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正挥霍在委内瑞拉继承的遗产。有些人开口闭口就是我的美丽青春和黑色鬈发；另一些人却骂得我狗血喷头。我又拿起《这里法兰西报》的一期号外，最后再看一遍莱翁·拉巴泰特写我的文章：
“……我们要看着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胡闹到什么时候？这个犹太人，拖着他的神经官能症和癫痫，从勒图凯到昂蒂布角，从拉博尔到艾克斯莱班，还不受惩罚，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最后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这号外国佬，侮辱法兰西的子弟，要一直到什么时候啊？由于这种犹太厄运，就得无休止地洗手，这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在同一家报纸上，巴尔达姆博士也这样辱骂我：
“……什勒米洛维奇？……哼！犹太人街区的烂货，臭气熏天！……毛坑里的大蛆！……什么鸟玩意儿！……黎巴嫩加纳克的流氓！……咚咚咚……嘭嘭嘭！……好好瞧瞧这个讲意第绪语的小白脸！……这个专搞雅利安人小姑娘的淫棍！……完全具有黑人特点，又发育不全！……这个疯狂的阿比西尼亚人，年轻的阔佬！……快来帮忙，把他的下水全掏出来……把他骟了！……让这样一个形象在博士眼前消失……见鬼，干脆把他钉上十字架！……来路不明，可耻的杂种……住国际豪华大酒店的犹太佬！……参加‘海法制造’的放荡聚会！……戛纳！……达沃斯！……卡普里岛和所有人！……极端希伯来式的大杂烩！……让这个受过割礼的花花公子从我们眼前消失！……他那些太巴列式的快艇！……他那些西奈造的领带！……就让他那些雅利安女奴，将他的龟头薅掉！……用她们美丽的小牙齿……让她们用小手抠瞎他的双眼！……他追击哈里发！……反对基督教后宫！……快呀！……快呀！……拒绝舔他的睾丸！……拒绝向他做媚态换取美元！……你们要解放出来！……勇敢些，《马德隆》[1]！……否则的话，这位博士就要泪流满面！……就要憔悴衰竭！……天大的不公啊！……犹太法庭的阴谋！……就是想要博士的命！……请相信我！……
红衣主教会议！……罗斯柴尔德银行！……安特卫普的卡恩！……什勒米洛维奇！……女孩子们，快帮帮巴尔达姆！……救命啊！……”
博士不肯饶恕我的事，就是我从卡普里岛给他寄去了我的文稿：《揭下面具的巴尔达姆》。我在这篇研究文章中透露，我还是十四岁犹太少年的时候，一口气读完《巴尔达姆游记》和《路易—费迪南的童年》，简直赞叹不已。我没有避而不谈他那些反犹小册子，正如善良的基督徒之所为。我这样写道：
“巴尔达姆博士的作品，很大一部分论述犹太问题。这不足为奇：巴尔达姆博士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是历代最伟大的犹太作家。这就是为什么他怀着满腔热忱，谈论他的同种族的兄弟。巴尔达姆博士在他的纯小说式的作品中，类似我们的同种族兄弟卓别林，都喜欢可怜的小故事，写受迫害的感人的人物。……巴尔达姆博士的语句，比马塞尔·普鲁斯特矫揉造作的语句‘犹太色彩’更浓：一种温柔、哀怨的音乐，有点碰运气，也还有点哗众取宠……”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惟独犹太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当中的一员，惟独一个犹太人，谈论巴尔达姆博士才能说到点子上。”
博士作为全部答复，只是寄来一封信辱骂我。依他看，我借助于放荡的聚会和数百万财产，在指挥全世界犹太人的阴谋。我马上给他寄去我写的《德雷福斯的精神分析》，我在文中白纸黑字，肯定了这名上尉有罪：一个犹太人这样做，确实怪得很。我阐述了这样的论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衷心热爱圣路易、圣女贞德和朱安党人的法兰西，这就是他为何选择军旅生涯为其志向的缘故。然而法兰西，她并不需要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于是，他背叛了她，就如同用百合花形马刺报复一个高傲的女人。巴雷斯、左拉和戴鲁莱德，他们根本不理解这种不幸的爱。
这样一种论述，无疑让博士大跌眼镜。此后他就杳无音信了。
