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于方彪放风说“游街要游出花样儿”时，他的“花样儿”并没琢磨出来。当吴学仁和于占吉猜测他究竟玩啥花样儿时，他正召集“星火燎原”的骨干分子在他家开座谈会，群策群力琢磨花样儿。
院门前安了两个队员站岗，三间北屋里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的小饭桌上，各放一个早年间量粮食用的升，（升约为三斤。）升里放着烟叶和卷成卷儿的卷烟纸儿，愿意吃的撕块纸条、撒上点烟叶卷个喇叭头儿叼在嘴上，想喝水的不伺候。所谓骨干分子，其实就是在于方彪兄弟爷儿们之外，又扩大进了，几个心腹和一些鬼点子多的队员。
“咱开会。”于方彪把烟袋锅儿往鞋底上一磕，“街坊们、兄弟爷们儿们，咳……咳……”
“应该称呼战斗队的队员们，革命的同志们，”于汉甲打断了他爹的“咳嗽”，“嘱咐你好几遍了，就是记不住。”
“嘻嘻，你替我说了，我也就不再絮叨了。”于方彪强挤出的一丝笑一闪而过，瞬间便拉下脸来，“他吴洪敏溜须拍马，把本该咱先干的事“溜”“了去，“拍”了去。要想争这口气有俩办法：一是挑出他游街的毛病，二是琢磨点咱游街的新花样儿。说‘咱游街’和‘他游街’都不准确，但我这‘棉裤腰嘴’就这么大本事了，估计在场的都能听明白，只要你们能听明白，我说的明白不明白也就无所谓了。烟叶在升里，大伙儿边卷边吃、边吃边琢磨。”
屋里的烟雾越来越浓，坐在炕上的看坐在炕下的都有点模糊了。数九寒夜，于方彪家虽没生炉子，但屋里和生着炉子一样暖和——几十张嘴喷出的热气能顶半个炉子，几十对鼻孔喷出的热烟、也能顶半个炉子。
能听到无可奈何的叹气声，能听到抽烟的吧嗒声，就是听不到说话声。想给吴洪敏组织的这次游街挑毛病，可不是那么容易，不信你掰着指头算算：高帽子给五类们戴上了，大牌子给五类们挂上了，该喊的口号喊了，该扇的巴掌扇了，还能挑出啥毛病？
“报告队长，我能挑出吴洪敏游街的毛病。”抢着发言的是红杏她爹叶大树。
自从于占吉戴上“黑五类”的帽子之后，把红杏嫁给于汉甲的打算，又在他心中死灰复燃。借今晚这个机会，他想表现表现自己，巴结巴结于方彪。
“啥毛病？快说出来让我听听。”于方彪瞪圆了眼珠子看着他。
“吴洪敏没让罗武臣游街。”叶大树说，“罗武臣是全村最大的地主，不让他游街就是包庇他，就是和这个老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
罗武臣是个“半截残废”，自家顾不过自家来，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让他游街是对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没有罗武臣你早就死个毬的了。”坐在墙角的一贫农，小声对另一贫农说。
叶大树是从外地流浪到于家屋子的孤儿，后被罗武臣收留，在他家当长工。
当年“土改”工作组进村时，号召贫下中农起来斗争地主罗武臣，并让农会挑选几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做典型发言。挑选出的几个都不想发言，他们说，同是给地主扛活、罗武臣比别的地主付的工钱高；同是租种地主的土地、罗武臣收的租子比别的地主少，这叫俺咋发言？总有能昧着良心说话呀！
“斗地主、分浮财”，是上级交给“土改”工作组的硬性任务，完不成咋行？组长赶忙让农会另物色人选。当时的农会主席吴学俭、想到了叶大树。因为他是流浪来的贫下中农，比贫下中农还贫下中农。被叫到工作组的叶大树有些难为情，组长就耐心做他的工作：“叶大树同志，你受罗武臣的蒙蔽太深了，凡地主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都是蛇蝎心肠。罗武臣让你在他家当长工，是为了更长久地剥削你。”
组长这番话弄得叶大树满脑子里乱哄哄的，和刚才挑选的那几个一样，他也不打谱接这活儿。他说：“发言该找那些识文解字的，我一个大老粗能知道个啥？”
吴学俭凑到组长耳朵上喳喳了几句后，就把叶大树叫了出去：“让你发言、让你批斗，为的是让你多赚点便宜，分浮财时给你最好的。”
“我不要浮财，我稀罕宅子、地。”叶大树说，“浮财多了招贼，整天价担惊受怕，宅子地别人偷不了去。”
“我想分给你的这份‘浮财’，会躲贼。”吴学俭冲叶大树诡秘地一笑，“别人偷不了去。”
“哪有你说的这种浮财？”叶大树以为吴学俭跟他闹着玩儿。
“如今解放区施行一夫一妻制，罗武臣的两个媳妇能不匀出一个来？”吴学俭捏了捏叶大树的大腿说，“只要你在斗争大会上打头阵，就把罗武臣的小老婆匀给你。”
“真的？”叶大树眼珠子一亮，但很快又黯淡下来，“别哄我了。你知道解放区施行一夫一妻制，我也知道解放区讲究婚姻自由。罗武臣的小老婆愿不愿意跟我，得她自己说了算，不是你们想匀就能匀出来的。”
