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县城大集上那样的棒子队，很快在公社大集上出现；象县一中停课闹革命那样的闹剧，开始在公社中学重演。下边跟着上边学，孩子跟着大人跑，县上乱了套，公社乱了套，大队里也乱了套。队长不听书记的了，社员不听队长的了，“地富反坏右”被踩在脚下，贫下中农继“土改”之后，又一次站起来了。
不过，靠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和城里人不一样，千革命、万革命，不能革庄稼的命。于家屋子这一年的秋收照常收，只是比往年落在地里的多了；秋种照常种，只是比往年种得晚了；宜时的“秋分”麦子一块也没有，顶耩完最后一块地已进入“立冬”节气，这块地里的麦苗上冻之前是出不来了，只能“土里捂”（来年春天发芽）了。
当保管员把耠子、耧、犁、耙锁进仓屋时，入冬的第一场雪已经落了下来。庄户人家有句俗语，叫做“阴雨天打孩子——趁空儿”，于家屋子憋了一秋的造反派们、互不服气的造反派们，总算有机会比试比试了。
以于方彪为首的一伙，成立了“星火燎原”战斗队。于方彪任正队长，他儿子于汉甲任第一副队长，大哥于方忠、二哥于方信分别任第二、第三副队长。
于方彪家是村里的大户，他亲兄弟仨，亲叔兄弟九个，到了于汉甲这一辈儿，亲堂叔兄弟达二十八个。于方彪在于家屋子一队跳脚子骂一句，连队长都得装耷作哑。
于方彪的大哥于方忠，是“方”字辈儿中的老大。当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到了该上学、该起大名的时候，他在老师面前报出“于汉江”三个字。这就意味着，“方”字辈儿的下辈儿是“汉”字辈儿，后面一个字的偏旁，必须是“水”字旁。
当于方彪的大儿子到了该上学、该起大名的时候，两口子犯了难。于方彪对他媳妇说，“汉”字后头“江、河、海、洋”都有叫的了，好字都让人家占了，咱该叫“汉”啥？
方彪媳妇上过一年多的识字班，能认百八十个字。她说就叫汉湖吧，这个名字不难听。于方彪说，你还知不道啊？咱大哥那个小儿，还没等上学就起下这个大名了。方彪媳妇说，老大这个杂碎（坏的意思）他是看着这个名字好，早占下呀！于方彪生气地说，咱他娘的总不能叫“汉沟”“汉湾”吧？方彪媳妇说，脚下咱就有三个儿子，往后生几个还定不住数，头一个就起不出大名来咋行？于方彪说，动力气的活我行，给孩子们起名这活儿、我有劲使不上啊！方彪媳妇手捂额头琢磨了一下说，不占“水”字旁了，我看咱就按“甲、乙、丙、丁”一个一个地往下排吧。这样叫的话，不光咱这仨儿都有了大名，连没生出来的也都给他们起好等着了。俺娘家村上一户人家的儿子们就占这四个字，弟兄四个都过得很好，老三还是个大工人呢！于方彪一听高了兴：老大呀老大，别说你和我抢“湖”字，就算是白送个“湖”字给我我也不要，俺老婆连没生出来的孩子都给起上大名了。这些个名字就象一沓子没用过的新钱一样，能排起号来呀！
“星火燎原”成立不到三天，以二队队长吴洪敏和一队队长于法子为首的一伙，又成立了“千钧棒”战斗队。生产队和战斗队的负责人都称呼为“队长”，两个人等于在各自身为队长的身上，又“摞”上了一个队长。只不过吴洪敏摞的是正队长，于法子摞的是副队长。
成立战斗队的目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就是搞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是句有皮没瓤儿的空口号，搞“革命大批判”才算是真抓实干、才能显现出自家那本事来。批判谁？当然是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星火燎原”想押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简称）和走资派游街，“千钧棒”想解着五类分子和走资派示众，两个战斗队都愿意占先，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星火燎原”仗着人多势众，准备和“千钧棒”干一仗、分个输赢。结果，仗还没打就分出输赢来了——公社“红卫兵大队”指示：于家屋子的造反派争抢着游斗五类分子和走资派，是最最革命的革命行动，经研究决定，“千钧棒”在先，“星火燎原”在后。
