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事实？什么真相？你刚才一直跟我重复的那些？就是你所谓的老实人突然发觉自己是被玩弄了？首先，你得知道，真正老实的人是不会整天把自己老实挂在嘴边的，可你呢，成天就只知道说自己诚实。你知道警长是怎么说你的吗？你发这狂就是因为尼古拉和你老婆有一腿，又把她给甩了，然后待你又不似以前了。”
“这不是真的。”
“那你听好，我的孩子，你现在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真的。否则，整件事情就真的是个天大的笑话了。你得时刻记住一件事：昨天现在这个时候，有个年纪还算轻、活得相当自在快活的男人因为嗓子有点痛，在家卧床休息，读读剧本。就是你，不是吗，去到他家，往人家脑袋上来一枪，把人给击倒了，而且还嫌不够，还要——”
“行了，够了，拜托您！我想您是来为我辩护的。”
律师的怒火突然间平息下来，面带怜惜。
“我正在努力做这件事呀，傻子！你的执拗让我不能妥善处理这一切，这不是我的错。看来我全弄错了。我们两个可能都弄错了，看来是要让医生明天来做个结论。”
“您认为我疯了吗？”
“我现在是这么希望的。恐怕这是能让你免遭死刑的最保险的办法，而且——”
律师听到走廊里守卫的脚步声，便起身，整理零零散散的文件。
“来吧！是叫我们的。”
接着，钥匙在锁眼里旋转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说：
“上帝保佑，不要再像这样回答提问了。如果你还想继续这样，不如闭上嘴，管他们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鲍什确实闭上了嘴，说得更确切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并不担忧这样回答可能会让对方有何联想。其实他并不是按照瓦尔的建议行事。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讯问中，他们重新过了一遍他在奥尔良以及巴黎警察总署的问答笔录。他没有一次回过头寻求律师的帮助，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但他知道律师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一想到瓦尔全盘搞错了，鲍什差点露出微笑。
说得简单点，鲍什放弃这里了。反正对关于自己的部分是如此。他不再对事态的进展有任何关心。他觉得自己不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有了其他消遣，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比如他在猜书记官的笔是什么牌子。他还跟孩子似的焦灼盼了很久，好长一段白色烟灰才总算从法官抽的雪茄上掉下来。
室内热烘烘的。灯光似乎在炙烤着他们。他的手从手铐里解放出来，他正柔缓细腻地揉抚着自己受累了的手腕。瓦尔给他递过一包薄荷味的糖果，他含在口里，慢慢回味，感觉仿佛在电影院里。
没有必要再和他们争论了。而且，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刚才律师那么真情实感地跟他讲了那一通，他自己也有了同样的念想。说实话，他早就开始有所犹疑，甚至从昨天晚上就想到了。不是在杀了人之后马上就有了这个念头。他刚开车那会儿，还在一种剧烈的亢奋之中。他倒是没有想过维护名誉，因为他杀了人之后，觉得名誉已经无关紧要。然而，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怀疑能否做到。
所有模糊、错结的犹疑成形于安格拉内的小屋里。然后在奥尔良继续发酵。或许是因为那个胸脯丰腴的女孩，他对自己不再那么确定。
一切得重新来过，他这么决定，默默暗许，诚如我们平时说翻开新的一页，从新开始一样。他会在那间单人拘留室里独自梳理反省。这将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会面面俱到，把所有细节都扯出来，继而接近并发现人人都向他索取、好像他理所应当明晰的所谓真相。
壁炉上有个黑色大理石纹时钟。他起先认为就是个摆设，因为这类钟基本上都不走（在勒格罗迪鲁瓦家里的餐厅里，也有这么个玩意。有时候，不知道谁觉得好玩，会去装上发条，却发现钟走了十分钟后就停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发现指针已经前进了一刻钟了。
五点半时，他觉得血液汹涌进脑袋。他坐立不安，好像等不及那个时刻，就是前一天他杀了尼古拉的那一刻。他清晰记得杀人前的每一分每一秒，离开办公室前跟安妮特说的每个字。关于安妮特，他没有说实话，假装自己从来都没有幻想过她。正因为此，他那时才会不禁低下头。他也渴望安妮特，尤其是知道尼古拉把她弄到手之后。昨天，他知道安妮特不止是去送剧本。
