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娜继续向我解释着，我们假想她和她丈夫还有孩子一起到尼亚美讨生活。“孩子可以先留在村子里。”她补充了一句。他们得先有点钱来付路费，还得有钱在刚到那里找到工作前的头几天填饱肚子，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还有睡在哪儿也是个问题，她继续说道，因为有人给他们说过在城市里不能随便找个地方睡觉。他们没有这个财力，她说，所以他们不能去。到城市里谋生这个选项是为那些手头有钱的人准备的。所以，她继续说着，她认为他们的儿子应该继续待在他们身边。另外，她慢慢地说道，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离开父母的孩子们最终会把父母都忘掉的。”
6
昨天下了场雨，今天田地里就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拿着锄头在翻地，为播种做准备。虽然土地湿了一些，但要翻地还是很难。我昨天下雨的时候就想到一定会看到他们的。
“你都不知道我们看到开始滴雨的时候有多高兴，一看就知道会是场好雨。”阿玛德带着胜利的表情对我说道。
“我们还以为不会下雨了。每年我们都觉得不会下雨了，但最后都会下雨，但是到了第二年我们还是觉得不会下雨。”
“每年都下雨吗？”
“也不是每年都下，有时候不会下雨。”
把他的这种心态换个说法就是：对所有事情都极没把握。下不下雨，有没有蝗灾，商人买不买粮或者说商人卖粮时抬不抬价，这些事情都事关成百上千人的生死。真正的财富是有选择的生活、有保障的生活，而不是每天都生活在危机边缘。他们行走在社会边缘，一步不慎就会坠入深渊。真正的悲惨就是这种天天沿着刀锋行走的日子，一旦摔倒，你就会万劫不复。
我已经好些日子没有见过有人的手腕上戴着表了。阿玛德有一块又大又重的方形金属电子表，他把它戴在右手上，时不时就会看一眼，就像是在确认手表还在，又像是在向我表明他有手表，他是个有手表的男人。小时，不是时间，而是用来计量时间的单位，是文化发展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从不用手表计算时间的农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情势：能够看到小时数变成了一种时尚。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要表现出来。
阿玛德有28岁了，他读完了小学：他能读，能写，还能算数。他有一个老婆、三个孩子，父母还健在，还有三个兄弟、四个姐妹、一堆外甥侄子。他们一共有三块1公顷的地，两块1.5公顷的地，还有一块2公顷的地：一共是8公顷。四个男人耕种8公顷的土地，这让他们成了街坊邻里中最有钱的人。
“馅饼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先生。没人给过我什么，都是我自己耕耘出来的。”
阿玛德和他的父亲、兄弟中的两个一起劳动。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4月正式开始耕种前他们首先会把地烧一下来去除杂草，并且使过度开发的田地恢复一定的肥力。然后就是最繁重的活儿了：他们用前端带刀的木棍来犁地，这种工具是当地最普遍的。男人们就用这种原始的工具犁着地。到了5月，在雨水来临前，他们开始播种：他们管这叫干地播种。他们不施肥，因为他们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也不知道那些作物会不会生根，他们不能靠碰运气而浪费肥料。两三周后，如果下雨了，作物就会发芽，这就到了用工具再次拔除杂草的阶段，然后就是施肥。肥料是很贵的：以前的肥料都是动物的排泄物，但是现在由于空地少了，牛也就少了，所以现在只能花钱买肥料。一个月后他们会再次除草，如果他们还有肥料的话就会再次施肥。他们会再等一个半月或是两个月，祈祷着该下雨的时候下雨，祈祷着不会发生蝗灾或虫灾。最后，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会把粮食储存在谷仓里。田地里还可能会发生争斗，可能会出现某个牧人带来的羊群，会有极度炎热的天气，会有干旱……农民们每天都要劳作很多小时，有时是八小时，有时是十小时，他们在阳光的暴晒下劳动，只在正午会休息一小会儿，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做祷告，把妻子带来的面糊球吃掉。
“很累吧？”
“很累。”
“干活的时候会想很多事吧？”
“对，会想很多，什么都想。”
“你都想些什么呢？”
“我想的最多的是，哎呀，活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还差多少才能做完呢。还有些时候我会想我得买个犁，再买两头牛或者是一头骆驼来犁地。那样的话我的工作就会轻松很多……”
由村子里的铁匠做的带轮子的犁地机要卖3.5万西非法郎，也就是70美元左右。不是很耐用，阿玛德说，不过要是照料得好的话也能用挺久，但不过再怎么仔细最后也会坏的。如果要买一台质量好的犁地机的话就要花费6万到8万西非法郎，再加上两头拉犁地机的牛，花销不会低于15000西非法郎。反正有20万到25万西非法郎的话肯定能买到，他说，也就是400到500美元。
“不少钱啊。”他说着，叹了口气。
