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他要保持犹太人的意识，那就只能是在屈辱中的犹太人，而在客厅墙壁挂着肖像的加列尼、霞飞、福熙的严厉监视下，他的行径就像一名普通的逃兵。可是他从童年起就一直敬重法国军队、比若老爹的军帽和贝当的法兰克战斧。总而言之，他感到自己是另类，也就是祸害，心中会产生一种惬意的羞耻。”
有好几篇宣言广泛流传，纷纷要求雅各布·X胜利归来。在互助剧院还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萨特恳请雅各布·X公开姓名，可是，这名逃兵执意保持沉默，让最热心的人都泄气了。
我们在贝尔格饭店用餐。下午，德·埃萨尔写一本书，论述革命前的俄国电影。至于我，还是翻译亚历山大体的诗人。我们选择饭店的酒吧来做这些琐碎的事情。一个秃顶的、眼睛赛火炭的男子也定时来酒吧，坐到我们的邻桌。有一天下午，他定睛注视我们，同我们搭起话来。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本老护照，递给我们。我十分惊愕，看到护照上莫里斯·萨克斯的名字。他因喝了酒而说话滔滔不绝，向我们讲述从一九四五年，他所谓失踪的那天起，都有什么遭遇。他先后当过盖世太保特工，当过美国大兵，在巴伐利亚贩卖过牲口，在安特卫普当过掮客，在巴塞罗那开过妓院，还用洛拉·蒙泰斯这个绰号在米兰一个马戏班当过小丑……最后，他在日内瓦定居，经营一家小书店。为了庆贺这次幸会，我们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三点钟。从这天起，我们同莫里斯就形影不离，并且郑重地向他保证，为他幸存于世保守秘密。
我们整天泡在书店里间，坐在书堆的后面，听莫里斯侃大山。他操着因喝酒而嘶哑的嗓音，为我们将一九二五年说活了，提起纪德、科克托、香奈尔宝贝。轻浮年代的少年，现在成了一个地道的老胖先生，他比比划划，回忆在西班牙和瑞士的生活以及《房顶上的公牛》[3]的演出。
“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苟延于世了，”他对我们讲出心里话，“我本应该在好时候死去，就像德里厄·拉罗歇尔[4]那样。只不过问题在于：我是犹太人，有老鼠那种耐久力。”
我记下这段感想，写出了《德里厄和萨克斯，坏路引向何方》，次日拿给莫里斯看。我在这篇研究中，指出一九二五年的两个青年如何因为缺乏个性就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德里厄，政治学院出身的高个子青年，却是个法国小市民，迷恋敞篷汽车、英国领带、美国姑娘，以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英雄自居；萨克斯，可爱的犹太青年，生活不检点，堕落的战后时期的产物。约摸一九四〇年，悲剧降落到欧洲大地。我们这两位花花公子有什么反应呢？德里厄想起自己生于科唐坦半岛，于是一连四年，用假声哼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5]。在萨克斯看来，被占领的巴黎就是伊甸园，他要在这园中疯狂地堕落下去。比起一九二五年的巴黎来，这个巴黎给他的感受更加强烈。在这里可以做非法黄金交易，可以租套房，然后卖掉室内家具，可以用几公斤黄油换取一块蓝宝石，也可以拿蓝宝石换零钱，等等。夜幕和雾霭也让人避免向谁汇报。而且，尤其感到自己是一场围猎的对象，在黑市上购买自己的生命，偷取自己的每一下心跳，该有多快活呀！别人想象不出萨克斯在抵抗运动中，如何同法国小职员并肩战斗，争取恢复道德、合法地位和大白天。大约一九四三年，他一觉出受到猎犬群和捕鼠器的威胁，就立刻报名去德国当志愿劳工，后来又成为盖世太保的积极成员。我不愿意惹莫里斯不高兴，就处理他在一九四五年死掉，只字不提他从一九四五年至今以不同的面目再生。我这样结束全文：
“一九二五年的这个可爱的青年，二十年后，在波美拉尼亚平原，竟然让一群狗吃掉，这种遭遇谁想得到呢？”
莫里斯看完我这篇论文，对我说道：
“非常漂亮，什勒米洛维奇，拿德里厄同我这样对照，不过我还喜欢比较一下德里厄和布拉西拉希。要知道，我往他们二人身边一站，纯粹是一个小胡闹。您就此题写点东西，明天早晨拿出来，我会跟您谈谈我的看法。”