“放心吧，”吴学俭说，“有我和工作组组长做媒人，你又有比罗武臣年轻的优势，她一准答应。”
叶大树一挽袖子说：“能给这么大的甜头儿，我再不批斗罗武臣、那就成大傻瓜了。”
指着罗武臣的脑袋诉苦，押着罗武臣游街示众；分得了罗武臣家的房子，娶了罗武臣的小老婆，叶大树成了贫下中农中翻身得解放的典型。村里人调侃说，叶大树和罗武臣有缘分啊！
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俩的缘分还没断——当年罗武臣“帮”叶大树娶了媳妇，如今又想让罗武臣“帮”他取得于方彪父子的信任，从而给红杏找个好婆家。
“这个毛病挑得好！”于方彪说，“大树，能不能再琢磨出点游街的花样儿？”
“花样儿咱也让它出在罗武臣身上。”叶大树想了想说，“罗武臣不是不能走路吗？咱就让五类分子们轮番推着他游。”
“这点子出得更好！”于方彪说，“有好点子才能游出好花样。”
“队长，”副队长于汉甲已习惯在公共场合喊他爹为队长，“受大树大爷‘推五类’这个点子的启发，我又想出一个更新的点子，但现在先不告诉大家。另外，我还琢磨出了一个新花样儿的牌子，现在也不告诉大家，为的是到时给大家一个惊喜。”
“报告队长，”一站岗的队员入屋请示，“帽子家想见你，让不让她进来？”
“让她进来。”于方彪说，“会后我正打谱儿去找她呢！”
“你们游街是用‘千斤（钧）棒’那些高帽子，还是另糊？”帽子家站在门口冲着屋里问。问了这一句后觉得不妥，就又追加了一句，“要是没打谱儿让我糊的话，就怨我这是多管闲事、多嘴多舌。”
“另糊，另糊。还是让你糊。”于方彪说，“他们用过的那些破高帽子，白给也不用，下跪求着我用、我也不用。”
“另糊的话，最少也得给我两天工夫。”帽子家说，“别象吴洪敏那样，明日游今上午才通知我，让我整整熬了一个通宵。”
于方彪当场答复她说：“两天就两天。记住：在吴洪敏糊的那个数上再加一个——让罗武臣也享受享受。”
“糊好后是我往五类们那头上戴，还是你们派人去拿？”临走时帽子家问。
没等于方彪开口，于汉甲就抢先回答说：“吴洪敏让你去戴，我们也让你去戴。他们想拉拢你，我们也想争取你。”
“拉拢也好，争取也罢，反正我除了帮你们糊糊高帽子、纸牌子，别也没啥用处。”帽子家对于汉甲的回答很满意，有他这句话，她就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了。
今日游街回来，听说有些五类被高帽子扎破了头，吴学仁因头大扎得最厉害。帽子家自觉亏心，就趁夜静人稀时去看了看他，并掏出三个熟鸡蛋放在了他面前。吴学仁把他和于占吉拉的那些糊高帽子的笑话讲给她听。她说这不是笑话是实话。在回家的路上，当她听说“星火燎原”正在开“游街预备会”时，紧接又来找于方彪。
第二天上午，全村二十六个五类分子、走资派，她走访了二十五个——于占吉的头就用不着量了，因为她从吴学仁口中得知，她给他做的那个高帽子正合适。每到一户，五类或走资派都会恭恭敬敬地把头低下，探到她跟前。人家裁缝师傅量胸围、臀围，她只量头围。
“啥时候也有好人啊！”每量完一个头，被量的人差不多都会用这句话答谢她。
当走到罗武臣家门前时，她忽然停住了脚步：万一游街的事还没通知他，冷不丁进去量头围，会吓他一大跳。帽子家便又退了回来，去找于方彪弄个明白。
“你问这个干啥？”于方彪不明白帽子家的来意，不想告诉她。
“听说哪个战斗队让五类们游街游得好，就会受到上级的表扬，有这回事吗？”帽子家问。
“是有这么回事儿。”这一问使于方彪对帽子家产生了好感，“哟，你这消息挺灵啊！”
“我糊高帽子糊出经验来了。糊小了戴着紧、风一刮就掉到地上，糊大了戴着松、一不注意就遮起眼来。掉到地上就得去拾，一个去拾都得等他；遮起眼来就容易绊倒，一个绊倒都得停下。走走等等、走走停停，这样的游街队伍能受到表扬吗？”帽子家说，“为了让五类们都有个合适的高帽子，今上午我打算量量他们的头，怕你没通知罗武臣，就来找你问个实信儿。”
“今早晨就通知他了。”于方彪说，“后日我们‘星火燎原’这出戏，仗着这个老家伙唱呢！”
罗武臣正坐在炕上喝黏粥，红肿的眼皮内不时有泪滴落到碗里。见帽子家进屋，放下碗、低下头，用毛巾捂往嘴，呜呜地哭起来。
罗武臣的老伴儿早亡，他现住在本村的闺女家里。
“一听说让他游街，就哭成了泪人儿，早晨饭没吃，都快晌午了才端起这碗黏粥。”闺女见爹用了一上午的毛巾没大有干地方了，又给他换了一条。
“她嫂子，你咋有空儿到这里来了？”罗武臣抽抽答答地问。
“老叔，”帽子家从炕沿边上往里挪了挪，凑到罗武臣跟前说，“我想量量您那头，给你做一顶合适一点的高帽子。”
