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身穿一套尼罗河蓝羊驼毛呢服装、一件绿条衬衣，扎一条红领带，脚下一双鬈毛羔皮鞋。我来到大陆饭店，在奥斯曼厅认识了他。我签署了好几份文件，将我的一部分财产交给他支配，然后对他说道：
“总体来说，您在纽约的企业濒于破产了吧？当万花筒公司董事长，能想得出是怎么个滋味吗？您本来应当发现的，万花筒市场日渐萎缩！现在儿童更喜欢运载火箭、电磁学、算术！老兄啊，梦想卖不动了。我就跟您坦白地讲吧：您是犹太人，因此您没有做生意也没有办企业的意识，这种天赋还得让给法国人。您若是读得懂的话，我就把我编写的东西拿给您看看。我在标致和雪铁龙之间做了精彩比较。一方是外省蒙贝利亚尔人，善于理财，行事谨慎，能兴旺发达；另一方，安德烈·雪铁龙，犹太冒险家，悲剧角色，在赌场里大肆挥霍。算了，您不是领导企业的料。您不过是个走钢丝的杂耍演员。不必做戏了！不要兴冲冲地打电话，打到马达加斯加、列支敦士登、火地岛！您积压的万花筒，永远也推销不出去。”
我父亲在巴黎度过青少年时期，这次要旧地重游。我们去“富凯餐馆”、“驿站广场餐馆”、“默里斯酒吧”、“圣詹姆士和阿巴尼酒馆”、“爱丽舍园”、“乔治五世酒馆”、“朗卡斯特酒吧”又喝几杯杜松子酒。这些去处都是他的外省。他那边抽着帕塔加斯牌雪茄，我这边则想都兰地区，想布罗塞利昂德森林。我选择什么地方退隐呢？图尔？讷韦尔？普瓦捷？欧里亚克？佩兹纳？地下吗？我仅仅是通过米其林旅行指南，以及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几位作家来了解法国外省的。那个朗代的小册子，《波尔多，或者青少年》尤其令我感动。还记得我给莫里亚克朗诵他这极为优美的散文时他脸上吃惊的表情：
“这座城市，我们在这里出生，成为孩童，长成少年，惟独这座城市，我们不能评论。她同我们融为一体，她就是我们本身，我们身上负载着她。波尔多的历史，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的历史。”
我的老友是否明白，我羡慕他的少年时期？羡慕伴随他少年的圣马利亚学校、堪孔斯广场、晒热的欧石楠的香气、热沙子和树脂的香气。而我，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除了一个无国籍的穷苦犹太小子的少年，我还能谈论什么少年呢？我既不可能成为热拉尔·德·奈瓦尔，也不可能成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更不可能成为马塞尔·普鲁斯特。没有什么瓦卢瓦那种地方温暖我的心灵，也没有吉耶讷地区，也没有贡布雷镇。命里注定困在“富凯餐馆”、“驿站广场餐馆”、“爱丽舍园”，陪着纽约犹太人——一位胖先生，即我父亲——喝着很冲的盎格鲁撒克逊酒。烈酒下肚，就能讲出心里话，正如莫里斯·萨克斯同我初见那天的情景。他们的命运相同，只有这样一点差异：萨克斯看圣西门的著作，而我父亲则看莫里斯·德高布拉的作品。他生于加拉加斯，是一个从地中海沿岸迁徙去的犹太家庭。他引诱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独裁者，为了躲避那独裁者的警察追捕，他匆忙逃离美洲。到了法国，他成为斯塔维斯基[1]的秘书。那个时期，他穿戴很漂亮：像道格拉斯·范朋克[2]身上的那种便宜货，介乎瓦朗蒂诺[3]和诺瓦罗之间的东西，足以让雅利安姑娘动心。十年后，他的照片陈列在贝利茨宫反犹太展览上，还附加这样一句修饰语：“阴险的犹太人。他可能让人以为是南美洲人。”
我父亲不乏幽默。有一天下午，他去贝利茨宫，向几位参观者提议给他们当向导。当他们停到他那张照片前的时候，他冲他们朗声说道：“咕咕，我在这儿呢。”真没见过这号犹太人，他这方面永远也谈不够。而且，他对德国人也有几分好感，选择去处就表明他的喜好：“大陆饭店”、“贵宾楼”、“默里斯饭店”。他不失时机地接近德国人，常去“马克西姆”、“菲力普”、“加夫奈”、“洛拉·托茨”等餐馆，以及所有夜总会，就凭着他那化名为让·卡西·德·库德雷—马库亚尔的假证件。
他住在德·索塞街一间保姆小房间，对面就是盖世太保。他看书直到深夜，认为《小事酿成一场杀戮》这本书很有趣，能整页整页向我背诵，令我惊讶不已。当初他是冲书名买的，原以为是一部侦探小说。
一九四四年七月，他通过一位波罗的海沿岸国的男爵做中介，做成一桩生意——将枫丹白露森林卖给了德国人。这次操作很微妙，他拿到钱便移居美国，还在那里创建了一家有限公司：万花筒公司。
“您怎么样啊？”他问道，同时朝我喷了一口雪茄烟，“向我叙述一下您的生活吧。”
