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那事儿又发生了】
“我就是憎恨恐怖袭击。”一个瘦护士对另一个老护士说，“来点儿口香糖不？”
那老护士拿了片口香糖，点点头。“那你又能怎样？”她说，“我还讨厌急诊呢。”
“那跟急诊不一样，”瘦护士坚持道，“处理紧急事件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我跟你讲，这是恐怖袭击。摊上这事儿就全玩完了。”
这时，我正坐在产科病房门外的板凳上，思量她说得没错。刚一小时前我才欣喜若狂地带着我妻子到这儿，送我们来的是一位整洁得变态的出租车司机，当我妻子羊水破了的时候，他一个劲儿担心那会毁了他车子的坐垫。而现在我正忧郁地坐在走廊里，等着护士从急诊室出来。除了这两个护士，所有人都去帮助治疗在袭击中受伤的人了。我妻子的宫缩也减缓了。可能甚至连孩子都觉得整个儿生产的过程相形之下没那么要紧吧。在我去医院餐吧的路上，一些伤员被放在轮床上吱吱地从我身边推过。乘着出租车来医院的一路上，我妻子像个疯女人似的尖叫着，但这些人却都很安静。
“你是埃特加·凯雷特吗？”一个穿方格子衬衫的家伙问我，“那个作家？”我很勉强地点点头。“呃，你都知道什么？”他边说边从包里拉出一个小的磁带录音机，问道，“事情发生时你在哪里？”我迟疑了一下，他用一种同情的口吻说：“慢慢来，别有压力。你刚刚经历了创伤性打击。”
“我没遭遇这场袭击。”我解释道，“我今天是碰巧在这儿。我妻子要生了。”
“噢，”他一点儿都没试图掩饰他的失望，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键，说道，“恭喜了。”现在他坐到了我身边，给自个儿点燃了一支烟。
“也许你该和其他人谈谈。”我这么建议他，试图别让那“长好采”牌雪茄的烟在我脸上缭绕，“刚才，我看见他们把两个人推进了神经科。”
“他们是俄罗斯人，”他叹着气说道，“一个希伯来文都不识。再说了，无论如何那些人都不会让你进入神经科的。这是我第七次来这家医院，会有哪些场面我都知道。”我们默然无语地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大概比我年轻十岁，但已经开始谢顶了。当他注意到我正看着他时，就笑着说：“真糟糕你当时不在那儿。一个作家对袭击的反应说不定会给我的文章增色不少。某个人新颖的感受，细腻的视角。每次袭击后，我得到的总是这样的反应：‘突然，我听到一声爆炸。’‘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所有东西都被鲜血覆盖。’这样的话你能重复听几遍？”
“这不是他们的错，”我说，“那只是因为袭击总是差不多。面对一场爆炸和丧失知觉的死亡，你让人说得出什么新颖的东西？”
“不知道，”他耸耸肩说道，“你才是作家。”
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开始从急诊室出来，去了产科病房。“你是从特拉维夫来的，”记者对我说，“你干吗一路找到这种垃圾地方来生孩子？”
“我们想让孩子自然分娩，这儿的妇产科……”
“自然分娩？”他窃笑着打断我，“对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从你老婆阴道里弹出来的小侏儒，有什么自然可说？”我甚至都没试图回应他。“我告诉我老婆，”他继续说道，“‘你要是生孩子，就得像美国人那样，做剖宫手术。我可不想因为我的关系，你被哪个婴儿撑得变了形。’如今只有原始社会的女人才像动物一样生孩子。好啦，我得去工作了。”他缓缓站起身来，又试了一次，“或许至少你对这次袭击想说点儿什么吧？”他问道，“它有没有改变你什么？比如会影响你给这个孩子取名或其他啥的。”我抱歉似的笑了笑。“没事儿，”他边说边眨眨眼，“伙计，希望一切顺利。”
六个小时后，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的侏儒弹出了我妻子的阴道并立刻大哭起来。我试着安抚他，让他确信没什么好担心的，等他长大的时候，中东事务会变得井然有序：和平会到来，不会再有任何恐怖袭击，即使千载难逢地遇上了一次，也总会有一些新颖的感受、细腻的视角去完美地描述它。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考虑着他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应该天真一点——既然还是个新生的婴儿，但甚至连他都不买账，在犹豫了几秒，打了个小嗝之后，他又哭了起来。
【成年婴儿】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父母带我去欧洲。那次旅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不是大本钟或埃菲尔铁塔，而是从以色列去伦敦的飞行——说得更准确点，是飞机餐。托盘上放着一小罐可口可乐，旁边是一盒不比香烟盒大的玉米片。
我打开那份小东西，发现那罐可乐喝起来味道跟普通装的一模一样，玉米片也真的可以吃时，惊讶变成了真正的兴奋。很难确切地解释这兴奋源自何处。我们所讨论的不过是一份更小包装的软饮料和早餐谷物，但当我七岁时，我确信自己见证了奇迹。
如今，三十年后，坐在特拉维夫的起居室里看着我两周大的儿子，我差不多也有同感：这儿有个人体重不足十磅，在他体内却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一样有愤怒、无聊、恐惧和平静。给他套上西服三件套，戴上劳力士手表，给他手里拎个小公文包，把他推入社会，他照样能眼睛眨也不眨地沟通、作战、签协议。是的，他不说话。他也会只争朝夕地让自己堕落。我首先承认在他被发射进太空或被允许驾驶F-16战斗机前还应该学点儿东西。不过总的来说，他已经是一个被包裹在十九英寸的蜡烛包中的完整的人，和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是一个激进的、古怪的人，一个像样的人物，那种你尊敬却不能完全理解的人。因为，除却身高和体重不表，像所有复杂的人一样，他有许多侧面。
