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图卢斯。”
“真的？”她又像先前那样笑了。
多里戈·埃文斯很想摆脱她，但他没能力摆脱他自己。那眼睛，那红花，那模样——看上去在对他，而且只对他才那样微笑的模样——但他不愿相信。他把一只手伸到背后，在那儿用手指叩着书脊，叩着卢克莱修，希罗多德，奥维德。但他们不回答。
“一个古罗马诗人。”他说。
“给我念一首他的诗。”
他打开书，低头看书，然后抬起眼睛。
“你确定？”
“当然。”
“它很枯燥。”
“阿德莱德也这样。”
他又把目光移到书上，读道——
我感觉到一种饥饿
生长起来
在我齐膝的长衬衣和斗篷之间。
他合上书。
“对我来说，全是拉丁文。”她说。
“对我俩都是。”多里戈·埃文斯说。他原想用这诗轻侮她，但意识到他失败了。她又在笑。不知怎么，她把他对她的轻侮都弄得听上去像调情，直到他开始不确定他是否是在调情。
他望向窗外，想寻求帮助。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
“再读一些。”她说。
他急急忙忙翻了几页，停下来，又翻几页，又停下来，然后，开始读。
让我们活着、爱着
不计老男人眼里的屑小东西
他们传道说教，谴责声讨。
每天太阳沉降后会再又升起，
可是我们——
他感觉胸中升起一股奇怪的怒气。为什么在这些诗中他选了这首去读？为什么不是别的或许会让她感觉被冒犯的诗？但某种另外的力量困住了他，正引导他，使他的声音低沉有力，诗让他接着读下去。
可是当我们短暂的光亮闪耀过了，
必须在睡眠中度过长夜，永无终止。
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自己衬衫顶端，不停地往上提，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眼神像在说，其实她想把衬衫向下拉。
他合上书，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多事在他脑中飞驰而过：分散心神的事，无关痛痒的事，残酷的事，这些事把他带离书架，带离她和她令人惊异的注视，烧着强力蓝色火焰的眼睛，但他什么也没说。所有可说的蠢话，所有他感觉粗鲁且必需的事，他全没说，反而，他听见自己在说——
“你的眼睛很——”
“我们在谈荒诞的爱情是什么样。”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插进来。
多里戈转过身，看到追求者中最没时运的——那个密友——走过来要加入他们，大概是想抢走这个蓝眼睛的女人。或许他觉得必须跟多里戈打招呼，于是就冲多里戈笑，在多里戈看来，他正试着想多里戈·埃文斯是谁，还有他跟这女人什么情况。“全被你给毁了。”多里戈想对他这么说。
“多数人在没有爱情的情形下活着，”这朋友说，“你不会同意这说法吧？”
“我不知道。”多里戈回答。
这朋友笑了，对多里戈是扭一下嘴，对她则是把嘴慢慢咧开——一种同谋的邀请，叫她回来，跟他一起，回到他的世界，回到懒惰者的集群中。她漠视这个追求者，对他不理不睬，转过身，说她一分钟后回来，明确说明他必须离开，让她可以跟多里戈在一起。她表明这完全是他们俩之间的事。然而，他们看着她的沉默而清晰的交流，多里戈意识到他既没渴望，也不赞成她这么做。
“所有这些爱的话语全是荒谬的，”追求者接着说，“人们不需要爱情。最好的婚姻是彼此可以相互配合。科学显示我们都会产生电磁场。一个人遇到一个具有相反属性离子的人，如果相反属性离子被安排的方向正确两个人就被对方吸引。但那不是爱情。”
“那是什么？”多里戈问。
“磁性。”追求者说。
4
中村少校玩牌技术很差，但他刚赢了最后一场比赛——跟他玩牌的低级军官和澳大利亚战俘都认为最好不要让他输。经由翻译福原中尉，中村对澳大利亚上校和少校为这个夜晚表示感谢。日本少校站起身，差点儿摔倒，后又恢复了平衡。尽管几乎脸朝上摔得平躺在地，中村看上去却意气风发。
他拿来招待他们的湄公河威士忌同样也作用于两位澳大利亚军官，多里戈·埃文斯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他知道他眼下有“大家伙”的角色要扮演。他整晚都在推迟演出。但据他感觉，现在该他表演了。
“‘计程器’进行三十七天了，一天没停过，少校。”多里戈·埃文斯这样开始。中村微笑着看着他。多里戈·埃文斯也回报以微笑。“要实现天皇意愿，最聪明的做法是对所拥有的资源加以控制，以便最充分地加以利用。为了最有效地修造铁路，我们必须让做工的人保证休息，让他们恢复体力，而不是把他们累垮。休息一天会很有用，不单使他们体能不致衰竭，还有助于让他们活着。”