原来，公社的两个战斗队经过一番血的较量后，“红卫兵大队”硬了起来，“红卫兵团”软了下去。吴洪敏在公社干炊事员的儿子吴传朋，和“红卫兵大队”的头头儿打了个招呼后，就让他爹的“千钧棒”战斗队、成了“红卫兵大队”的下属组织。吴传朋在公社里的人缘咋这么好？不是他会交往，是他干的那差事好——造反派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于方彪在村里的势力再大，也不如公社“红卫兵大队”的势力大，一级压一级、公鸡压母鸡，在公社造反派头头儿们的眼里，他们是“公鸡”，各大队的造反派组织都是“母鸡”。
在于家屋子，算得上“五类分子”的，勉勉强强能凑三个人：一个国民党员被划到“反革命”里，一个“摘帽”右派仍按右派对待，只有老地主罗武臣当之无愧。就象一个人五音不全一样，于家屋子的五类分子先天性不全，“地富反坏右”中，“富”和“坏”缺席。开会时有两人缺席可以补缺，也可以把这两人强行叫来；五类分子中缺两类就是缺两类，补谁谁不进，叫谁谁不来。
上级领导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要团结和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要打击和孤立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于家屋子的造反派头头儿们按这个比数一算，本大队的阶级敌人还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远远不符合斗争的需要。押着三个五类分子游街，那不叫游街，那叫耍猴儿。如不放宽标准，扩大一下打击面，这个“街”将无法“游”、这个“众”将无法“示”。
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战斗队在这方面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双方的头头儿们坐下来开了一个会，硬是扩大了本村五类分子的范围：凡享受过剥削阶级家庭生活的、沾过地、富家庭光的地富子弟，都划在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凡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混过事儿的，都划在坏分子之内。
经过扩充后的五类分子队伍，由三人增加到二十五人，“地富反坏右”全了。尽管仍达不到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五，但游起街来、示起众来，也着实象支队伍了。
两个战斗队的头头儿们统一认识后，马上召开五类分子“认帽会”。在这个会上，于占吉领到了两顶帽子：地主帽子和坏分子帽子。对于“扩大”上的这顶地主帽子、他认了，因为土改前他已娶了媳妇、生了大儿子吉光，享受上了剥削阶级生活；对于坏分子这顶帽子，他感到冤枉，因为参加国民党军后，他只打过一次仗，而这一仗是和日军打的，他还杀死了一个日本鬼子。
冤枉也得认了——在造反派面前，“认”或许比“不认”更赚便宜。
游街的前一天晚上，同样被扩大进来的地主分子吴学仁、来到了于占吉家，想听他拉嗒拉嗒，让他给自己壮壮胆、压压惊。
“占吉呀，可屈煞我了！”吴学仁进门先诉苦，“我从小在后娘手里长大，和家里的长工、短工干一样的活。除了过年过节，连顿面饭都捞不着吃呀……”
“学仁叔，您是来拉家史、还是另有别事？”于占吉这样问的目的、是想打断这个拉起来就没完没了的话题，让他为啥说啥。他那心小得象芝麻粒儿似的，准是一听说游街示众，吓得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了。