“她嫂子，我咋这么多罪呀！‘土改’时也批了、也斗了，土地早就归公了，咋就又想起来让我游街呢？唉，啥也不怨，就是怨我那罪还没受够啊！”罗武臣自问自答。他知道没有人能回答，他是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心里的苦闷倾诉给别人听。
帽子家从荷包里掏出了皮尺。她同情眼前这个瘫坐在炕上的老人，但对他的遭遇无能为力，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为他糊一顶不大不小的高帽子。
为配合帽子家，罗武臣努力使自己的身子离开墙，以便摘下毡帽头儿。就在这一刹那间，帽子家突然改变了主意，她收起皮尺说：“老哥，不用量了，比着毡帽头儿做高帽子最合适。”
“嫂子，于方彪这个老私孩子心太黑，手段太毒，俺爹瘫坐在炕上好几年了，吃一碗端一碗，尿半盆儿端半盆儿，这样的体格咋能游街？”罗武臣的闺女说，“在炕上坐不多时就得换换架儿，背着他游、推着他游都不能换架儿，一游就是半天，他能受得了吗？”
“这年头儿除了自认倒霉，别没有办法。听说县上的大官都挨批挨斗、都不能为民作主，你到哪里去跟这一伙人说理的？”帽子家把毡帽头儿往棉袄里头一掖，把手伸进荷包里暗中按着它，急匆匆离开了罗武臣他闺女家。
量归量，由于原材料的制约，做出来的高帽子、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布帽子标准。就算是标准的布帽子也不能满足一人一个型号，也得让头去将就型号，更何况高帽子呢？
帽子家根据五类分子们的头围，划分成了大、中、小三个型号，按型号下料。把用于制作头圈的竹条进行了精细处理：削平骨节、磨去竹棱，直到摸起来有一种滑润感为止；把带有滑润感的竹条弯成圈儿，接头处不是两头相搭、用铁丝捆成个“竹疙瘩”——上次游街时，他们的头就是被“竹疙瘩”硌破的——而是两头相对、用链子瓣形状的铁片铆。
为防止高帽子松松垮垮，组成宝塔形的那几根竹条和帽圈儿的接点，都用细铁丝捆牢，然后再用布条条把帽圈儿厚厚地缠裹一遍。经过这样一番处理后，五类分子们的头就不会被扎伤、被磨破了。
当糊到“中号”高帽子时，帽子家自然而然想到了于占吉，因为他就是戴这个型号的。她把手中一个待糊的高帽子当成于占吉，她对着它说：上次给你戴高帽子时，可把我吓坏了，你游了一上午的街，吓得我一上午没心思干活，生怕藏在高帽子里的秘密被别人发现。这一批高帽子的做工都不错，我就用不着再为你“开小灶”了。打个比方说，上一次你吃的是肉，他们吃的是辣椒，这一次你们统统吃辣椒炒肉。
说是统统“吃”一样的，但帽子家还是想为其中的一个“开小灶”，这一个就是罗武臣。“开成开不成”她说了不算，反正高帽子已经按着她的意图做好了。
“星火燎原”比“千钧棒”的队员多，造的声势也大。游街的这一天，锣鼓声震耳，口号声震天，通知的是吃了早饭集合，吓得五类们比平时吃早饭的时间提前了一顿饭的时间、就来到了学校门前的操场上。“胆敢”迟到的只有罗武臣一人。
“谁让你们来这么早？盼游街盼得睡不着觉了吗？”于方彪把戴着红袖章的胳膊一扬，“按高矮个儿排好队，先围村转一圈儿活动活动腿脚。”
晚到是毛病，早来也是毛病，但早来总比晚到要好些，因为早来也就挨两句训，晚到是会挨巴掌的。按说早来不该挨训，于方彪是嫌他们比战斗队的队员来得还早，让他感到有些尴尬。
五类们围村一圈儿转下来了，“星火燎原”的队伍也开过来了。副队长于汉甲跑到于方彪跟前，‘啪’地一个立正，军礼也紧接跟上，“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命令你马上回咱家，催一催扎架子的队员，扎好后马上把罗武臣抬过来。”于方彪煞有介事地说。
抬着罗武臣游街，是于汉甲受叶大树那个点子的启发，想出来的新花样儿。游街就是把五类分子和走资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叶大树所说的推着游、虽能起到比贫下中农“矮半截”的效果，但弊大于利——“矮半截”就等于把五类分子藏在了游行队伍里，不利于让沿途广大革命群众观看。相比之下，抬着游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于汉甲所设计的抬法也很别致：把一把半圆形的圈椅子，固定在两根长杆子中间，看上去就象一抬简易的轿子。只不过这轿子是一抬“露天轿”。
还没等于汉甲去催，四个队员已抬着罗武臣，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叶大树放下轿杆、跑到于方彪和于汉甲跟前，先立正、后敬礼：“报告队长、副队长，老地主罗武臣已被抬到现场。”
“不对！应该是押解到现场。”于汉甲在给他纠错的同时，从荷包里掏出一张纸，“这一路上喊口号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我就上了几个月的识字班，怕不大行啊！”叶大树既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又怕喊不好。