他预料到了中村可能会爆发，会打他，会威胁他，至少也会对他怒吼嘶叫。但在福原中尉翻译时，日本指挥官只是笑。他对福原很快低声说了几句话，当福原翻译的时候，他已经直撞着朝外走去。“中村少校说俘虏很幸运。通过为天皇而死，他们得以恢复荣誉。”
中村停下来，转过身，又对他们讲话。
“这场战争很残酷，”福原中尉翻译说，“什么战争不残酷？但战争是人。我们是什么，战争就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战争就是什么。修铁路也许会死人，但我不创造人，我创造铁路。工程不要求自由，不需要自由。中村少校，他说工程进展能借诸其他东西得以实现。你，大夫，把这叫做不自由。我们把它叫做魂、民族、天皇。你，大夫，把它叫做残酷。我们把这叫做命运。我们的命运或其他人的命运。它是未来。”
多里戈·埃文斯鞠了一躬。警眼儿泰勒——一位少校，也是他的二把手——也鞠了一躬。
但中村少校没讲完。他又讲起来，等他讲完了，福原说——
“你们大英帝国，”中村少校说，“你们认为修铁路不必对人加以约束，上校？它是用一个枕木接一个枕木的不自由，一个桥梁接一个桥梁的不自由修建起来的。”
中村少校转身走了。多里戈·埃文斯踉跄着离开，走到战俘军官住的棚屋，走到他放在那儿的床跟前——就身高而言，帆布行军床太短。它是一个荒谬的等级特权，他很喜欢这特权，因为它事实上根本算不上特权。他看了一下表。表上显示十二点四十分。他呻吟了一声。为了安放他的长腿，他用竹子潦草拼就了一个三角支架，上面放着一个压扁了之后又用更多竹子加固的煤油罐，睡着后变动睡姿时，它经常会翻倒。
他点燃放在床边的一截蜡烛头，躺下去，拿起一本页角卷起的书——营里的一个珍贵物件——一部罗曼史，他在睡前读它有一段时间了——为了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他快看完了。但他眼下醉了，精疲力竭，生着病，既没精力看书，也不想动弹，他能感到睡意已经袭来。他把书重又放下，熄灭了蜡烛。
5
老人梦见自己是一个年轻人，睡在一个战俘营里。现在，做梦成了多里戈·埃文斯经历的最真实的事。他追随知识，像追随一颗正在沉落的星星，到达了人类思想最遥远的边界之外。
他坐起来。
“什么时候了？”
“快三点。”
“我得走。”
他不敢说艾拉的名字，也不敢说“妻子”这个词，还有“家”这个词。
“苏格兰裙在哪儿？”
“你又在想她，是不是？”
“苏格兰裙？”
“这让我很难受，你知道的。”
“该死的苏格兰裙。”
他是穿苏格兰裙来的，来参加帕拉马塔彭斯协会的年度晚宴，自从一九七四年由于工作关系到了悉尼，他就成了协会成员。他冥思苦想他为什么加入协会，除了他众人皆知的沉溺威士忌的恶习和他不可告人的追女人的恶习，他想不起其他原因。但眼下苏格兰裙找不到了。
“不是艾拉，”她说，“因为那不是爱。”
他想起他妻子。他发现他在婚姻中经历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他不懂他为什么结婚，为什么跟几个不同女人睡觉被看作道德败坏，为什么她们对他具有的意义越来越少。他也说不出在肚腹底下不断增强的异样的痛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如此渴望嗅着丽奈特·梅森的裸背，为什么他生命中唯一真实的是他做的梦。
他打开吧台那儿的冰箱，取出最后一瓶五十毫升装的格兰菲迪威士忌，接着，他摇摇头——他注意到最新的触控技术使他一旦把酒瓶拿出，它立刻被电子设备记录为消费。他直觉到一个更规整、更驯顺的新世界的到来，一个界限和监控的世界，在那儿，每样东西、每件事都被确认，没有什么是必须体验的。他知道他被视为公众形象的自我——他们放在硬币和邮票上的那一面——将和这个正到来的世纪融合无间，他不同的那一面——他不为人知的自我——会越来越让人难解，令人反感，其他人会联合行动把这一面藏起来。
他的这一面跟这个正到来的新世纪格格不入——在其中，什么都大同小异，这表现在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感情；人们触摸彼此毫无节制，说着自己的问题就好像以某种方式给生活命名，把它的神秘描写尽致，或者否认它的杂乱无序，这让他困惑。他觉得有些东西在萎谢，冒险性被越来越着重地计算大小，估约价值，尽可能被消解，一个崭新的世界代之而起——在那儿，观看准备食材比阅读诗歌会更让人感动；在那儿，付钱喝用采来的野草煮的汤会让人兴奋。在很多战俘营，他吃过用采来的野草做的汤，他更喜欢吃正儿八经的食物。在他脑子里寻求到庇护的澳大利亚是根据死人的故事制图的，他发觉活人的澳大利亚越来越陌生。
在多里戈·埃文斯长大成人的时代，生命能在诗歌意象中被理解，并在其中存活，或者说在一首诗的影子里，后者越来越成了他生命的常态。电视的到来伴随着有关名人的理念——多里戈觉得名人在其他情形下是普通人，但你不会希望去了解他们。如果说它终结了那个时代，那么它时而也利用那个时代，从那些依照诗歌的优雅神秘特质安排生活的人，从他们的明晰中，找到适合造成意象的题材，这意象大多没有思想。