“自打把我划成五类分子的那一天起，就没睡过安稳觉，”吴学仁说，“今后晌你要是不给我想想办法、开导开导我，这一夜就别想瞑瞑眼啊！”
“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看做一头牲口，把造反派看成赶牲口的。”于占吉开导他说，“如果您能按我说的这样去想，就会由‘瞑不上眼’一步步进入到“睁不开眼”；如果再进一步、能达到我所达到的境界的话，说不定您还会打起呼噜来。”
“你说的这话儿我咋听不大明白呢？”吴学仁用学生请教老师时的目光看着于占吉。
“听不明白是因为您还没把自己当成牲口看待。”于占吉解释道，“牲口几乎天天挨打，它要是因怕挨打睡不着觉，那它不就天天睡不着觉吗？牲口因为习惯了挨打，也就不在乎挨打了，不在乎了也就睡着觉了。您不在乎挨打、挨斗，同样也就睡着觉了。”
“占吉老侄子，让你这么一开导，我心里还真就不那么害怕了。”吴学仁说，“这会儿让你拿咱和牲口比，比得我还真有点儿困了。”
听了这个“劝人方”，吴学仁今夜睡着睡不着于占吉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反正他是顶鸡叫头遍还没睡着……
“爹，快起来吧，我烧中火儿（做熟饭）了。”吉霞站在炕前催促道，“吴洪敏和您定的是太阳一杆子多高集合，可今日是西北风卷着小雪花，看不出东边冒红不冒红。”
于占吉一轱辘爬起来，揉着眼问：“几点了？”
“他们不按点，咱那马蹄表也就派不上用场。”吉霞说，“还是早吃了等着好。”
往常都是于占吉起来烧火，今早晨吉霞没用嘱咐就早早做熟了饭。她拨开北屋门闩时爹还睁眼看了看，不一会儿又睡过去了。躺下后大半宿没睡着，一夜的觉都挤到鸡叫头遍以后了。
吉光和吉亮先后走了进来。平日里爱睡懒觉的孩子们，今天起得都比爹早，吉霞做饭算是早起的理由，可吉光和吉亮早起来干啥？也许三个孩子今夜都失眠了。
大半宿睡不着觉能想多少事啊！于占吉从一九四五年“土改”没收他家的地、想到把地分给没地的农民；从农民愿意自己种地、不愿入社，想到最终还是入了社；从初级社、高级社想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土地归公二十多年了，造反派们为啥又让他象当年他爹那样游街示众。
“爹，你穿个厚一点的棉裤吧，今日冷。”吉霞打开橱子，提过来一个盛衣裳的大包袱。
“下雪不冷化雪冷，穿厚了出汗比穿薄了稍冷点儿还难受。”吉光把吉霞还没解开的包袱又放进橱子里。
“偏偏赶在今日下雪。”吉亮皱着眉、拤着腰，在地上来回走动着，恨自己有劲使不上，“要是兴替就好了。”
“下雪有下雪的好处，下雪看咱的少。”于占吉对仍在地上来回走动的吉亮说，“兴替我也不让替。你们那名誉比金子都贵，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放下碗筷刚出院门，于占吉忽又退了回来，他把头上那顶棉帽子一摘，扔在了炕上。出门时一家人都忘了，爹往炕上一扔，孩子们也都想起来了。吉光和吉亮憋闷得直喘粗气，吉霞抽抽搭搭地哭出声来。
“哭啥？冻不坏我这脑袋瓜子！一头不戴二帽，人家给我准备了高帽子，我再戴着矮帽子去，那不是自找麻烦吗？”见孩子们低头不语，于占吉用训斥的口气安慰他们说，“该干啥的还干啥，别拿我这事儿当回事儿。”
集合地点设在村小学门前，“千钧棒”战斗队的红卫兵列队操场。成天和坷拉块儿打交道的庄稼人，虽然咋打扮也无法把“土气”全打扮了去，但臂上的红袖章确乎为他们增色不少，再加上一举胳膊、一喊口号，多少也有点儿“兵”的味道。
当于占吉来到操场上时，五类分子差不多已到了一大半，吴洪敏瞪了他一眼、嘴张了几下没出声，随后赶过来的那几个、都挨了他的骂。
“就差一个没来了——老地主罗武臣能坐不能站，明日派几个红卫兵，到家里去批判批判他算了。”吴洪敏向在场的群众解释了一下后，忽然发现五类分子中还有几个戴帽子的，走过去一一扯下来，扔进了不远处的一个猪圈里，“瞎子戴眼镜，多着这一层。”