能指点指点一个年轻人让莫里斯喜不自胜。他无疑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他头几次拜见纪德和科克托的情景。他非常喜欢我写的《德里厄和布拉西拉希》。我在文中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德里厄和布拉西拉希出于什么动机同德国人合作呢？
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题为：《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或者党卫军和犹太女的永世一对》。德里厄小说中经常重复的一个主题：犹太女的主题。吉尔·德里厄，这个骄傲的维京人，毫不犹豫要靠犹太女养活，例如一个名叫米丽雅姆的犹太女。他对犹太女的吸引力，也可以用如下的方式解释：自从瓦尔特·司各特的著作风行以来，犹太女自然而然都是乖乖的妓女，任凭她们的老爷和雅利安主人怎么折腾。德里厄跟犹太女在一起，就可以幻想自己是一名十字军将士，一位条顿骑士。到这里为止，我的分析还没有任何独到见解。评论德里厄作品的人，无不强调这位作家犹太女的主题。可是，通敌合作的德里厄呢？我不难解释其中的缘故：德里厄受了多里安人[6]孔武有力的迷惑。一九四〇年六月，真正的雅利安人，真正的军人，大举开进巴黎；德里厄急忙脱掉维京服装：他租这套行头，只是为了虐待帕西街区的犹太少女。他又恢复真正的天性：在党卫军钢铁般的蓝眼睛注视下，他骨软筋酥，全身融化了，突然感到东方人的那种委顿。不久，他就昏倒在战胜者的怀抱里。在他们失败之后，他也做出自我牺牲。这样一种被动性，这样热爱涅槃，表现在这个诺曼底人身上实在让人惊诧。
我的论文第二部分题为：《罗贝尔·布拉西拉希，或者纽伦堡小姐》。他在文中承认：“我们几个跟德国人睡过觉，还会一直保留温馨的记忆。”他的自发性类似合并时期[7]维也纳少女们的表现。德国士兵开过莱茵河，她们都盛装欢迎，向士兵们投掷玫瑰花，有些姑娘还特别卖弄风情。随后，她们就同这些金发天使在草坪上散步。市立公园暮色令人心荡神摇，姑娘亲吻一个叫托坦科普的青年党卫队员，一边还给他唱舒伯特的浪漫曲。上帝啊，莱茵河彼岸的青年多帅呀！……怎么能不爱上这个“希特勒青年奎克斯”呢？在纽伦堡，布拉西拉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希特勒青年琥珀色的肌肉、明亮的眼睛、颤动的嘴唇，以及在激情之夜中，可以想见他们勃起的阴茎，是啊，如此纯净之夜，胜似目睹暮色从蝉山顶降落到托莱多城的夜晚……我是在高等师范学校认识了罗贝尔·布拉西拉希。他亲热地叫我“他亲爱的摩西”，或者“他亲爱的犹太人”。我们一道发现高乃依和勒内·克莱尔[8]的巴黎，到处是喜人的小酒吧；我们总去喝小白葡萄酒。罗贝尔以狡黠的口气，谈起我们的好老师安德烈·贝勒索尔，我们还编了几个有趣的段子捉弄人。下午，我们给低年级学生，蠢笨而又自命不凡的犹太青年上“辅导课”。晚上，我们去看电影，或者会同我们巴黎高师的校友，去品尝丰盛的奶酪烙鳕鱼。我们喝冰镇橙汁一直到半夜——罗贝尔见着橙汁就不要命，只因这令他想起西班牙。所有这些活动，就是我们的韶光年华：深夜到凌晨，我们永远也找不回来了。罗贝尔开始了风光的记者生涯。还记得他写了一篇关于于连·邦达[9]的文章。我们去蒙苏里公园散步，而我们的大莫纳用雄浑有力的声音，揭露邦达的理智主义、他那犹太人的猥亵、他那《塔木德》研究者的衰老。
“请原谅，”罗贝尔突然对我说道，“我一定是伤害了您，忘记了您是以色列人。”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子。
“不，罗贝尔，我是个重视荣誉的青年！说起来，那个让·列维、那个皮埃尔—马里于斯·扎道克、那个拉乌尔夏尔·勒芒、那个马克·博阿松、那个勒内·里齐埃、那个路易·拉扎鲁斯、那个勒内·格罗斯，全同我一样是犹太人，可他们又全都狂热地拥护莫拉，难道您连这都不了解吗？至于我嘛，罗贝尔，我要去《我无处不在》杂志社工作！求求您了，把我引见给您的那些朋友！我去取代吕西安·雷巴泰的位置，主持编辑排犹专栏！您想象一下，这会引起多大轰动：什勒米洛维奇把布鲁姆[10]说成是犹太佬！”