有一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让安妮特听写一些信件。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那天巴黎热得跟在勒格罗迪鲁瓦差不多。安妮特从塞尔热的办公室里出来还不到一个小时。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她平静地脱了身，冷漠地微笑着：
“别让我觉得您是这样的人，鲍什先生！”
他不明白安妮特的态度。她并不是尼古拉真正的情人，而且她已经跟在比他们低两层楼的电台里工作的一个年轻人订了婚，后者每天晚上都在门口等她下班。她接受尼古拉，随时都行，在办公室的角落，在椅子的扶手上。但秘书光是想到要跟他这样就笑了。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您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是的，先生。”
律师给他暗示了，但他全然不理。
“所以在此时此刻，您还处于跟当时一样的精神状态？”
大概因为鲍什的视线始终盯着那个时钟，法官也撇过头去，看到此时是五点三刻，也想到了昨晚的事件。
“我想是的，法官先生。”
“也就是说，假使昨天什么都没发生，您今天也是这个时候离开办公室，要到达吕街去，也有一模一样的时机摆在您面前，您还是会有一样的反应喽？”
“我不知道。”
“是什么让您又不确定了？”
确定？这个抑扬顿挫的词让他顿了顿，寻思要说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
“或许是您夫人的反应，对您产生了影响？”
“不是，先生。”
法官和律师互换了一个眼色，瓦尔觉得又有了转机。
“她的态度对您没有影响吗？”
“我预料到她会有什么反应。”
但他没有料到那几个耳光。不过他也从没有想象费尔南德会伏上他的肩膀，投入他的怀抱。再过些日子会的。然后她又会再恨他。他们俩在一起的日子一直都是这样。命中注定。他们自己根本无需探究为何会如此。
“昨天这个时候，您在哪里？”
时钟指着五点五十分多一点。
“如果这个钟的时间对，我正在达吕街，上楼。”
“您是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做个自由人了？”
他要思索一下。大家在等他的回答。瓦尔就像学校的老师在上级视察员下访时担心自己学生的表现那样，咳嗽了几下。鲍什完全意会，但置若罔闻。
“我宁可就这样都过去了。”他如是说。
他听到一声舒气。接着律师站起身来，到法官身边，俯在他的耳畔低声言语。后者边听边注视鲍什，最后点点头，好像在说：
“或许您说得有点道理。”
法官随即填写一份表格，交给书记官。
“明天一早交给拘留所的特别诊疗处，”他边说边走向摆放着他衣服的壁橱，“让他在笔录下面签字。”
鲍什没抬头看，但觉得一扇门关上了，心满意足。他立即开始体会现下难得的只属他的孤独。
【第六章】
他们对视第一眼起，他就知道，和这个人在一起将大不相同。他进屋的时候看到有十来个人（其中几个和他年纪相仿），但马上就在这些人之中识别出他是最关键的人物。
这人面无表情。他有点像奥尔良的那位警官，也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对自己的形象无动于衷。一口黄牙，嘴唇上还有一滩褐色的令人恶心的污迹，应该是这人舍不得扔掉烟屁股造成的。
他看着鲍什，而鲍什明白他的眼神。那似乎是在画作上才能看见的中世纪僧侣的眼神，坚韧与温柔并存。或许他们只将成为敌手？或许鲍什可以试试抵抗一下，要么耍点小聪明？他还什么都没有决定，但他知道眼前这么个人让他有所顾忌。甚至可以说，他在这个人面前将无处遁形。
现在就看他是负隅顽抗还是放弃，是要告知真相抑或相反，靠小聪明蒙混过关。
不管怎样，真正的对弈开始了。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已然是个牢犯了。他没在警察总署睡觉，而是在十四区康健街的监狱[2]里过夜的。在那儿，他被分配了一个单人间，被告知了清规戒律，像刚入中学的新生。
第二天早上，他整理床铺，打扫房间。然后有人来把他带走，和其他几个他都没怎么看清的人一起安置上一辆押送车。
他又被带回立法大楼。他早就这里存在着一个个独立的空间。他曾出于好奇，进过一处轻罪判处分庭，一个律师朋友还邀请他去地下室的餐厅吃了午饭。前一天，他先是在司法警察署，然后是在个人数据采集室，最后来到预审法官们的地盘。
今天早上，他不是在上述各个区域内。他们在把他引进这一区域之前，解下他的手铐。同时，身着制服、一直在其左右的警察很识相地止步于此。
那是学校教室模样的房间。有讲台，一张类似于老师课桌的桌子，两把椅子，一块黑板，还有一块卷好的、可以放下来播放投影的幕布。
十来个人分散在房间的四周，边等边闲谈，和课堂或会议开始前的情形一样，其中比较年轻的那几个肯定是学生。有两位看着五十来岁，大概是教授。鲍什觉得自己犯了罪但不至于罪无可恕，但他们一个个正经八百、如临大敌。
“您请坐，鲍什先生。”
对方知道自己的名字，鲍什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整个面谈过程中，鲍什希望有谁称呼一下他。可偏偏大家都只叫他教授先生。
“在一切开始之前，我希望您能放松，您尽量让自己觉得自在。”