于占吉见了心中暗喜：今日也算挺吉利，还没开始游街就“拾”了一顶棉帽子。
“帽子家咋还没露面儿？”吴洪敏心里有些急，“吴三九，快去叫叫她。”
过去的吴三九，于方彪、吴洪敏和他走个两碰头儿都不想搭理他，眼下却成了他俩争抢的对象——酒场儿上吴三九是个万人嫌，说到造反的话，他却是杆好枪。吴洪敏提酒携肴去拉拢吴三九，正碰上同样是提酒携肴去拉拢吴三九的于方彪、在吴三九家喝酒。酒后的吴三九头脑仍很清醒：既然是两个战斗队只能加入一个，那我也就只能加入“千钧棒”了。因为不论咋说，我和吴洪敏总归是一大家子人家（同姓）呀！
“露面儿了，露面儿了。”吴三九正打算去叫帽子家，远远看见她已拐出了胡同口。
当帽子家背着包袱快走到操场跟前时，吴洪敏突然发现包袱不是鼓鼓的、而是扁扁的，他吓了一跳：五类们都集合好了，可别少糊了高帽子呀！转身问吴三九，得到的回答是：夜来后晌我就帮她清点好了，一头一帽。吴洪敏说，我咋看着包袱里没大有玩意儿呢？吴三九说，高帽子和碗、盆儿一样，摞起来不占空儿，要是灯笼的话，八、九个就一包袱。吴洪敏说，我能不知道这个理儿，可就怕关键时候出差错，让“星火燎原”看咱的笑话儿。
帽子家一不汇报、二不请示，直接把包袱背到了五类们跟前。她拿出一大摞高帽子夹在夹肢窝里，帽尖当把儿“刷、刷、刷”，变魔术似地往五类们头上扣。五类们都很配合，每到一个面前，这一个就躬腰蹶腚、把头递给她。夹肢窝里那一摞帽子，抽一个不见少，再抽一个还不见少，抽完夹肢窝里那一摞，有八个五类的头顶、比原先高出了一尺多。等三大摞帽子全扣完，包袱里还剩下一个：这一个是为于占吉“量头定做”的。
“你这个‘双料儿’（既是地主分子、又是坏分子）的坏家伙，本该戴两顶高帽子，因为一头不能戴二帽，我给你糊的这个比他们的高出了两拃，你一下子就变成‘丈八魔’了。”帽子家把高帽子扣在于占吉的头上后，又左转右转地“拧”了好几下子，好象是在故意折腾他。
她的这一举动，赢得了造反派们的一片掌声，也让于占吉体会到了什么叫报应。从掉进“温柔陷阱”的那一夜起，他就再也没去过她家。为避免在路上碰见，他一改走路低着头的习惯，出门先往前看，远远瞅见她从对面走来，他就拐弯儿、就划圈儿，千方百计躲开她。
不到帽子家去好办，不让帽子家来他家、他说了不算，因为两条腿长在她身上。自从和大运他娘的关系公开后，他以为帽子家就不会再来他家，可她来得更勤了。
“又叫我来干啥？”帽子家进门后不看于占吉，只和吉霞说话。
“大娘，我打算给俺二哥做一身棉衣裳，想叫您帮着裁开”吉霞提过包袱，把新布料拿了出来。
于占吉估不透真是吉霞叫她来的，还是她自己要来的。每当这时，他就把双手往腰部凑凑，装做有点“憋不住”的样子溜出去。他知道孩子们都不同意他和大运他娘交往，但又没办法制止，就象他无法制止孩子们和帽子家交往一样。
“见了我不是溜、不是躲吗？”帽子家问道，“今日你咋就不溜不躲，变成老实孩子了呢？”
于占吉一声不吭，无地自容。
尽管帽子家这话低得刚送出喉咙，还是被相邻的几个五类分子听到了，他们止不住想笑，但又无心思笑，微微咧开的嘴、比哭还难看。
“于占吉，你这顶高帽子是大呀还是小？”帽子家的声嗓很高，她是有意让周围的人都能听到。
“不大不小，正好。”于占吉觉得这帽子还真就是不大不小。
“戴着舒坦不舒坦？”帽子家拍打着他的高帽子问。
“舒坦，挺舒坦。”于占吉觉得这帽子还真是挺舒坦。
“不舒坦你也得戴，扎皮、硌肉你也得戴。”帽子家说，“原本不打算搭理你，可我管不住自家这张嘴。我寻思问你、你不答，没想到你回答得还挺爽快。你是从今往后又愿意和我说话了，还是觉着今日不和我说话不行？”
帽子家的这番话引出一片笑声。村里人都知道，于占吉因追求大运他娘，已吓得不敢搭理帽子家了。
“不要笑！”吴洪敏打心眼儿里想笑，但又不得不装出气乎乎地样子说，“押解五类分子游街示众，是一场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严肃对待。”