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的谩骂叫嚣，把社交专栏作家对我的赞美给压下去了。他们大多列举瓦勒里·拉尔博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人把我比作巴纳波特，给我起绰号叫“小盖茨比”。杂志的摄影记者给我照的相，总是低着头，眼神茫然。我在艳情刊物上的忧伤神态，已经尽人皆知了。面对《卡尔顿报》《诺曼底报》，或者《米拉马尔报》，我接受记者提问，总是不厌其烦地宣称我的犹太人身份。况且，我的行为举止也同培养法国人的品德背道而驰：他们弘扬谨慎、节俭和勤劳。我的祖先是东方人，黑眼睛，喜欢张扬和排场，并且懒惰成性。我不是这个国家的孩子。我没有为你们做果酱的祖母，也没有见过家人肖像，没有学过基督教教理。然而，我总是想象外省人的童年。我的童年生活布满英国保姆，在多维尔不纯洁的海滩上非常单调地流逝。伊芙琳小姐牵着我的手。妈妈把我丢给马球手。夜晚，她倒是来到我床前亲亲我，不过有时她也嫌麻烦不来了。可是我一直等她，没心思听伊芙琳小姐讲大卫·科波菲尔的故事。每天早晨，伊芙琳小姐都带我去赛马俱乐部。我在那里上马术课。为了讨妈妈的欢心，我要成为天下最著名的马球手。法国孩子熟悉所有足球队，而我一门心思放在马球上。我心里总念叨这些具有魔力的词：“拉维尔辛、西保·潘帕斯、西尔维·莱斯、波菲里奥·鲁比罗萨。”在赛马俱乐部，有人给我和我的未婚妻，小公主拉伊拉大量拍照。下午，伊芙琳小姐到“塞维尼侯爵夫人店”给我们买伞状巧克力。拉伊拉爱吃棒棒糖。“塞维尼侯爵夫人店”卖的棒棒糖呈长方形，小棒也很好看。
伊芙琳小姐带我去海滩，有时我就把她甩掉；不过她知道去哪儿能找见我：我不是同前国王菲鲁兹，就是同特吕法丁男爵在一起，这两个大人物是我的朋友。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他不禁惊叹：“我的小拉斐尔和我一样贪嘴呀！”特吕法丁男爵总是神色凄怆，独自坐在“太阳酒吧”里。我走近他的餐桌，伫立到他的面前。于是，这位老先生便没完没了给我讲故事，故事主角名叫克莱奥·德·梅罗德、奥泰罗、爱米莉娜·达朗松、莉雅娜·德·普吉、奥黛特·德·克雷西。当然全是仙女，犹如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
充斥我童年生活的其他琐事，就是海滩上橙黄色的遮阳伞、卡特朗草坪、哈特梅林荫道、大卫·科波菲尔、塞古尔伯爵夫人、我母亲在孔蒂河滨路的套房，以及利普尼茨基的三张照片，上面有我，站在圣诞树旁边。
再就是瑞士学校，以及我在洛桑的初次调情。我十八岁生日时，委内瑞拉的那位叔父维达尔送给我的杜森堡轿车，驶进了蓝色的夜晚。我过了一道大栅栏门，穿越缓缓下坡的园子，一直行驶到莱芒湖畔，将车停在一座灯火通明的别墅台阶前。几位身穿浅色衣裙的少女站在草坪上等候我。这样的“晚会”，夜色过于温馨，格格笑声过于欢快，灯光也闪烁不定，全不是什么好兆头。要描绘这类晚会的氛围，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做得会比我好。因此，我推荐你们看看这位作家的作品，这样一来，你们对我青少年时期的晚会就会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至少，也应当看看拉尔博的《费米娜·马尔凯兹》。
如果说在洛桑，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伙伴共欢乐，但又不完全跟他们一样。我经常去日内瓦，在贝尔格饭店清静的客房里阅读古希腊的田园诗，力图以优美的文笔翻译《埃涅阿斯纪》。我这样离群索居。有一次结识了一位都兰的贵族青年，名叫让弗朗索瓦·德·埃萨尔。我们二人同龄，而他的学养令我惊诧。初次相遇他就建议我看一大堆作品，有莫里斯·塞夫、高乃依的戏剧、雷斯红衣主教的《回忆录》。他传授给我法国人的优雅和曲言法。
我在他身上发现许多可贵的优点：有分寸，慷慨大方，感觉极其敏锐，话语特别犀利。记得德·埃萨尔说起这份友谊，将我们比作联结罗贝尔·德·圣卢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作者的那种友谊，他对我说道：
“您跟那位叙述者一样，是犹太人，而我则跟罗贝尔·德·圣卢一样，是诺阿伊、罗什舒瓦尔—莫特马尔和拉罗什富科家族的表亲。您不必害怕，一个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偏爱犹太人。我让您看几页德吕蒙写的东西，这个正直的人痛心地指责了我们这一点。”
我决定不再返回洛桑，为了德·埃萨尔，我毫不愧疚地抛弃了那些四海为家的伙伴。