我儿子是个受神启的人：像有的人读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书，或是听了两三场大师的讲座，甚至还在印度拉过肚子，但我还是必须说，我儿子才是我见过的最通灵的人。他的确活在当下：他不曾有过怨恨，也不忧惧将来。他的自我彻底地自由。他从不试图维护荣誉或赢取信任。另外说一句，他的爷爷奶奶已经给他开立了一个储蓄账户，爷爷每次摇晃着他的摇篮，跟他讲自己为他准备的高利率储蓄在预期的个位数通货膨胀率之下，二十一年后到期时将有多少钱。小东西没有回应。不过随后爷爷计算起基准利率的不定因素时，我注意到我儿子额头上现出了皱纹——他的无忧世界的第一道裂缝。
我儿子是个瘾君子：我要向所有正读此书的瘾君子和戒毒者抱歉，不过恕我直言，他们上瘾所受的苦远不及我儿子。如每一个真正的瘾君子，他不像其他人有多样的选择来度过休闲时光——类似于读本好书、晚间散步或看美国职业男篮季后赛。对他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个乳房或者地狱。“用不了多久你会发现世界有多精彩——姑娘们，酒精，非法的网上博彩。”我试图用这些去抚慰他。但是在那些允诺兑现之前，我们都知道将只有乳房会出现。对他、对我们来说都很幸运的是，他有个装备了两只乳房的母亲。即使遇到最糟糕的剧情，一只乳房坏掉了，总还有只备用的。
我儿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有时候我晚上醒来，看见他在我身边的床上晃着小手指，就像个正消耗电池电量的玩具，发出奇怪的喉音，我脑海中禁不住浮现出恐怖电影《灵异入侵》中那个叫恰奇的娃娃[1]。他们差不多一样高，一样性格暴躁，一样不持任何圣物。这是我两周大的儿子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他没有哪怕一丁点儿道德感，一盎司都没有。种族主义、不平等、迟钝、歧视，他都毫不在乎。他对超越于他的直接驱动力和欲望之上的东西都毫无兴趣。对他来说，其他人是下地狱还是去绿色和平组织都无所谓。现在他所想要的全部就是好喝的奶或减轻尿布疹了，如果达成这些需要毁灭世界的话，只要指给他看那个毁灭按钮就行了。他会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地按下去。
我儿子是个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你不觉得想太多了？”我妻子打断了我的思绪，“与其给你可爱的儿子凭空捏造这些歇斯底里的指控，不如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情来改变他？”
“好了，好了，”我对她说，“我这就不瞎想了。”
【来电与应答】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为什么当“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了感谢。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了一个洞里，碰伤了前额，还扭了腿。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是摔跤时弄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这个洞。所以这要取决于救援队到底来得多快，还有他们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或许我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建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了，“明天听起来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我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烦躁。“你干吗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别再打来了，要是有可能的话，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和她一家子的态度像我妻子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在中东，人们比星球上其他人更体会到必死的命运，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虽然我同样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还是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是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的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伤痕累累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而那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我就跳下去！”当要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两者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我的妻子和我的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