高帽子已扣到了五类们的头上，大牌子已挂到了五类们的脖子上。高帽子用竹条和铁丝捆绑而成，外面糊了白纸，形状象微形宝塔、象巨形宝塔糖；大牌子的形状象块切菜板子，牌子料是从烟卷箱上裁下来的，朝外的一面白纸、黑字写着五类们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号。
平日里开社员大会，敲破钟也到不了应到人数的一半；今日除五类们的家属和卧床不起的病号、几乎全到场了，就算是村里来了耍猴的，也围不了这么多人。于占吉觉得自己就象是一只四十多岁的长寿猴，被造反派们牵着，耍给全村的人看、耍给全公社的人看。
戴上高帽子、自己是个啥模样？于占吉想象不出。比礼帽、比单帽子、棉帽子难看吗？那也不一定，兴啥啥好看。要是自古兴当官的、有身份的人戴高帽子，老百姓戴礼帽，那么高帽子就是最好看、最馋人的帽子。
无论高帽子好看还是难看，社员们都愿意看，他们是来看个热闹、看个新鲜。
五类分子们都被看得低下了头。吴洪敏一手扶后脑勺、一手托下巴颏儿，把一个个头都竖了起来。该低头时不低头、就得用力往下按，该抬头时不抬头就得用力往上掀。
面对着上百双眼睛，于占吉被瞅得满脸热辣辣的。发热就意味着发红，过去他也有被瞅红了脸的经历，那是结婚的时候。结婚时被瞅红了脸是因为害羞，现在为啥脸红？他不得不承认，也是因为害羞。眼下这场运动才刚刚开始，批斗的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害羞，啥时害羞到头儿？要想度过这一关，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会不怕害羞，学会不要脸。自我安慰了一番后，慌乱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身上的燥热消失了，不用照镜子就知道脸已不红了。面对着一双双看他的眼睛，他自己的眼睛瞪得和平时一样大、一样有精神。要不是头上有高帽子、胸前有大牌子、单从表情上看，简直分不出谁是看批斗的、谁是挨批斗的。
吴洪敏一声令下，让五类分子们按高矮个儿排好队，围村“游”了一圈儿“试试活儿”，告别了于家屋子看热闹的人群，向着通往临河公社的大路、向着沿路各村看热闹的人群走去。
“按高矮个儿排好队”只是一种习惯叫法，实际上他是让五类们按矮、高个儿排好队，矮个儿在前。这样可以使迎面走过来的观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五类尽收眼底，满足他们先睹为快的好奇心，不至于浪费他们的目光，有效防止了高个儿在前所造成的“一叶障目”。
于占吉的个子在五类中排倒数第二，他前面是地主分子吴学仁，后面是富农分子罗守义。由于吴学仁的存在，他没有当上排头兵。说是到公社大集上“游街”，实际上是连沿途的“道路”一同游着。从村前的大道出发，往东游七个村到公社、折回头再游八个村，从村后的大道上回来。去时途经于占吉的姨家、姥娘家，来时路过孩子们二姑、三姑家，于占吉让这些亲戚们搅得大半宿没睡好觉：头戴和孝帽子一个颜色的高帽子，胸挂打着“叉”号的大牌子，人不人、鬼不鬼的，咋有脸见亲戚？
马上就要依次进入他们的村子，逐一和他们见面了，于占吉的心情反倒平静下来。其实这就象考试一样，考前紧张得要命，真正进了考场，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儿。
过去，他最不愿意路过姥娘家所在的村，但赶临河大集时又很难绕开。姥爷、姥娘、舅、妗子早已去世，远一点的舅、妗子有的是；见了他们不貌似亲热地叫舅叫妗子不行，他们见了不貌似亲近地说声“家里玩玩”也不行。说真心话谁也不愿意碰见谁，但又经常“被碰见”。还有那么几个小心眼儿多的舅、妗子，见了假装没看见，故意试探你叫不叫；叫了就“哼哼”着应付过去，不叫就四处说你不认姥娘家。“不认姥娘家”可不是个小“罪过”，按于家屋子一带的风俗，所有亲戚中以姥娘家为重，当外甥的年初一不敢在家过年、跑到姥娘家去吃中午饭（磕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今日行了，高帽子一戴、大牌子一挂，所有的麻烦和误会全免了；瞪大了眼珠子瞅着舅和妗子不叫，他们也不说你不认姥娘家了，舅和妗子也用不着再说“家去玩玩”这样的客套话了。真是人生一场戏，稍微这么一化妆，就可以扮演哑巴了。
