了。在那场战争中有100万人因饥饿而丧命。在那时的黑白电视屏幕上，饥饿就是那里的孩子们和他们脸上挂着的筋疲力尽的苦笑，还有在他们身旁嗡嗡作响的苍蝇。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那些重复出现的形象深深植根在了我的脑海里。因此一直以来我都想着要如实地用一次饥荒里的可怕事件来作为本书的开始。我设想自己会和一支紧急救援队一起来到一个不幸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会在非洲，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死于饥饿。我会用最残酷的细节来讲述这次事件，而在将那些最恐怖的事情摆上桌面之后，我将会指出人们不能再继续自欺欺人或者心知肚明地被欺骗下去了：说什么这些情况都是小概率事件，而现实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之类的话。
我已经完全想好了，一切都设计好了，但是在我撰写本书的这些年里，却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控的饥荒。只有一些常规事件，例如：非洲萨赫尔地区的交通问题，索马里、苏丹的难民和孟加拉国国的洪灾。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是个好消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事件都不够重大，而这也构成了一个问题：只有那些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大灾难才是饥饿将自己呈现在那些从没有遭受过它的人们面前的仅有的机会。人们通常看到的只是饥饿在战争或自然灾害后作为无可避免的又一残酷灾难而出现。然而最难以呈现在这些人面前的却是：数以百万的人们无法吃上他们本应吃到的食物，这些人会吃尽苦头，然后慢慢饿死。这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想要写出的问题。
我不能说我们对饥饿问题一无所知。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都知道有8亿甚至是9亿人（这个数字会上下浮动）每天都在忍饥挨饿，这些事情我们都曾读到过或是听说过，然而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未曾想过要为此做点什么。就算有时候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注意了，也会有人说那些证据，包括哪些最残酷的事件，都已经过时了，没有参考价值了。
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只有沉默吗？
如果我需要对艾莎，那个对我说有了两头奶牛她的生活就会大大不同的女人说些什么的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对她说下面的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最极端的贫穷，是那种夺走了你的想象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气的贫穷。它使你没有了希望，放弃了理想，使你注定要在那不可避免的苦难中沉沦。
我想说，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您，如此善良却又有些健忘的我亲爱的读者，是否曾经想过，不知道第二天是否能吃上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我们再往远了说，您是否想过不晓得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是否能吃上饭是一种什么感觉？那么那种每天都笼罩在不安和焦虑中、每天都要努力解决吃饭问题、除此之外没有精力去想其他问题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你想要那种受限的、短暂的、充满苦痛的、没有一丝喘息之机的人生吗？
沉默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的这本书有许多的问题要解决。如何去讲述一群看上去离我们的生活如此遥远的人的生活？很可能您，男读者也好，女读者也罢，会认识死于癌症的人、遭受过暴力袭击的人、失恋的人、失去工作的人、失去尊严的人……但您却不太可能认识那些每天忍饥挨饿、随时面临被饿死威胁的人，而所有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属于我提到的那群看上去离我们如此遥远的人。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了解，甚至可能连想都不愿意去想。
怎样能保证在讲述诸多遥远的苦难和悲伤的事件的同时，却不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潭中呢？或者我们先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讲述这么多的悲惨故事？通常来说讲述悲惨的故事是为了利用它们。很多不幸的人会对他人的不幸感兴趣，因为他们想说服自己他们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对这些人而言，哪怕只是隔靴搔痒也是好的。他人的不幸和苦难有时是用来贩卖的，是用来掩盖的，是用来搅和其他东西的：例如让人觉得个人的命运只不过是个人的问题罢了。
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该如何与文字的堕落抗争？“几百万人正在挨饿”，这些文字应该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应该引起一些事情发生，激起一些反应。但是就目前而言，文字似乎已经不再起到这些作用了。如果我们重新赋予文字这种力量，也许会发生一些积极的事情。
这本书是一个失败品。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书实际上都是失败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既然这本书是要对饥饿这一人类最大的失败做出探究，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只能是失败。当然，说这本书是失败品的另一个原因自然是我本人写书时的茫然困惑与无能为力。但是尽管如此，我却并不为这一失败而感到羞愧：我反而觉得自己应该去了解更多的历史，思考更多的问题，搞懂更多的事情。有时候失败是值得的。
然后再重新迎接失败，但是要更好地去失败。
“每年有上千万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死于饥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丑闻。在我们这个富饶的星球上，每五秒就有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因饥饿而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世界粮食总产量可以毫不费力地养活120亿人，这一数字几乎是当今世界总人口的两倍。因此饥饿并非什么不可抗拒的命运。一个孩子死于饥饿，实际上就是死于谋杀。”联合国粮食问题前特约撰稿人让·齐格勒在他的《大规模毁灭》一书中如是说道。
成千上万次的失败。在世界上，在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每天都有大约25000人因各种与饥饿相关的原因而死亡。如果您，我的读者，决定阅读您手中的这本书，而且您满怀激情，在八小时内读完了它，那么在这八小时里就已经有大约8000人死于饥饿。8000人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而如果您决定不读这本书，这些人也同样会死，但您将不会知晓这一事实。可能您还是会倾向于不读这本书，其实换成是我大概也是会这样做的。当然，最好还是不知道死去的人是谁、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他们为什么会死，这样的话会使我们过得更舒坦一点。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会用半分钟时间读完这个小段落的，我想请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八到十个人被饿死，所以请轻松地长舒一口气吧。）
如果您决定不读这本书了，那么有一个问题将会一直萦绕在您的脑海中。在我这本书里提出的诸多问题中，这个问题是最突出的，它一再出现，催促着我寻找答案：
见鬼！既然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我们又怎能熟视无睹呢？
注释：
[1]比亚法拉共和国：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国家。1967年5月30日成立，1970年1月15日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