罗贝尔展望这种前景，真是不胜欢欣鼓舞。不久，我就同这些人意气相投了，他们是“褐发健壮的波尔多人”P.A.库斯托、下士拉尔夫·苏波、“我们宴席的铁杆法西斯分子和抒情男高音”罗贝尔·安德里伏、“快活的图鲁兹人”阿兰·娄伯罗，最后就是阿尔卑斯山猎骑兵吕西安·雷巴泰，“他是个男子汉，现在拿笔杆子，到时候就拿枪杆子。”我立刻给这个多菲内[11]的土包子出了点主意，足以充实他那个排犹专栏。打这以后，雷巴泰就不时向我请教了。我始终认为，这些异端的基督教徒太自命不凡了，根本弄不懂犹太人，甚至他们的排犹主义也很笨拙。
我们就使用《法兰西行动》的印刷所。我跳到莫拉的双膝上，抚弄普若的山羊胡子。马克西姆·雷亚尔·德·萨尔特也不赖。这些有趣的老家伙！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离开了《我无处不在》的小圈子，颇为留恋我们在当菲尔—罗什罗广场的聚会。我厌倦了记者这行，又萌生了政治野心，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我首先投入上流社交的合作，参加宣传大队的茶会、让·吕歇尔的晚餐会、洛里斯通街的夜宵会，并且精心培植同布里农的友情。我躲避塞利纳和德里厄·拉罗歇尔，觉得他们的犹太人色彩太浓。我很快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惟独我是犹太人，合作的好犹太人。吕歇尔介绍我认识了阿贝兹。我们约定见一次面。我向他提出我的条件：第一，我要在犹太人问题警署取代那个无耻的小个子法国人达齐埃·德·佩勒普瓦；第二，我要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另外我也认为，消灭五十万法国犹太人是荒谬的。阿贝兹看样子对此非常感兴趣，不过还没有答复我的建议。我同他和斯图勒纳杰尔倒保持极好的关系，他们指点我去找多里奥或者戴阿谈一谈。多里奥从前是共产党员，又穿着背带裤。这个人我不大喜欢。在戴阿的身上我能嗅出当小学教员的激进社会党的气味。又新来一个人，他的贝雷帽令我赞叹不已——我指的是若·达尔芒。每个反犹分子，都有他的“好犹太人”。若·达尔芒一副埃皮纳尔形象[12]，正是我的好法国人，“他那张武士的面孔正在察看平原”。我成为他的左右手，同保安队结成牢固的友谊。请相信我，这些身穿海军蓝服装的小伙子都挺善良。
一九四四年夏季，我们在韦科尔地区多次清剿之后，就同我们的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当时冯·伦德施泰特正奉行攻势，我被一个名叫列维的残废军人撂倒了，他就像我的一个兄弟。
我在莫里斯的书店发现各期齐全的《集束》《耻辱柱》《我无处不在》，以及几本论述培养“首脑”的贝当分子小册子。除了亲德国的文学作品，莫里斯还拥有全套被遗忘作家的著作。我这边在阅读反犹太作家蒙唐东、马尔克·里维埃尔的作品，德·埃萨尔那边则埋头看爱德华·罗德、马塞尔·普雷沃、埃斯托涅、布瓦莱夫、阿贝尔·赫尔芒等人的小说。他撰写一篇论文《文学是什么？》，题赠给让—保尔·萨特[13]。德·埃萨尔有种收藏古董的志向——他刚发现一八八〇年代的小说家并提议重新推出来。他同时可以倡导路易·菲利普风格，或者拿破仑三世风格。论文最后一章题为《某些作者的使用方法》，面向渴望自学成材的青年，他写道：
“爱德华·埃斯托涅的小说，应当在乡居阅读，要在下午五点钟，手中拿着一杯阿马尼亚克地区产的白酒。读者还必须穿一套整齐的奥罗桑牌，或者克雷德牌礼服，扎一条俱乐部领带，上装小口袋塞一块黑绸手帕。阅读勒内·布瓦莱夫的作品，我建议选择夏季，到戛纳或者蒙特卡洛去，要在晚上八点钟，穿上羊驼毛料子的服装。阿贝尔·赫尔芒的小说呢，还得要求点技巧：应当在一艘巴拿马游艇上阅读，一边抽着含薄荷脑的香烟……”
莫里斯呢，则继续写他的回忆录第三卷：继《巫魔晚会》和《围猎》之后，便是《幽灵》。
至于我，我已经决定要成为继蒙田、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之后，法国最伟大的作家。
我那时是个真正的青年，有愤怒，也有激情——今天看来如此天真，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当时我以为，犹太文学的未来落到我的双肩了。我回顾一下，揭露那些冒牌货：德雷福斯上尉、莫洛亚、达尼埃尔·阿莱维。我看普鲁斯特由于童年在外省度过，已经过分同化了，埃德蒙·弗莱过于讨人喜欢，邦达过于抽象。邦达，为什么要玩纯洁思想呢？是变幻不定的大天使吗？脱离现实的伟人吗？隐身的犹太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