农业发展遵循着一条古训，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不会放弃祖上传下来的土地的。他会继承这片土地，像他的父辈一样继续耕作。
这也是一种命运，我想着：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我突然想到原来命运这个词竟可能是一个自古就有的农业用语。
阿玛德说，有时候他厌倦了用手中的工具耕地他就会停下来想想他要怎么做才能买得起一直想要的犁地机，他在脑海中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有了犁地机他就能种出更多的粮食，还能节省时间，在节省出来的时间里他可以去其他人的地里帮忙，或者搞来另一块地来种，因为他干活快，这样他就能早点离乡挣钱了：每年阿玛德都会用一两个月去尼日利亚赚钱。尼日利亚很近，离家还不到20公里，而且边境很容易通过，据说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成员经常利用这条边境线活动。
尼日尔多年来一直置身本地区冲突之外，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在由于恐怖主义活动，尼日尔已经被迫成了军事行动地图上的一部分。2013年2月，美国在尼亚美郊外设立了军事基地来起降无人机，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冲突模式：穷人和富人们打仗的方式总是不同的，穷人们拿身体打仗，而富人们会在很远的地方操控机器去打仗。
一位美国发言人表示不能透露这一地区已配置了多少架捕食者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是用来控制马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目前仅用于监视。但是这一行动将尼日尔拖进了战争中，使尼日尔政府的处境十分艰难。“我们是欢迎这些无人机的，”马哈马杜总统说道，“我们得防备撒哈拉地区和萨赫勒地区的游击队活动。我们要信任像法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需要和这些国家进行合作，来保障本国安全。”
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尼日尔国家预算的40%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援助以及尼日尔同他们的合作，这当然是有代价的。
当尼日利亚的玉米和稻米收获季到来的时候，阿玛德和村子里其他的男人就会越过边境线。这就是在贫穷国家流传的古老习俗，男人们要不停地走动、游走，而女人们则被束缚在自家的土地上。也可以说女人们一生只“走动”一次，也就是在出嫁时搬到丈夫的村子去住，在那之后，如果不发生灾难的话，她就会在那儿待一辈子。
在尼日尔，一个农民每天的收入大约是2000西非法郎，约4美元。在尼日利亚这一数字会达到4500西非法郎。阿玛德会用一部分钱从卡诺的中国批发商那里买一些袜子和手灯，然后试着在几个村子中把它们卖掉。每隔十天或半个月他就会给他老婆寄点钱来维持家人的生计：有时候是托某个熟人捎回去，有时候通过银行，但是银行会扣超过10%的手续费。
“要不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家乡，我情愿一直在尼日利亚干活。但是我不能、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那是我爸爸的土地，也是我爷爷的土地……”
他不愿意放弃自家的土地，也确实没这么做。上一年曾有一个尼日利亚农场主给他提供了一份固定工作。不是让他下地干活，而是当会计。阿玛德很想干那活儿，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首先是征求他父亲的意见，他的父亲又给他讲了一遍他的一个叔叔的故事：很多年前，那位叔叔跑去尼日利亚工作，然后就再也没回来，也再也没往回寄任何东西。最后阿玛德的父亲对他说他不希望阿玛德也从此消失掉。
移民是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很原始的方式，这一再分配进行的方式也很原始：穷人们跑到富裕的国家，做着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然后再把赚到的钱寄回自己国家。根据统计，仅在2013年一年，就有2亿移民向母国汇出了4000亿美元。在尼日尔，每30个人中就有1个在尼日利亚、加纳、贝宁或马里工作。很多人留在了当地，也有很多人在去工作之后又返回了尼日尔。
这同样也是一种可悲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举个例子，在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面临分裂，这不仅使圣战分子分散到整个地区，而且阻断了25万在利比亚工作的尼日利亚人继续往尼日利亚汇钱：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也会给很多家庭的生活带来灾难。