“咱‘星火燎原’的队员中，数你的声嗓高，这光荣的任务交给你最合适。”于汉甲说，“满打满算也就十来个口号，你看看哪个字不认得，我当场教教你。到喊的时候万一忘了，你小声问、我小声说，你再大声呼出去也就行了。”
一看领导对自己这么信任，叶大树双手接过口号单子，激动得十指都有些发抖了。
众人皆站，唯罗武臣坐。于汉甲玩这一花样儿的目的，是想让在场的革命群众看个新鲜。心软的革命群众不忍心看，有几个竟躲到一边抹眼。但他们马上意识到，在这种场合抹眼是很危险的，忙装出有迎风流泪的毛病，赶快用袄袖子擦干。
罗武臣光着头坐在圈椅子里，头上仅有的几根白发被风一吹，象枯草一样瑟瑟抖动。他的头顶红得发亮，不知原本就红、还是冻得发红。临来时他闺女曾给他戴上一个护耳棉帽，被叶大树一把扯了下来：帽子早就给他准备好了，用着你操啥心？
为防止罗武臣从椅子上掉下来，他闺女撕了他的两条破单裤当带子，把他的四肢连同腰部，分别捆绑在了椅子的相应部位上。这一做法叶大树没反对，因为途中万一从椅子上掉下来，他可负不起这个责。
帽子家背着高帽子来了，副队长于方信背着纸牌子来了。上次游街时，纸牌子上的字是吴洪敏派人到她家写的。她嫌一个劲地在她家打红叉号，让人看了发瘆，不吉利。这一次她早就把糊好的纸牌子交给了于方信，让他愿咋写就咋写，愿意咋打叉号就咋打，眼不见为净。
帽子家把高帽子按大、中、小号，分别扣在了相对应的五类分子和走资派头上。当被遮掩着的包袱里只剩下最后一顶时，她走到于方彪跟前、扯扯他的衣角，把他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那天我去量罗武臣的头，才发现他的身子骨儿大不如以前，瘦得三根筋挑着个脑袋，头也摇、嘴唇也哆嗦，我怕他在路上冻昏了、一闭眼挺过去，给你们这一次游街抹黑、让吴洪敏他们看你们的笑话，没和你打招呼就把他的毡帽头儿缝制在了高帽子里头。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他戴上，不同意的话，现在把毡帽头儿撕下来也不晚。”
于方彪挠了挠头皮说：“这是个挺让人头疼的事儿，我得和副队长们商量商量。”
“副队长们都是你家的兄弟爷儿们，你同意的事谁还敢说个‘不’字？高帽子底下套个毡帽头儿是小事，路上冻死人可是大事啊！”帽子家说，“别的五类们都已戴上了高帽子，罗武臣的头上还空着，不能再等了，再等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于方彪皱了皱眉头、张了张嘴，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我转身往五类们那里走，你不拖我就是同意了。”帽子家说完，先是慢走了两步，见于方彪没拖她，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了罗武臣跟前。
帽子家放开包袱，把横躺在里头的那顶高帽子竖起来，口朝下端到罗武臣面前，迅速扣到了他头上。不了解内情的人谁也不会想到，高帽子下面还套着个“矮帽子”。
于方信一点儿憨力气也不想出，他不象帽子家那样服务到人，而是敞开包袱亮出牌子，点名让五类们自拿、自挂。垫包袱底的最后一个牌子是罗武臣的。他知道罗武臣走不过来，但另有一个五类分子、一定会走过来。
果然不出所料，没被点到名的于占吉走了过来：“报告队长，我没有牌子。”
于方信指着包袱里的牌子，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先把它拿过去给罗武臣戴上。”
于占吉完成任务后又来到他跟前：“报告队长，我还是没有牌子。”
于方信冷笑一声说：“我们对你特别重视，所以专门给你做了个重的。先别急着要，待会儿就会有人给你送过来。”
负责给于占吉做牌子的是副队长于方忠。这牌子做起来并不麻烦：把生产队的磅板（磅秤底座上承重的铁板）卸下来，再配上一个提系就行了——这就是于汉甲在会上所吹嘘的、新花样儿的牌子。
制作程序如此简单的一个铁牌子，为啥迟迟运不到现场呢？主要是于方忠对用什么样的提系迟迟拿不定主意。于方彪定的是粗铁丝，可他拴上后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挂，勒得“哎哟”一声，忙摘了下来。人身都是肉长的，自家刚挂上就勒得不行，让于占吉挂上游十多里路，这不是要人家的命吗？于方忠的心软了、手也软了。他决定自作主张把铁丝换成绳子。最先找出来的是一根麻绳，往脖子上一拭，硬撅撅的，扎皮硌肉；翻遍了盛杂物的那间屋子，终于找到了一根绵软柔韧的线绳子。于方忠先在磅板上拧好两个铁丝鼻儿，然后把线绳搭到脖子上约出所需长度，铰下来系到了铁鼻儿上。
