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过后是春天。随着春天的到来，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这其中也包含着卡秋霞对我的态度。
一次午间休息，吃过饭，大家聚在一起闲聊。好像约定俗成，我们尽量用俄语，卡秋霞尽量用汉语。这次卡秋霞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虽然面对着我发问，但问题显然是问大家的。
“我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你们的姓名全称，只有姓和自己的名，却没有父名呢？”
我一下被弄糊涂了，这件事自古如此，哪有为什么呀！大家也同样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答。
卡秋霞见难倒了大家，有点得意。这些日子下来，我们已了解卡秋霞的性格，她是很快乐又有点精灵顽皮的女孩。见我答不上来，便随口加了一句。
“难道父亲对你们不很重要么？！”
大概卡秋霞原本只是就父名这事，开个玩笑。但她那半瓶子醋的汉语知识，哪里知道这句话在中国却意味着很重大而又隐秘的含意呢。
同学们的脸色变了，谈话气氛一下变得有几分敌意。
这时，站在人群最外层的秦厚木插话了。他例外地没有讲俄语，而是用哈尔滨地道的普通话说了起来。
“卡秋霞，你错了！对中国人来说，父亲永远是最重要的人！在姓名全称中不用父名，是因为中国人十分尊重父亲的名字，子女直接称呼父亲的名字，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更别说用在自己姓名中了。你们用父名，我们不用父名，都是出于尊重，原因是一样的。”
秦厚木的话平静缓慢，语气和善，现场一下子又恢复了亲切友好的氛围。
显然，刚才卡秋霞的话一出口，她就从大家的脸色上察觉了异常，很是懊恼，但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想缓和一下，又不知该说些什么。秦厚木的解答，使她脱离了窘境，她当然高兴极了。
“对，对。原因当然是一样的。”说着，卡秋霞用一种充满少女风情的眼神看着秦厚木，感激地接下去，“谢谢，谢谢你！木木，亲爱的！”
“哗——”周围女生一片哗然。
这回卡秋霞没有慌，撇开我，直接问秦厚木：“怎么？我又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没有……”这回轮到木木慌了，他没有想到“亲爱的”这样的昵称，会被卡秋霞当众叫出口。
我顿时感到自己似乎无形间被冷落，想争回卡秋霞的注意，一下想起个好主意。
“卡秋霞，我也想给你出道题，怎么样？”
“好，出吧。我一定会答上的。”
“我说个笑话，只要你能听懂，就算答对。”我这个主意不错，大家立刻静下来等我往下说。
“我的弟弟刚六岁。一个星期天，弟弟出去了一会儿，突然兴冲冲地跑回家，冲着妈妈大声喊：‘妈妈！楼上的徐丽娶了个小伙，家里头还摆了个新发沙。现在，正在那儿一公鸡，二公鸡呐……’”
说到这儿，周围的同学哄堂大笑，尤其是女生笑得纷纷举起胳膊，扬起手，掩住嘴。
我得意地看看卡秋霞，她显然不明白其中奥秘，满脸惶惑，求救似地望着木木。
木木也无法帮她，只充满同情地回望着。这笑话对外国人太难解释了，既有孩子颠倒词素的萌语，又涉及中国特有的结婚民俗，还把“鞠躬”颠倒后的“躬鞠”，误读成“公鸡”，哪里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看到她和他胶着的眼神，我一下子后悔了——
唉，我做了一件多么多么糗的糗事呦。
出租车沿着果戈里大街前行。此时刚刚下午三点左右，并没到晚高峰时间，但街上的车辆行人已经很多，我们的车只能随着车流缓慢行驶。
卡季娜很投入地观看着街边的景色。
“喔，这儿不是有座电影院吗？咱们学校还在这里举办过开学式呢。”
“是。叫长虹电影院。可惜早拆掉了。”
“……”
卡季娜继续看着车外，街路两侧尽是各种各样的私家小商店。
我多少有些赧然，蛮长的一条大街，能引起卡季娜特别注目的景象，已经不多了。新世纪初年的哈尔滨，正处在全民下海的年代，那种把一切都办成商铺的风潮，席卷了大街小巷。果戈里大街更是商家?集之地，大街的南段除了阿列克谢耶夫教堂，就再没有什么堪称文化的东西了。
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两次这样的景象。一次是我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九五二年，或者更早一点，街上天天鞭炮响，到处都有店铺开张。再一次，就是这回千禧年前后。头一回持续了没几年，公私合营一开始，街上就清静多了。而这一次，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不知会喧闹到什么时候。奇怪的是，人们兜里的钱并不能算多，可人人疯狂购物，不管有用没用都买，只要是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就买。话又说回来，以前，中国人没见过的东西也实在太多了，这会儿买这买那似乎也无可厚非。
“这里好像应该是儿童公园，怎么看不到？难道也拆毁了？”
“那倒没有。只是被那个不伦不类的假城堡酒店遮挡住了。看，酒店下边那个小门洞，就是儿童公园的门。”
“是吗？那……”卡季娜停顿片刻，又接下去问，“那儿童小火车还在吗？”
“在。只是很少有人光顾啦！”
“为什么？”
“现在中国一家只有一个孩子，随父母外出旅游，不是坐火车，就是乘飞机，谁还对这模型似的小火车感兴趣呢。”
“是这样……与我们小时候的确不同啦。那时候，小伙伴们一同乘坐小火车，该是多么难忘的经历啊……”
“不错，那时的情景真是难忘。”
我虽然附和着卡季娜的话，但我所难忘的并不是儿童小火车本身，而是那次全班乘坐小火车发生的一件事。一件对我至关重要，而“小伙伴们”并不知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