一部关于多里戈在一九七二年澳新军团日[2]回到“线”上的纪录片最先在民族意识中奠定了他的地位，因为在其他访谈节目中露面，他的地位更得以提升——在这些节目中，他装出一个保守人道主义者的情感立场，这是他的又一个面具。
他觉得他比他所属的时代活得长久；拧开五十毫升装威士忌小瓶的盖子，他感到至死方休的欲望：要更加随性地活。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大脚趾触到在冰箱底部附近躺着的苏格兰裙。他动手穿上裙子，朝床那边看去——在电子钟和亮着绿色的烟雾警报器发出的诡异夜光中，丽奈特看上去像在水下。他注意到她用胳膊盖住眼睛。他抬起那只胳膊。她在哭，一声不出，一动不动。
“丽奈特？”
“没事儿，”她说，“你走吧。”
他不想问她为什么呢，但他没办法，他必须问。
“怎么回事？”
“没事。”
他俯下身，用嘴唇触碰她染着苔藓颜色的额头。香粉的味道。要把他囚禁起来的茉莉花香气，总在他体内唤醒他想逃走的欲望。
“太难了，”她说，“当你想要什么而得不到的时候。”
他一把抓起车钥匙。想着在乡村小路上醉酒驾车的强烈的快感——路灯，确保不要被抓住的躲闪都让他有快感，他也许又逃跑成功了。他快速穿好衣服，喝干最后那瓶五十毫升装格兰菲迪威士忌的最后一口，花了五分钟手忙脚乱地寻找系在苏格兰裙带上的皮制小荷包，终于在日本诗人辞世诗集下面找到了，然后，他离开，忘了把书带走。
6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多里戈被批准休假四十八小时。他找机会免费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回墨尔本，与艾拉共度的这两天一夜安静而空虚，他尽可能制造动静，安排活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她，像就要被踢死的人情急中要攫住身下的泥一样。
几次他都要告诉艾拉在阿德莱德书店同他讲话的那个女人。但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事情发生，他和艾拉跳舞，喝酒。有什么事发生吗？什么也没发生。
他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艾拉。他渴望通过跟她上床来重新认识他和全新的她，她充满感激地想：她不会有任何这些念头，在他看来，这些念头突然间变得像是通奸。她的黑头发、黑眼睛、丰满的体型，她很美，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
发生了什么事？他想的不是头发或眼睛，而是一种表情，这表情让他困惑，像百万颗毫无目的的尘粒在舞蹈，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负罪感使他郁郁寡欢。但他干了什么吗？他什么也没干。他说话了，最多几分钟，然后，他转过身，离开书店。连她的名字他都不知道。他问过她什么？她对他说过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连她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见到那女人之前，艾拉的世界——安全，舒适，稳定，他之前想归属于它，但现在，多里戈忽然发觉这世界索然无味，有气无力。尽管他想在其中体验那种无法确切描述的安逸感觉，那种权力以及其中诸多特权带来的驱之不去的气味——他原先觉得它们那么吸引他——但现在它们对他毫无价值，还要更糟，它们好像令人厌恶。
艾拉和其他人把多里戈新近的郁郁寡合解释为是因为战争——当时最常用的理由。战争对人施压，战争让人发疯，战争使一切乱糟糟，战争给人借口。在他这方面，多里戈等不及盼着战争快来——如果这是非此即彼的另一个选择。
终于，他告诉了艾拉，好像那只是一次偶遇，然而，在讲述中，不知怎么听起来像背叛。他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羞耻。为什么他就必须得要艾拉？把那个陌生人描绘成一个过分激烈、相当没分寸的女人，他觉得他对事实不忠，对她也不忠，在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也不忠实。讲完，他抖了一下。
“她漂亮吗？”艾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