把磅板搬到车子上刚推了两步，忽又停下来：人家挂在脖子上游十多里路，靠的是两脚往前迈，我到学校操场只需几百步远，还要用车子推，这未免有点太“娇贵”了吧？对自己的娇贵就是变象对于占吉的残忍，于方忠把磅板从车子上搬下来，装进一条破麻袋里，用力一抡背了起来。
操场上，游街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序：战斗队队员的方阵面对校门口站在操场正中，他们的前面站着二十五个五类和走资派，坐着一个五类；两侧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于方彪三兄弟和于汉甲站在校门口。
此时的校门口对操场来说，就是主席台。四个领导正在主席台旁边开小会。小会嘀咕了没几句就争吵起来，于汉甲怒发冲冠、还又把帽子往上掀了掀，他争脱开被爹攥着的那条胳膊，冲到罗武臣跟前摘下他头上的高帽子，一手攥住帽尖、另一只手伸进高帽子里头去掏毡帽头儿。想从大帽子里掏出这顶小帽子，可不象鸡窝里掏蛋那么容易，因为两顶帽子是被麻线缝在一起的，硬掏的话非把高帽子掏烂不可。现糊又不赶趟、不掏又不甘心，没办法，他只得向帽子家求助。
“帽子家，你过来。”按街坊辈儿，于汉甲应该给帽子家叫大娘。自打当上副队长后，见了街坊啥也不叫、能点点头就不错了。他本打算朝她喊一声“你过来”，但因掏毡帽头儿掏不动生了气，心里忌恨帽子家、嘴上想骂帽子家、满脑子里都是帽子家，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喊出了“帽子家”。
“‘帽子家’是你叫的吗？你咋不给你娘叫‘于方彪家’？”帽子家气乎乎地走近于汉甲，“当个自封的破副队长就架子大得不叫人啥，要是当上公社书记，回家就不叫爹了吗？”
“你偷着往高帽子里套毡帽头儿，就是包庇大地主罗武臣。”身为副队长的于汉甲，在众人面前被帽子家挖苦得下不来台，就往帽子家头上扣大帽子。
“俺娘家是贫农，俺婆家也是贫农，污蔑俺包庇地主，连老天爷爷都不信。你家是贫农，可你姥娘家是上中农，总算起来连俺都不如。”帽子家逼近于汉甲，唾沫星子喷到了他的脸上，“明人不做暗事，我往高帽子里套毡帽头儿，是给你爹汇报过的，你爹都没说出个‘不’字，你站在这里逞啥能？”
“嫂子，汉甲年轻，知不道那话该咋说，别和他一般见识。五类们都是阶级敌人，不能因为罗武臣年龄大就优待他，你快把毡帽头儿从高帽子里拆出来吧。”于方信走过来替于汉甲说情，给帽子家消气。他也愿意让罗武臣套上个毡帽头儿游街，既然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他这毡帽头儿也就戴不成了——谁敢公开站出来替阶级敌人说话？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撒手不管，家去睡大觉的。为糊好这些高帽子，我又熬了一个通宵啊！”帽子家叹了口气走到罗武臣跟前、从高帽子里找出最后系的那个线结，用牙咬断，一个针角一个针角地往下拆。
帽与帽很快分离，帽子家迅速把没有了毡帽头儿的高帽子、扣到了罗武臣头上。在她与于汉甲打嘴官司、在她拆毡帽头儿的过程中，不光把罗武臣的头顶冻红了，连眼皮也红了。
吹着小口哨的东北风从村子上空掠过，它不光送来一片片铅灰色的云，还把地上的尘土和树叶卷起来扑向操场。风可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五类分子，统统让他们抬起胳膊、把袄袖子横在眼上来回揉搓。帽子家看见罗武臣的右胳膊也动了动，但没抬起来，这才想起他的胳膊是不能动的。捆绑在椅子上原本是怕他的身子往前倾、从上面跌落下来，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不能揉眼、不能擦泪、不能擤鼻涕也不能甩鼻涕。要防止他从椅子上跌落下来，只捆住他的左胳膊不是也能达到目的吗？罗武臣的闺女和我一样，也做了件想向他反倒让他受了罪的蠢事。
帽子家替罗武臣解开右胳膊上的布带子，用包袱把毡帽头儿一裹，转身往家走。在走到于汉甲跟前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并故意用足力气咳嗽了一声。于汉甲窝着一肚子火出不来，冲着五类们大发脾气：“你们瞪起个瞎眼来四处瞅啥？八辈子没见过人吗？出娘胎就没离开过家门吗？他娘的都给我按高矮个儿排好队。”
五类分子和走资派迅速站成一行。于汉甲走到于占吉跟前，捏着耳朵把他从队列里扯了出来：“滚到一边去。”
滚到一边去的于占吉，吓得心里扑通扑通直跳：牌子不给挂，队伍里不要我，这是咋啦？怕是凶多吉少啊！