刚出于家屋子时风还不算太大，游了几个村子后，无叶的树枝开始摇晃，并轻轻地吹起了口哨，五类们头上的高帽子竟然稳丝不动。反正是光走路、不干活，这让于占吉有足够的时间分析高帽子抗风的原因，还没等游到公社他就想明白了：宝塔型高帽子能分解风的推力，能把大风化小、小风化了，能把风的吹、扑，转化为风的抚摸，这结构合理得简直令人称奇，难怪它能稳丝不动。兴戴高帽子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虽已无从考究，但第一个制作高帽子的人，确乎是费过一番心思、动过一番脑筋的。
时至“小雪”节气，又加上是大风裹挟小雪的天气，沿途观众的护耳棉帽、连帽耳朵都放下来了，于占吉戴着高高的“单帽子”却非常暖和、非常舒服，舒服得从戴上的那一刻起就不愿意再动它。令他不解的是，走在他前面的吴学仁，游几步就动一动高帽子，不是往左扭扭就是往右转转，不是往前拉拉就是往后掀掀，好象咋戴咋也不得劲儿。
“再让你乱动！”红卫兵的巴掌扇红了吴学仁的脖子——要不是怕扇掉高帽子，这一巴掌原本是该扇到头上的。
“别乱摸帽子！”身后的罗守义也挨了一巴掌，听声音象是拍到了他的脊梁板子上。
“哎呀！”罗守义尖叫了一声。
“再让你哎呀！”打他的红卫兵又重重地追加了一巴掌。
“谁敢再摸高帽子，就剁下谁的爪子来！”一路上训斥声不断，巴掌声不断。
难道这些五类们都有爱摸帽子的毛病吗？闲着没事儿干摸哪里不行？为啥偏偏摸帽子？于占吉感到不可思议。这高帽子是五类们的标志，你胡摸乱摸就会让人产生不想戴的嫌疑，盼着活动活动手腕儿的红卫兵们不打你才怪呢！
吴学仁挨巴掌后手是老实了，耳根儿处却有鲜血断断续续地往下滴。于占吉吓了一跳，手不由主地想摸自己的高帽子，当右手抬到宣读誓言才需用到的那种姿势时，被红卫兵一巴掌打落。
早饭后游出村，午饭前游回了于家屋子，吴洪敏的“解散令”一下，五类们各回各的家。其他五类们一拐进胡同就急着摘帽，于占吉却舒服得忘了摘。进了院子入屋门儿，门上坎一气之下把高帽子从头上推到地下，好象在说，戴着这玩意儿能进得了屋吗？真是不把我门上坎当门儿看。
从地上拣起高帽子，于占吉这才发现，高帽子里有一个棉套圈，牢牢固定在帽子底部的竹条上。这套圈是由袜筒缝制而成的，里面填有厚厚的一层棉絮。这棉套圈象个啥玩艺儿？仔细端详了一番后他琢磨出来了，它象个没有帽顶、没有帽檐、没有帽耳朵的棉帽子，和高帽子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后，就成了一个“棉高帽子”。于占吉若有所悟：难道那些五类们戴的都是“单高帽子”？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当晚就去了吴学仁家。
一见到于占吉，吴学仁两手捂眼呜呜地哭起来。
“别想不开，也别觉着滋味不好，凡帽子都是人戴的，能戴矮帽子的头都能戴高帽子。”于占吉安慰他说，“咱又不是因为偷人家、摸人家戴高帽子，有啥丢人的？”
“占吉啊，我不是为游街、为戴高帽子的事哭，我是为俺那苦命的吴林哭！”吴学仁用袄袖子擦了擦眼说，“未过门的媳妇和他吹了。今上午咱游完街，下午人家就把咱开的那‘号’、她截的那衣裳一块儿送过来了。”
“三根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于占吉嘴上解劝着吴学仁，心里解劝着自己：不要怕，不要怕，吴林和吉光不一样，吴林是媒人牵线搭桥，吉光是自由恋爱。
“恁那吉光和吴林不一样，他是自由恋爱，是红杏先追的他。”吴学仁嘴上说的竟然和于占吉心里想的一个样，“这号的媳妇家里穷、富她不在乎，公公是个大傻瓜她不在乎，游过几次街、挨过几回斗她就更不在乎了。”
“人一辈子的姻缘老天爷早就给搭配好了，不是你想娶谁就娶谁、想嫁谁就嫁谁。”于占吉还打算说，“公公挨批斗，远比公公是个大傻瓜要严重得多”，但他怕加重吴学仁的心理负担，没好意思开口。