“您没有看报纸吗？”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我还以为纽约的《知心秘事》为我发行一期专号呢。总之，我决定放弃那种四海为家、不自然而又堕落的生活。我要去外省定居，法国外省，那片乡土。我刚刚选中波尔多、吉耶讷，去那里治疗我的神经官能症。这也是为了向我的老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表示敬意。当然了，这个名字对您毫无意义吧？”
我们在“里茨”酒吧喝最后一杯酒。
“听您刚才谈了那座城市，我能陪您去吗？”他突然问我，“您是我儿子，咱们至少也得结伴旅行一次呀！再说了，多亏了您，我这不成为美国第四大富翁啦！”
“您若是愿意，就陪我去吧，然后您再回纽约。”
他亲了我的额头，我感到眼泪盈眶。这位身穿杂色衣服的胖先生，也的确很激动。
我们父子挽着手臂，穿过旺多姆广场。我父亲唱着《小事酿成一场杀戮》的片断，那男低音非常悦耳。我想到童年时看过的坏书。尤其《如何杀掉你们的父亲》那套书，是安德烈·布勒东，杀死父亲，然后这青年很礼貌地请求他们强暴他。这第二种方法表明更加阴狠歹毒，把人强暴了再杀害，但是也更有助于宏图伟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来解决一个家庭纠纷。一定要嘱咐青年，先辱骂然后再杀死父亲。有些人在文学领域出类拔萃，就使用迷人的语句。例如：“家庭，我憎恨你”[4]（一位法国新教牧师的儿子）。“我要穿上德国军装，参加下次战争”“我日他法国军队”（一个法国警察局长的儿子）。“您是个大混蛋”（一个法国海军军官的儿子）。我更加挽紧我父亲的胳臂。我们毫无区别。对不对呀，我的胖家伙？我怎么能杀了您呢？我爱您啊。
我们乘坐巴黎到波尔多的火车。隔着车厢玻璃望去，法国很美。途经奥尔良、博让西、旺多姆、图尔、普瓦捷、昂古莱姆这些城市。我父亲不再穿那身淡绿色服装，换下那条粉红色麂皮领带、那件苏格兰衬衣、那只铂金戒指，以及那双有鬈毛羔皮护套的皮鞋。我也不再叫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而变为利布尔讷的一个公证人的儿子，我们是返回外省的故乡。一个名叫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的人，正在费拉角、蒙特卡洛和巴黎挥霍青春和精力的时候，我却埋头练习拉丁文的翻译。我反复背诵：“乌尔姆街！乌尔姆街[5]！”我的面颊也逐渐烧红了。六月份，我就能通过学校的考试，最终要“上进”巴黎。乌尔姆街，我将和一个像我一样的外省青年同居一室。我们之间产生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俩将是雅莱兹和杰法尼翁。一天傍晚，我们要拾阶登上蒙马特尔山顶，眺望我们脚下的巴黎城。我们也会小声而坚定地说：“现在，巴黎，我们两个拼一拼吧。”[6]我们会给各自的家里写美好的书信：“妈妈，我吻你。你的伟大孩子。”夜晚，我们在寂静的宿舍里，还要谈论我们未来的情妇，有犹太男爵夫人、企业家的女儿、剧院女演员、交际花。她们会特别赞赏我们的才华和能力。一天下午，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敲加斯东·伽利玛[7]的门。“先生，我们是巴黎高师的学生，这是我们第一批论文，拿来给您看看。”接下来，就是法兰西学院、政治、荣誉。我们将跻身于我们国家的精英之列。我们的头脑将在巴黎运转，而我们的心还会留在外省。我们身处首都的漩涡当中，还总是温情脉脉，想着我们的康塔尔省和吉伦特省。每年我们都要回到父母身边，在圣弗卢尔和利布尔讷一带清洗肺部。然后，我们满载而归，带回去许多奶酪和圣埃米龙地区的波尔多红酒。我们的妈妈还会给我们打毛线外套：巴黎冬季很冷。我们的姐妹要嫁给欧里亚克的药剂师、波尔多的保险人。我们将成为子侄们的表率。
抵达圣若望火车站时夜幕已经降临，波尔多市容，我们一点儿也没有看到。乘坐出租车去豪华饭店时我悄声对我父亲说：
“我的胖伙计，这名出租车司机一定是法国盖世太保的人。”
“您这么看？”父亲对我说道，他也认真起来，“那就太糟糕了！我忘记带化名库德雷—马库亚尔的假证件。”
“我觉得他要把我们送到洛里斯通街，交给他的朋友博尼和拉丰[8]。”
“我想您是弄错了。这里恐怕还是福熙林荫路，盖世太保总部。”
“也许是索塞街，要检验身份。”
“到下一个红灯，咱们就跳车逃走。”
“逃不了，车门锁上了。”
“那怎么办？”
“等待时机，不要泄气。”
“咱们总可以说成是合作的犹太人。您就把枫丹白露森林便宜卖给他们。我也向他们承认，战前我为《我无所不在》杂志干过事。给布拉西拉希、洛布罗或者勒巴泰打个电话，我们就能走出困境……”