“你们这一排五类和走资派、一共是二十四个，从左往右数四个一组，正好分成六个组。”于汉甲拍了拍罗武臣的坐椅说，“你们在游街的同时、也抬着老地主游。六个组实行六班倒，每经过一个村就换一班，赶上村与村之间距离远的自认倒霉、摊上近的算走运。现在作游街前的最后准备，第一组赶快到椅子跟前去，游街的队伍马上就要开拔。”
一听说马上开拔，于方忠把放在校门口的麻袋背了过来，从里面拖出一块带有提系的磅板。
于占吉一下子明白了：不给他挂纸牌子是因为有铁牌子等着他，不让他抬罗武臣是因为他挂着铁牌子。唉，他只得自我安慰道：这比既挂铁牌子又抬罗武臣强多了。
挂着磅板游街并不是“星火燎原”战斗队的发明，前些日子听人讲，县城大集上的游街队伍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见于方忠搬着磅板想往他脖子上挂，于占吉赶忙蹲下身子低下头：“于副队长，这个姿势好挂，能让你少费点力气。”
挂到脖子上后，于方忠迅速腾出双手、帮他托起来。
在领教完于方彪父子的轮番训话后，游街的队伍出了村。于占吉挂着磅板走在最前头，按于汉甲的话说这叫第一个看点。
要说于占吉还有什么便宜可赚的话，那就是磅板上没有白纸黑字、红叉号，因为磅板一旦贴了白纸、就显示不出它的沉重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那些“歇班”的五类。再往后就是专供罗武臣享用的轿子，按于汉甲的话说这叫第二个看点。
出于家屋子往东第一个村，就是干家屋子。路两边看热闹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羞得于占吉不敢抬头。适应了一会儿后，他偷着往两边瞅了瞅，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越过他的头顶往后看，难道我这个“第一看点”就这么不值钱？又过了一会儿，于占吉完全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他看出门道来了：迎面走过来的人、刚走到路两边的人，都是先看了他一眼，然后赶快往后看。
不愿意看、还是不忍心看？能有那么多不忍心看我的人吗？于占吉摸不准。
游出干家屋子，于汉甲跑到前面大声喊道：“队伍暂停。一组下班，二组上班。”
游街的队伍暂停、就意味着歇歇。于占吉暂停捞不着歇，因为挂在他脖子上的磅板无法暂停。五类们换班的这一刻，他觉得脖子上的磅板比任何一刻都重。
十五个村才游完一个村，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就嫌累得慌、就嫌勒得慌，往后的路不想走了吗？不想走就得挨拳打、挨脚踢，拳打脚踢完了还得爬起来走，一步也少不了。于占吉自己解劝着自己，自己给自己鼓劲。
“后面抬椅子的都起步了，你他娘的咋还不走？”于汉甲的喊声在于占吉的耳边炸响。
就象小毛驴挨了鞭子后、蹶尾昂头往前跑一样，于占吉躬腰蹶腚往前迈。在往前迈的同时，他又感到委屈：要我停我不停应该训我，要我走我不走也应该训我，可你以“后面的椅子都抬起来了你还不走”为错儿训我，就太不应该了。不应该的理由有二：一是后面的椅子抬不抬我看不见，二是即便看见，你不下命令我也不敢走。
“你他娘的走这么快干啥？把后面的队伍都落下了。”于汉甲紧跑几步冲到于占吉跟前，朝他脊梁上就是一拳。
这一次于占吉没感到委屈，因为他光忙着琢磨刚才所受的委屈，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脚步。他甚至有和于汉甲逗上一句的想法：打脊梁算啥能耐？有本事攥起拳来朝我那胸膛上打。
脖挂磅板、手托磅板往前游，于占吉脖疼手酸胳膊麻，要不是不往前走不行，他简直一步也不想走了。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不知为啥，这句话忽然从于占吉的记忆里跳了出来。紧接着，爬雪山、过草地、“大渡桥横铁锁寒”等也纷纷跳了出来。也许这些事对没经历过的人太抽象，反正对当下的脖子来说不怎么管用，还是勒得慌。
不就三十多斤沉吗？过去这种事也不是没干过呀！六二年冬天，吉光推着胶皮车子到工地上混饭吃的了，家里仍旧三日两头儿断粮。有一天我到集上卖了半袋子胡萝卜、添上十块钱买回一袋子地瓜干，来回差不多都是三十多斤沉，那次压在身上三十多斤沉能承受、今日同样也能承受。再说那时瘦得皮包骨，现在身上见肉儿了，皮包骨的过去所能承受的压力，“肉包骨”的现在不就更容易承受吗？说来也怪，于占吉这样想着想着，走起来比刚才轻快多了。
