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态龙钟的晚清政治家行走在青岛的大街小巷消磨时光的时候，一个从北京乘火车抵达青岛的年轻人，却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他就是胡信之。
胡信之又名胡寄韬，189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官僚家庭。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因家庭负担过重，在京谋生不易，迁居青岛，进入胶澳商埠观象台任职员。1922年底，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胡受聘出任《中国青岛报》记者，抨击北洋政府官僚“一手压制苦民，一手攫取权力，舌头能翻云覆雨，混乱是非”。
1924年，刘祖乾投资的《青岛公民报》创刊，胡信之作为创办人和主笔，在《青岛公民报》开设《公民俱乐园》《公民言论》《来件照登》《工潮专载》等栏目，公开倡导言论自由，支持青岛劳工争取权利活动，被誉为“工人的喉舌”。
1925年7月26日，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下令逮捕胡信之，查封《青岛公民报》。7月29日，35岁的胡信之被杀害于火车站西边的团岛，成为第一位在青岛为民主和劳工权益而遇难的新闻业者。
胡信之死了，这个城市却没有觉醒。胡的被杀，使他的女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张宗昌遇刺后，她写了不下百篇讨伐文章。据说，这是张宗昌后来名声甚恶的原因之一。
这个不容忍胡信之的城市，一边在扼杀自由言论，一边却也通过从火车站进进出出的各种各样的行人，在丰富着自己的表情。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至1913年间，这条铁路运送旅客812.7万人次；1915年至1921年间，运送1598.8万人次。从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一些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频繁地使用这条铁路，并将这个目的地城市，作为可以暂时放松精神的去处。
根据简单统计，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频繁进出青岛的学者和各色文化人士中，除了来往南方的时候多搭乘轮船外，如康有为、鲁迅、萧军与萧红、端木蕻良、千家驹，另外一些人都选择了使用火车。在和北方沟通、联系上，这是最为便捷的工具。这些从这个德国车站进出青岛的人们，在60年后被重新发现，并成为这里的精神财富。这份很长的名单中间，包括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洪深、老舍、王统照、沈从文、巴金、冯至、郁达夫、卞之琳、台静农、吴伯箫、汪静之、陈翔鹤、王亚平、王度庐、艾芜、蒲风、陈荒煤等等。
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火车和火车站，成了这些漂泊的知识分子和青岛发生联系的桥梁。经过这个桥梁的，有意气风发者，也有意志消沉者。在他们的脸上，人们看见了快慰，看见了狂放，也看见了抑郁和困惑。这些异乡的过客，不经意之间，成为这里的一道朦胧的文化风景。
1930年春，梁实秋到青岛大学执教。校长杨振声给梁的职位，是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在青岛住了4年的梁实秋，来来回回去北京、回青岛，也就来来回回出入火车站。对这个德国人的车站，他好像没什么评价，但是对“外貌仍有德国人的痕迹”的青岛，却有“当初建设的根柢牢固，就是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的感慨。对这个“整齐清洁的市容一直维持了下来”的城市，他还评价说：“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无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当时，梁实秋赁屋于自己供职的山东大学附近的鱼山路7号，房主王君恰好是“以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的铁路局职员。1934年7月，梁于租满前3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赁费，这位铁路局的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于是，有人就梁的退租经历发赞叹说：此君子国也。
一个“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的城市，一个“君子国”的城市，隔了半个世纪以后，去了台湾的梁实秋也依然念念不忘。
沈从文│徐志摩死了
◎记忆地标：大学路/福山路
1931年11月21日晚上，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男人匆忙出现在火车站。他踏上稍有些残雪的石头台阶，直接走到售票柜台前面，买了一张去济南的车票。在车站钟楼下面的这个灯光昏暗的大厅，没人认识这个看上去神色有些恍惚的行者，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作为。他拿上车票，就急忙去了站台，登上了去济南的夜车。这个人，就是“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的沈从文。
50年后，沈从文对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出了一个“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的说明：“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二十二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