有一样东西让他不舒服：恰好打在他正脸上的那盏灯很是刺眼，让室内余下的大部空间处在一片昏暗中。其他一切都还行。他还蛮享受待在这里，有一种安全感，知道是自己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他爱说什么说什么。要不要说呢？看情况吧。他并不急着下决定。
“您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会坐到我们面前吗？”
“是的，教授先生。”他声音洪亮，对自己的表现颇为满意。
他认为说出“教授先生”这个称呼是很机灵的做法。得让对方明白他对现状一清二楚。这一轮，他们两个是公平对阵。
“您可以给这些在座的先生们说说吗？”
“我来这里，是接受精神状态评估。”
他在这里，比在法官、警长和奥尔良警官那里思路明显清晰许多。
“那您个人对此有何想法？”
“我确信自己精神状态良好。”
“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父亲吗？他还在世吗？”
“他七年前去世了。”
“是什么原因？”
“勒格罗迪鲁瓦的医生说是尿毒症。我父亲在战争中受了伤。一九一八年，他被锯掉了一条胳膊。”
“除此之外，他还有过什么疾病吗？”
“没有过。”
“您的母亲呢？”
“她三年前做过乳腺癌手术，除此之外，也没受过什么病痛折磨。我的外祖父母还健在，跟我母亲一起生活。”
“您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一个妹妹。我只知道她得过百日咳，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疾病。”
“她有孩子吗？”
“两个，都很健康。”
鲍什很清楚教授其实对上述问题完全不上心，就是走遍程序，当是热身，可以让他们双方慢慢熟悉起来。
“您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吗？”
“上学之前得过麻疹，然后差不多十一岁时得过腮腺炎。”
“服过役吗？”
他红了脸，回答“没有”。
“是因为什么被退档了？”
“心脏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问题。”
“那时，您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吗？”
“我参加复检的时候，他刚去世。”
“您认识复检的医生吗？”
“认识。我母亲找过他。”
“为什么？”
“请求他给我退档。她觉得我是家里唯一的支柱。”
“您确实是家里的支柱吗？我是指，您有贴钱给母亲吗？”
他迟疑了一秒，明白一旦撒谎，就会处在弱势。
“没有。正相反。”
“您当时知道您母亲的这个行为吗？您有没有阻止？”
“我知道。其实是我让她去找那个医生的。而且我们知道市长会帮我们的。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是我父亲帮他选上市长的。”
“然后呢？”
“我一开始很满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马上动身来巴黎了。后来我又挺吃惊的，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
“您是有不安喽？”
“是的。我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真的心脏有什么问题。”
“您后来看过别的医生吗？”
“一开始没有。我没有钱。”
“后来看过？”
“大约三年前看过。我前后找过四位医生，他们都帮我做了彻底的检查，都说我的心脏一切正常。”
教授的提问已经告一段落，他看向众人，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问题。教授用鞋底碾灭前一根烟以后，又点燃一根。
“跟我们说说您小时候的事吧？”
“我出生在蒙彼利埃。父亲是一家杂货店的经理。”
“您的妹妹比您小几岁？”
“两岁。”
“您对父母在蒙彼利埃的生活，还有什么印象？”
“我们先是住在一处公寓里，我对那里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妹妹出生之后，我们就离开，搬到市郊的一幢小房子里。我上的是当地镇上的学校。那时候已经开战了。经常会看到休假的和养伤的士兵。”
“您对此有何特殊感想吗？”
“什么？对这些士兵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父亲当时也是个士兵。我和母亲还有妹妹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外祖父母家，有时——但比较少——还会去我母亲的一个兄弟那里，他在一个工厂上班。”
“您是怎么想您父亲的？”
“至今我还是这么想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所有人都敬重他。在勒格罗迪鲁瓦，他可能是比市长都重要的一个人物。到了选举的时候，所有的候选人会首先到我家来一次，听听我父亲的意见，因为所有退役军人都站在我父亲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