游了几个村后，腿又开始酸、胳膊又开始麻，脖子又开始勒得慌，再“今昔对比”也不管用了。咋就不管用了呢？于占吉边游边琢磨，终于明白过来：那天是自由身，今日是受管制；那天背累了能把胡萝卜、地瓜干当座位、坐下来歇歇，所以不觉累；今日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游不完街就别想把磅板摘下来。再说，那天赶集是背着三十多斤重，今日游街是挂着三十多斤重，有肩挑重担之说，没有脖挂重担之言。假如把磅板上的绳子换成帆布带子该有多好啊！换成棉裤腰式的棉提系那就更好了。越是这样想，脖子就越是勒得慌。
咋就突然变得这么累得慌了呢？一定是让帆布提系、棉裤腰提系馋的。于是于占吉便改变了思路：要是把绳子提系换成粗丝绳提系，还不把脖子勒成血脖呀！换成细铁丝就更要命了，多亏挂的是线绳提系。要不是怕观众们笑话，他真想含起这绵软的线绳亲它一口。
又游了几个村子，就象是吃一种药吃多了会产生抗药性一样，咋想也不管用了，脖梗儿和手打起了嘴官司：脖梗儿嫌手耍滑，手嫌脖梗儿偷懒；只有于占吉明白，脖梗儿和手一样，都是“一顿二斤半锅饼”，够呛了。好在已游到了公社驻地，难受劲儿让大集上的热闹劲儿暂时混过去了。
见五类们的队伍游了过来，买东西和卖东西的自动闪出了一条人胡同。在原本拥挤的街道上硬插进一支队伍，集市反倒变得有秩有序、不拥不挤了。乍一听不合逻辑，细一琢磨很有道理：人们在“一般”中生活腻了，对“特殊”充满了期待，这有利于观看的“人胡同”，是赶集人为满足各自的好奇心而联手搭建起来的。去年秋天的一个集日，于占吉来这里卖茄子。突然间，拥挤的街道上也象今天这样，亮出了一条人胡同。顺着观众的目光向前一看，从人胡同尽头走过来一位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的中年男子。他面带微笑、不拘不谨，边走边向两旁的人摆手致意，用最简捷的方式检阅着集市。在场的男人们目不转睛地看、哈哈大笑地看、指指画画地看；在场的女人们或转身、或低头，装出坚决不看的样子偷偷地看。于占吉见状忙返回摊位、从茄子底下抽出包袱，钻过人墙进入人胡同，把包袱扎在了中年男子的腰上，就象替值班炊事员扎上了一条白围裙。这一举动让看客们大杀风景，使他们有一种看电影看到兴头儿上，突然停电的感觉。谁知中年男子走了几步就把包袱解下来，双手揉成一团，越过人头扔了出去，继续优哉游哉地往前走。往前走，不怕羞。
于占吉之所以想起“检阅集市”的那个疯子，是因为此时的他很象那个疯子。虽没赤身露体，但他觉得裹着自己身子的那层遮羞布，已被一双双小探照灯似的眼睛穿透了。上次游街时他有点儿怕羞，羞得不敢抬头，那是因为他还想顾及面子，这一次他豁上不要脸了，也就没有什么“羞”可怕了。要不是担心于汉甲的拳头会又一次打到脊梁上，他真想学那个中年疯子的样子，呈微笑状向列队两旁的观众点头致意，过一把检阅集市的瘾。
游街的队伍游经大集的主要路段后，向西一拐开始往回游。于占吉这才感觉出东北风比刚才大多了，连片的黑云争相往西南跑。通过大集上的人胡同时，褂子都被汗水粘到了脊梁上，乍一遇到风，全身的热气争抢着往外冒。
于占吉刚凉快过来，就听到有队员埋怨天太冷。快着点走冷得差，但队伍中有罗武臣的坐椅，想快也快不了去。从这些队员的喊冷声中，于占吉得到了一丝慰藉：好事儿还光你们的吗？空着手的不冷、难道说让我这“干重活”的冷吗？俗话讲得好，闲冷闲冷。要想不冷好办，替我挂上二里地的磅板，保你出一身汗。我知道你们不想挂，不挂就让你们嘴唇发青，不挂就让你们牙齿打颤。老天爷啊，让东北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也许是老天爷听了于占吉的话，也许是老天爷正待发脾气让于占吉猜着了，东北风上赶着冻云、下卷着浮土，朝游街的队伍扑过来。逼得人们半闭着眼、全闭着嘴，并不时发出“噗噗”声。五类们在闭嘴闭眼的同时，还得捂着高帽子。说高帽子不怕风那是有限度的，三、四级以下的风还可以，五、六级以上的风足以能让高帽子变成无线的风筝。于占吉一手托着磅板、一手捂着高帽子，按说罗武臣也该用那只没被捆绑的右手、捂住高帽子，可他麻木不仁，右手连往上抬的意思都没有。不拿大风当回事儿也就别怪大风发脾气了，它怒号一声，把高帽子从罗武臣头上掀下来。高帽子象只无头无翅的白色鸟，在空中无规则地转了几圈，一头扎进了不远处的一个无顶茅房里，惊起一个正蹲在里头的中年妇女。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帽秀于群帽，风也必催之。大风把手无捂帽之力的罗武臣的高帽子刮了去，怨风不怨他。于汉甲想扇他两巴掌又够不着他，想让五类们落下椅子再扇他、又有点不值得，也罢，就让老天爷狠狠地冻冻他这个秃脑袋吧。
大风慢慢平息下来，空气渐渐变得潮湿起来，厚重的黑灰色云团，正从天东北角慢慢爬上来。就在这时，一队员突然捂起鼻子大喊：“这么臭啊！从哪里冒出来的？”
“噗，噗，可臭煞人了，谁放的大屁呀！”另一队员呛得咳嗽起来。