沈从文没有说在杨振声家看到的电报，是发给谁的。从青岛大学杨的办公室到杨在学校对面坡地上的住处，步行要不了10分钟。但是，21日下午这份电报给在场的人的打击，应该无过于沈从文。沈“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稍后，沈表示立即要去济南，“大家认为很好”。当即，聚谈的人唏嘘四散，沈则回宿舍准备行装。从福山路学校宿舍到火车站，路并不近。
沈和徐志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说，没有徐志摩，就没有后来的沈从文。没有人比沈从文自己更明白，徐“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对沈“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1922年，20岁的沈从文从湘西一个边远的小镇只身来到北京，在一个很阴冷的房间里，流着鼻血执着写作。两年后，刚开始发表小说的他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求教的愿望，随后，郁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回去之后，郁达夫写了《给一个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这种文学青年的命运打抱不平。这样的呼吁，应该是产生了一些作用。到了1925年底，沈认识了当时已经在文坛名声显赫的徐志摩，并得到了这位曾经在剑桥学习过的诗人的欣赏。沈和徐的相识，使得沈终于有机会改变了自己在北京的尴尬处境。依照谢冕的说法，徐是一位生前乃至死后都有争议的诗人。但是，这样一位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很布尔乔亚，社交又极广泛，可以给一个乡村文学青年的帮助，显然很大。
通过徐志摩的介绍，沈从文结识了胡适，胡几乎没怎么犹豫，就聘请他到上海的中国公学担任教授。把一个连中学都没上的小说家，聘到大学去做国文系的教授，这在今天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胡适之所以同意聘请他，无疑是因为徐志摩的推荐。他相信徐志摩的判断。沈被胡聘为教授，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承认的重要开端，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之后，也是通过徐志摩的介绍，沈从文认识了杨振声。当时，杨正在筹办青岛大学，被武汉大学解职之后的沈从文无处可去，就被杨振声顺理成章地聘到了青岛大学任教职。1931年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到了还不足3个月，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朋友就离去了。
11月23日早晨，瞻看过徐志摩遗容的沈从文，又匆忙赶回了青岛，刚刚从车站回到了福山路青岛大学宿舍，他就给朋友王际真写了一封报告这个“痛剜人心的噩耗”的信：“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二十三早晨。”
沈从文在给王际真写信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放着去济南前从行李中找出的一本书，那是沈从文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本小书的封面，是徐志摩设计的。
1931年11月13日，也就是徐志摩逝世前6天，沈从文还在青岛给徐志摩写过信，对他们共同的朋友胡适的动向，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很失望的。”现在看，这应该是沈从文写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
在青岛，沈从文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并体会死亡。在1931年的前后10个月里，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4个最熟悉的朋友遇难的事实：胡也频在龙华被人秘密地用排枪攒射，张采真在武汉一座牌楼下被斩首示众，满振先在桃源被捷克式机枪扫倒在地，徐志摩在济南上空的云雾里烧毁。刚刚到青岛，他就着手写胡也频的故事，一边写，一边联系发表。10月4日，《记胡也频》开始在上海《时报》的第六版连载。此时，《时报》已经将巴金的《激流》连载至141次。从这一天开始，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名字经常在同一日的同一版出现。沈的《记胡也频》连载至11月29日结束。这时，徐志摩已经在济南死去了整整10天。
50年后，沈从文说：“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
11月23日早晨，从火车站到福山路宿舍，沈从文没说一句话。
徐志摩死了，沈从文和后来的人们却记住了他下面的一段话：“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中听，因为我们只盼望脱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权利骂人。但这是，我着重的说，怯懦的行为；这正是我说的我们各个人灵魂里躲着的大谎！你说少数的政客，少数的军人，或是少数的富翁，是现在变乱的原因吗？我现在对你说：先生，你错了，你很大的错了，你太恭维了那少数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让我们一致的来承认，在太阳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认，我们各个人的罪恶，各个人的不洁净，各个人的苟且与怯懦与卑鄙！我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除非我们能起拔了我们灵魂里的大谎，我们就没有救度；我们要把祈祷的火焰把那鬼烧净了去，我们要把忏悔的眼泪把那鬼冲洗了去，我们要有勇敢来承当罪恶；有了勇敢来承当罪恶，方有胆量来决斗罪恶。再没有第二条路走。”
这段话写在徐志摩的《落叶》里，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