吴学仁真是“先人后已”。先想到儿子的婚事，后想到自己的脑袋瓜子：“你那头皮没破吗？我那头皮都让竹条棱棱和铁丝扣儿硌肿了、磨血晕了！”
“我那头发比你那厚，虽磨得有点疼、有点肿，但没出血。”于占吉自知这样说象是有点儿赚了便宜卖乖，但为了保护帽子家，他也只能这样说了。
“我那头大了点儿，高帽子的圈儿又小了点儿，不往下撸怕大风刮了去，往下撸、头皮就吃亏。可话又说回来，知足才能长足，‘土改’那时俺爹游街，做高帽子的人故意不把捆绑竹条的铁丝茬茬儿压下，戴在头上往左一转、往右一拧，铁丝茬茬儿就扎进了肉里，等游完街回来，头皮都被扎得烂乎乎的呀！”吴学仁拿起竖在柜盖上的高帽子，“你再看看人家帽子家这活儿，干得多么板正啊！铁丝茬茬儿全都塞进竹条与竹条间的夹缝里，帽口圈得和那苇笠圈儿一样圆，让咱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磨破头皮是怨咱那肉不如竹条骨节和铁丝疙瘩儿硬。乌纱帽磨不破头皮，人家让咱戴吗？再说，高帽子又没有型号，扣到头上就算合格，戴着紧是怨咱那头大。”
“要是咱们一人给帽子家送一顶帽子去，让她照着咱那‘矮帽子’的帽口儿做高帽子就好了，那就扎不破头皮了。”于占吉戴上吴学仁的高帽子一试，只觉得脑袋四周就象贴上了一圈儿针朝里的刺猬皮，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今上午游街，吴洪敏夜来上午才通知帽子家糊帽子，时间紧、任务重，点灯熬夜做到这成色就很不错了。”破了头皮的吴学仁竟替帽子家辨护，“要是提前两天通知她，说不定她就会到五类们家里敛帽子，说不定就会把竹条的棱棱打磨圆了、把骨节打磨平了，说不定还会在帽子里头给咱缝制上个棉套圈儿呢！”
“真要做出这样的高帽子，也没我的份儿。你没看见这一次她为了报复我，专门为我做了个高高帽子吗？”于占吉被“棉套圈”三个字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知他是信口开河，还是旁敲侧击。
“报复你活该！放着好好的一个帽子家不要，偏偏相中了大运他娘，她能不恨你吗？”论街坊辈儿吴学仁管于占吉叫侄子，拉下脸来训他两句，是用管教的口气表示亲热，“占吉啊，这事你也别放在心上，我看她给你扣上个高高帽子，有一多半是逗着你玩儿。要是把高帽子做得象俺爹戴的那高帽子那样，不把铁丝茬茬儿压下，那才叫报复你呢！”
“学仁叔，听你这么一说，你对她的看法儿挺高啊？”于占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给我戴高帽子时，凑巧两步之内没有人，她贴着我的耳朵咕咕了两句：叔，别觉着滋味不好，人一辈子谁也免不了走几回疙瘩道，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你听这话，多暖人的心！咱在难处，人家出钱是恩、出力是恩，帮咱句好话也是恩啊！”吴学仁说，“这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可千万别对别人讲。”
于占吉听了连连点头。他想，帽子家对你的“小恩小惠”你敢对我讲，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却只能藏在心里。
“知道下一次游街定在哪天吗？”吴学仁这样问，让人分辨不出是盼着游街还是害怕游街。
于占吉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反正一天近一天了。”
“于方彪放出风来说，下一次他们‘星火燎原’组织游街时，要游出点儿花样儿来。”吴学仁下意识地摸了摸头皮上的擦伤，“他所说的花样儿，到底是个啥花样儿呢？”
“面能蒸出许多花样儿，木能做出许多花样儿，游街能游出啥花样儿？咱琢磨不出来。”于占吉一副无所谓、听天由命的样子，“总不能让咱们戴着高帽子趴在街上，用游泳的姿势‘游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