阿玛德还是有些不甘心：他说他还是会向前看。他说他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做出一些牺牲，生活还是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的牙齿参差不齐，眼睛细细长长的，络腮胡，穿着白衬衫，衬衫上绣着有些掉色的黄花，裤子上有几个破洞，哦对了，还戴着那块手表。
阿玛德做得已经够好了。不过尽管他种地种得不错，12月还会种一些洋葱，再加上女人们料理的秋葵，另外还有他在尼日利亚的工作，有时吃的东西还是不够。
“我们现在总是有吃的了。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孩子们总是有吃的，几乎总是有吃的。”
奥萨玛，他的小儿子，刚刚从马拉达医院出院，他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在这里住了一段日子。阿玛德说他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没道理这样，他们每天都给孩子吃他的那份面糊球，一定是某个医生搞错了，这太难以置信了。当奥萨玛被送来时，这个两岁的小男孩的体重只有7公斤。
“这里的事情总是牵扯到其他一堆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再想那么多事了。下不下雨啦，种子啦，肥料啦，尼日利亚啦，我的兄弟们啦，这件事呀，那件事呀。一个人是想不过来这么多事的。”
“那么说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吧？”
“面糊球啊。”
“啊？面糊球比鸡还好吃吗？”
“鸡？我从来没吃过鸡，怎么能说我喜欢吃鸡呢？”
当时正值春天。古老的树木又生出了新叶，灌木有的也已经变绿了，田地里又长出了黍子。我从来没在雨季来过尼日尔，我在尼日尔的日子里，干旱总是显而易见。此时也正是所谓的“空档期”[11]，当大自然一片生机盎然时，这里的人们却正在忍受最极端的物资短缺。
阿玛德的一个朋友恰好路过，他们聊了起来。那个朋友摇着脑袋说，有人告诉他，马拉达旁边的一些村子里的黍子长得很不错，又高又壮，已经全绿了。而我恰好刚从那几个村子过来，那里的地都是刚种的，长势也不好，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们。
“不，先生，您可能是搞错了。我们知道那边的庄稼长得很好。”
有些事情是没必要争论的。人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去相信一些神话：总是会有更好的事情在远方发生。人们愿意相信有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一切并未发生。这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这也是宗教的一种表现，这也是历史的一种表现。
当阿玛德想要放松一下也有时间放松一下的时候，他会去马拉达的亲戚家住上一两天，在那里休息，看会儿电视。
“我看看新闻，看看球赛。我是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迷。你知道这个队吧？皇家马德里。”
他慢慢重复着，像是在耐心地给我做着解释。他又说自己一直想彻底独立，有自己的田地，有自己的电视，再有两头牛来犁地。不久前他差点就实现这个梦想了，他差点买到两头牛，因为他干活很努力，而且在尼日利亚卖了很多手灯，他赚了一些钱，想去买两头牛，但是后来他没那么干。
“没那么干？”
我继续追问着。他笑了，露出了牙齿，他的表情显得有点神秘：“我没那么干，你猜我干什么了？”
我问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有了要实现人生价值这种想法，或者说要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这和吃饭、工作、生育、相知、遗忘、死亡的人生流程可不一样。几千年来我们很少有过那种想法，对于很多人来说，维持生存才是最迫切需要思考的事情。但现在人们觉得只是生存还不够，还要活得更精彩才行。
我有一个带有偏见性的想法：一个有土地的农民最容易想到的是把现有状态保持下去，而不太会去想着改变。或者说他们不敢去想变革的事情，因为总是有战争、移民、动乱，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往往是一种威胁。
“你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你当然不知道我干了什么。”
阿玛德笑道。他又故作神秘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告诉了我他的事情，他的话对我而言有炸弹爆炸一般的震撼力：“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我娶了第二个老婆。”
阿玛德显得很骄傲，很得意，一直在笑。他对我说他七个月前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老婆是他17岁的表妹。他对我说婚礼办得很好，杀了几只羊，有歌有舞。他说他现在得更努力地工作了，因为养活两个女人并不容易，但他能做到，他相信自己能做到。
“你为什么又结一次婚？”
“因为我想结婚。”
“你不喜欢你的第一个老婆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