“您以为他们会让咱们打电话吗？”
“那就认了。咱们干脆签字，参加法国志愿军团或者保安队，以便向他们表明咱们的善意。咱们换上绿军装和贝雷帽，就能畅行无阻，到达西班牙边境，然后再……”
“那咱们就自由了……”
“嘘！他听咱们说话呢……”
“您不觉得他长得像达尔南吗？”
“真要是他，那麻烦可就大了。碰上保安队，咱们很难脱身。”
“您瞧，老伙计，看来让我言中了……我们上了西部的高速公路……保安队的总部设在凡尔赛……我们这笔账总是要算的！”
我们在饭店酒吧，喝爱尔兰咖啡，我父亲抽着乌普曼雪茄。这家“豪华饭店”在什么方面有别于“克拉里克饭店”“乔治五世饭店”？有别于巴黎和欧洲的所有旅店呢？国际大酒店和珀尔曼卧铺车厢[9]，还能长久保护我在法国安然无恙吗？这类玻璃鱼缸最终让我恶心了。不过，我做出过的决定还是给了我一点希望。我在波尔多中学注册，上了高年级文学班。等我考试通过了，我才不会学拉斯蒂涅那种猴样，站到蒙马特尔山顶，高喊什么“现在，巴黎，我们两个拼一拼吧！”——我同这个勇敢的法国小青年毫无共通之处。也只有圣弗洛尔或利布尔讷的国库主计官才会培育这种浪漫主义。不行，巴黎同我太相像了。在法兰西中间放一朵假花。我指望在波尔多展露自己的真正价值，能服这地方的水土。考试通过之后，我就在外省谋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我一天的时间表是出了满是灰尘的教室，就进商人咖啡馆，同一些上校打贝洛特纸牌。每逢星期日下午，我就去广场的报亭那里聆听古老的玛祖卡舞曲。我会爱上市长的妻子，然后每星期四我们都出城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幽会。这要取决于我教书的专区政府所在地。我教育法国儿童，就是为法兰西效力。正如，我的未来同窗贝玑[10]所说的那样，我将属于真理轻骑兵的黑衣营。我会逐渐忘掉自己可耻的出身，忘掉失意的名字什勒米洛维奇、托尔克马达[11]、希姆莱[12]和许多别的事情。
走在圣卡特琳街，行人都纷纷回头看我们。想必是由于我父亲那套紫色衣服、那件肯塔基树绿衬衣，以及他那一成不变的鬈毛羔皮护套的皮鞋。我倒盼望一名警察叫住我们。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向法国人澄清，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受他们当中的一个，即一个阿尔萨斯人的毒害。那人明确说，假如基督教徒不屑于理睬犹太人，犹太人也就不复存在了。穿戴必须五颜六色，才能吸引他们的目光。这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中学校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们。他似乎怀疑这样一个外国佬的儿子，怎么会渴望注册高年级文学班。他的儿子——校长先生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每年假期都拼命学习拉丁文语法。我真想回答校长，只可惜我是犹太人，因此，我在班上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
校长递给我一本希腊演说家文选，让我随意翻开。我翻到埃斯基涅斯的选段，要当场评讲，我讲得有声有色，一时还兴致大发，将这选段译成拉丁文。
校长十分惊讶，难道他不了解犹太人有多么敏锐，有多么聪明吗？难道他忘记我们为法国提供了非常伟大的作家吗？随口就能举出蒙田、拉辛、圣西门、萨特、亨利·波尔多、勒内·巴赞、普鲁斯特、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他当即录取我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
“我祝贺您，什勒米洛维奇。”他激动地对我说道。
我们离开那所中学，我便责备父亲，说他在校长面前那么自卑，那么滑腻腻的，像一种阿拉伯香甜糕点。
“在法国官员的办公室里，怎么能像‘舞姬’[13]那样表演呢？如果面对黑衫队刽子手，必须讨好，那么您抛媚眼、卑躬屈膝还有情可原！可是，在这个老实人面前，您却跳起肚皮舞！活见鬼，他不会吃掉您的！好了，我再说就要惹您痛苦了！”
我突然奔跑起来。他跟着我一直跑到图尔尼，甚至没有叫我站住。他跑得喘不上气来时，一定以为我要趁他筋疲力尽永远甩掉他。他对我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