我把口袋都掏净了，还剩下一百美元。德·埃萨尔连个铜子儿也没有，然而我还是劝他辞掉《洛桑报》体育专栏编辑的工作。我忽然想起有一次在英国度周末，几个伙伴拉着我去伯恩茅斯附近的一座庄园，要让我瞧瞧收藏的老汽车。我又找出来那位收藏家的姓名，安拉阿巴德爵士，将我那辆杜森堡牌轿车作价一万四千英镑卖给他了。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体面地生活一年，用不着让我叔父维达尔电汇钱来救急了。
我们在贝尔格饭店安顿下来。发展友谊的这个初期阶段，给我留下了一种迷人的记忆。每天早上，我们去逛日内瓦老城的古董店，德·埃萨尔让我与他共享对一九〇〇年青铜器的酷爱。我们买了二十来件，摆满了我们的房间，尤其一件发绿的劳动寓意雕像和两只绝妙的狍子。有一天下午，德·埃萨尔告诉我他搞到一尊足球运动员的青铜像：
“不用多久，赶时髦的巴黎人就会以极高的价钱，争购所有这些艺术品。我向您预言，我亲爱的拉斐尔！如果完全取决于我的话，那么阿尔贝·勒布伦[2]式样还要时兴起来。”
我问他为何离开了法国。
“服兵役，”他向我解释，“我这娇弱的体格不合适。于是我逃避了。”
“我们得想法弥补，”我对他说，“我向您保证，在日内瓦能找见一名灵巧的工匠，给您制作假证件——您想回法国就回去，丝毫也不必担心。”
我们接触的非法经营印刷工匠向我们提供一份瑞士出生证明和一本护照，登记的名字是让—弗朗索瓦·列维，于一九四×年七月三十日生于日内瓦。
“现在我是您的同胞了，”德·埃萨尔对我说道，“原先我在你们眼里是异教徒，我真烦透了那种身份。”
我立即决定起草一份匿名声明，提供给巴黎左派报纸。我在声明中这样写道：
“自从去年十一月份，我就因为逃避兵役而有罪，不过法国军事当局处理我的行为更加谨慎，他们认为应当保持沉默。我今天公开的声明，就是曾经向他们声明过的内容。我是犹太人，而鄙视德雷福斯上尉服役的军队也不需要我去服役。他们给我判罪是因为我没有履行当兵的义务。从前就是同一个法庭，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有罪，只因他一个犹太人而竟敢选择军人职业。在别人向我解释清楚这种矛盾之前，我拒绝作为二等兵入伍服役，迄今为止，这支军队始终不愿意有一位德雷福斯元帅。我敦请法国犹太青年追随我这榜样。”
我署名：雅各布·X。
雅各布·X的这种良心问题，法国左派见着了如获至宝——这也正是我的期望。继德雷福斯案件和菲纳利案件之后，这是法国第三例犹太人案件了。德·埃萨尔也投入到这场游戏中，我们共同起草了一篇出色的《雅各布·X的忏悔》，刊登在巴黎一家周刊上：雅各布·X由一个法国家庭收养，但始终不公开姓名。家庭成员有一名贝当分子上校，上校妻子——从前在随军小卖部当管理员，以及三个儿子：长子选择当了阿尔卑斯山猎骑兵，二儿子当了海军，小儿子则考进了圣西尔军校。
这个家庭住在帕赖—勒莫尼亚勒城，雅各布·X就在天主教大教堂的阴影下度过童年。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加列尼、福熙、霞飞的肖像、X上校的军功章，以及好几件维希政权的标志——法兰克战斧。年少的雅各布·X在家人的影响下，狂热地崇拜法国军队，也准备进圣西尔军校，将来像贝当那样当元帅。中学有一位历史教员，C先生，讲到了德雷福斯案件。战前，C先生在法国人民党中担任重要职务，自然了解X上校曾向德国当局告发了雅各布·X的父母，而他收养了这个犹太孩子，这使得他在全国解放后勉勉强强救了自己一命。C先生鄙视X一家圣绪尔比斯修道会式的贝当主义：他有了个主意，心中好不高兴，要在这个家庭里播下不和的种子。下课后，他招了招手，让雅各布·X过去，对着这名学生耳朵说道：
“我可以肯定，德雷福斯案件给您造成很大烦恼。像您这样一个犹太少年，肯定感到这种不公正与己相关。”
雅各布·X得知自己是犹太人，心中万分恐惧。他本来以福熙元帅、贝当元帅自居，现在猛然发现，自己却像德雷福斯上尉了。不过，他并不像德雷福斯那样，通过背叛以图报复，而是接受了军人证件之后，看到自己走投无路，就干脆开了小差。
这种忏悔在法国犹太人中间引起了分歧。犹太复国主义者建议雅各布·X移民到以色列；同化了的犹太人感到羞耻，断言雅各布·X是个挑衅分子，他帮了新纳粹分子的忙；左派激烈地为这个开小差的青年辩护。萨特的文章《圣雅各布·X，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则大张旗鼓地展开反击。大家还记得最切中要害的段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