“不对，不对。再大的屁也不可能有这么臭，十个人合起伙来放也不可能有这么臭。”说这话的队员话音刚落，接连又发出一片喊臭声。
于汉甲跑到喊臭比较集中的那些队员跟前，伸长脖子深吸几口气，立刻噘嘴皱眉地下指示：“顺着臭味儿找一找，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我早就闻见了，但不敢说。”抬椅子的吴学仁向于汉甲汇报，“臭味是从椅子面上发出来的。你们没看见椅子底下滴答水儿吗？”
队员们连看带闻后作出结论：椅子底下滴答水，说明罗武臣尿下了；椅子面上冒恶臭，说明罗武臣拉下了。
被捆绑在椅子上的罗武臣，双眼微闭、脸色微黄，从腮帮子上没泛起用力时所产生的红润来看，说明他早就拉了。早拉了为啥早没闻见臭味呢？可能是大风已把最初带着体温的恶臭、以最快的速度卷走，快到鼻子还没来得及辨别就被刮跑。现在风小了，人们闻到的所谓恶臭，只不过是弥漫在椅子周围的余臭罢了。
抬椅子的五类们被臭味包围着，连一点躲闪都没有，只得用摇头晃脑的方式喘口气儿。
“他娘的晃啥？晃着走不游得慢吗？”于汉甲的意思是快游快散，把罗武臣“原汤原水”送回家，让他那闺女爱咋处理咋处理。
黑灰色云团很快遮盖了整个天空，黑云渐渐变灰，灰云渐渐变白，紧接着就有雪片从深不见底的苍穹飘落下来。开始是一片两片、星星点点，瞬间便碰头扑脸。屋上白了，地上白了，游街的队伍也白了，白得象一支送丧的队伍。高帽子上挂不住雪，用白纸糊成的高帽子、被五类们雪白的身子一衬托，比土灰色的还暗——戴了不到一天的新高帽子，转眼间就变成了“旧高帽子”。
当游街的队伍快进村的时候，正在“班儿上”的罗守义、打破五类们不准随便说话的禁令，惊呼一声：“罗武臣不行了。”
这一声惊呼把整个队伍呼乱了套。
“就你他娘的眼尖！”于汉甲把罗守义的长耳朵扯成了圆耳朵，他没挨拳打脚踢巴掌扇，是沾了正在“班儿上”的光。
“别乱嚷嚷！”于汉甲冲着游街的队伍大声喊。
喊声也没能使队伍静下来。
“歇班儿”的吴学仁趁乱劲儿回头看了看罗武臣，小声对相邻的一五类说：“是不行了，脸上的雪连化都不化了。”
这雪好象是专为罗武臣下的，老天爷让五类分子、走资派，连同造反派们一同穿上“孝衣”为他送行，这丧可真是“发”大了。
队伍进村后，于方彪命令五类们把罗武臣直接抬进他闺女家。他闺女哭倒在爹的坐椅旁边。
于汉甲让叶大树领着队员们喊口号，叶大树找遍了口号纸上所有的口号，觉得哪一句在这种场合喊都不合适。于汉甲把现编的几句说给他，他的嘴就象扩音器一样，把这几句放大了：
“打倒死不悔改的老地主罗武臣——”
“罗武臣罪该万死——”
“罗武臣罪该万万死——”
句句有“死”，句句使喊口号的人联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
叶大树喊声震天，队员们却一改在路上喊口号时的那种气势，一个个变成了公鸭嗓子，声音小得刚送出喉咙。
“甭喊了，全体解散，把罗武臣抬进院子，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于方彪嘴上不说，心里已有点儿害怕了。押解着五类分子游街是革命行动，游死人是不是革命行动，他心里没底儿。
队员们都回家了，五类们却不敢走。罗守礼战战兢兢地问于汉甲：“报告队长，我们这一帮该怎么办？”
“你们该滚蛋！”于汉甲一扬胳膊说。“统统滚蛋。”
游了一上午，五类们最盼的就是这句话。其他五类们开始滚蛋了，于占吉不敢滚蛋，他还不知道磅板该往哪里放。见五类们都滚个差不多了，他便凑到于汉甲跟前请示：“报告队长，这磅板该放到哪里？”
“你游街游傻了吗？”于汉甲朝他腚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说，“磅板不往磅秤底盘上放，还能往哪里放？”
于占吉以这一脚为动力，快步朝队长于法子家走去。一路上边走边想，于汉甲这话说得也太绝对，磅板除了往磅秤底盘上放，不是还能往我那脖子上放吗？
罗武臣闺女家的家庭条件、在村子里属中等偏上，做口棺材、发个体面丧也不是办不到，但现如今贫下中农的丧事都从简，五类分子的丧事就更应从简，秫拮箔一卷抬到地里，只要“入土”也就“为安”了。
在打发罗武臣入土的路上，一扛锨的老头儿偷偷对一扛锨的年轻人说：“今日罗武臣走得也算风光。”
“有啥风光的？”年轻人问。
“他今日游街坐的这把椅子就好比一顶轿，”老头儿问年轻人，“过去结婚的时候兴男骑马、女坐轿，你知道男人熬到啥份儿上能捞着坐轿？”
“不知道。”年轻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压根儿就没见过轿，更不用说这玩意儿该谁坐、不该谁坐了。
“熬到县大老爷份儿上就能捞着坐轿。”老头儿说，“今上午罗武巨享受的可是县大老爷的待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