从那时起，我发展出了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拟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谈话。但既然我已经为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这次就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第二天德芙拉来电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合适些了。”
“事实上我的脚出了点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着。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了。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来试试，”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进行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的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当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在我回答上来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医疗情况可能让您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了世界上各个种类的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起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对您的丧亲之痛我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的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再打电话过来。我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非常适合您。”
【我们如何打仗】
昨天我打电话去对手机运营公司的人吼了一顿。前一天，我朋友告诉我他打电话去对他们吼了一下，威胁说要换其他运营商，然后他们马上把资费下调到每月五十谢克尔。“你能相信吗？”我朋友兴奋地说，“一通五分钟的发飙电话，就帮你一年省了六百谢克尔。”
接听我电话的客服代表名叫塔莉。她默默地听完我所有的抱怨和威胁后，用一种低沉的嗓音回答我：“告诉我，先生，您难道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我们正在打仗。同胞们正在被屠杀。导弹不断掉落在海法和提比里亚，而您只想着您的五十谢克尔？”
有那么些东西让我轻微地感到不适。我立刻道歉了，而崇高的塔莉也立即原谅了我。毕竟，战争时期对同一阵营中的同胞怀恨在心是不恰当的。
那天下午我决定在一个顽固的出租车司机身上测试一下塔莉的论断是否有效，那个司机拒载我和我襁褓中的儿子，因为我没带安全座椅。
“告诉我，你对自己不感到羞耻吗？”我尽可能准确地引用着塔莉的话说道，“我们正在打仗。人们正在被杀。导弹正掉落在提比里亚，而您只想着安全座椅的事儿？”
此论断在这儿同样生效，尴尬的出租车司机立刻道歉并让我上了车。当我们行驶在公路上时，他对我也是对自己说，“真的在打仗了，是吧？”在一次深长的呼吸之后，他又怀旧似的补充道，“就像从前一样。”
如今这句“就像从前一样”持续在我脑中回响，突然，我对这次与黎巴嫩的整个争斗有了全新的认识。回想并试图复原我和焦虑的朋友们的谈话，关于黎巴嫩、关于伊朗导弹、关于叙利亚的阴谋和关于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有能力打击以色列境内包括特拉维夫在内的任何地方的假设，我发觉几乎每个人眼中都闪烁着一小团微光，一种下意识松了口气的释然。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以色列人渴望战争或不幸，而是说我们的确渴望如那位出租车司机所说的“从前的日子”。我们渴望一场真正的战争来代替所有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暴乱年月，那时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一派灰色，那时我们并未面对武力而只是一群穿着炸弹背心的坚决的年轻人，那些年英勇的品质不复存在，代之以检查站前排长龙等待的人们、临产的妇女们和在令人窒息的高温里受煎熬的老人们。
突然，第一发导弹勾起了我们对战争的熟悉感觉——和袭击我们边界的残忍敌人作战，一个真正的邪恶的敌人，而不是为了自由和民族自决斗争着，让我们陷入困惑而不知说什么好的那种“敌人”。又一次，我们对自己目标的正义性感到了自信，我们又闪电般迅速地找回了差点丧失殆尽的爱国主义胸怀。又一次，我们成了被敌人包围的为生存战斗的弱小国家，而不是一个强大的、饱和的国家，天天被迫与平民过不去。
所以，怎么不能说我们偷偷地都有一点点释然的感觉呢？给我们伊朗，给我们一撮叙利亚，给我们一把纳斯鲁拉之流，好让我们去把他们统统干掉。毕竟，我们不比其他任何人在解决道德模糊感的问题上高明多少。但我们的确总是很清楚如何打赢一场战争。注释：注释：注释：
注释：
[1]在电影《灵异入侵》（Child’s Play）中，连环杀人犯查尔斯·雷在被警察追捕过程中，将灵魂转移到了一个玩具恰奇（Chucky）身上，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怖与罪恶的娃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