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巴黎文化界、思想界来说，加缪这样一个出身贫困，有双重种族背景而又与重大社会现实斗争有如此深入、如此具体联系的来者，无疑要算一种“新鲜血液”。他的异样性显而易见：他既不同于巴黎文艺界那种习于以形式与风格的创新为业、以才情为传世不朽的手段的文人，也不同于那种传统的在书斋中以隽永的见解与独特的思辨而振聋发聩、令世人折服的哲人；他带来了新的气息，他的立场，他的观点，他的理念，他的视角，他的表述方式自有其独特之处，是他以困顿与实践为特征的存在状态的凝现与升华，是他在生存荒诞与社会荒诞中没有停顿的实践在精神上的延伸。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以大地为其无穷力量的根本源泉一样，加缪全部论著、全部作品的力度，来自他的实践生活和身体力行的品格，他的这种力度是很多其他同时代作家所没有的，他力度的强劲与坚韧持久，甚至也是他的同类哲人兄长萨特稍逊一筹的。
然而，也是因为加缪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有着深层次的、具体而微妙的关系，他本人生前在各种力量、各种利益的矛盾与冲击的旋涡里，就没少遭困扰，身后也有各种相左的议论、评价缠绕着他的名字，在反***方面，他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扬与完美的英雄称号，但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与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重要的方面，他经常而且至今仍是不同评价的争论对象。
法国早在1830年就开始对阿尔及利亚大举入侵，到1848年，实际上已全部控制和占领了整个阿尔及利亚。此后，就一直不断向这块殖民地大规模移民，特别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割让给普鲁士后，法国政府更是将大批选择了法国国籍的两省居民，安置在阿尔及利亚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加缪的祖先是阿尔萨斯人，正是那时来到阿尔及利亚定居的，因此，在加缪心目中，法兰西与阿尔及利亚都是自己的祖国故土，但两者截然不同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地位却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两难的境地。加缪眼见养育了自己的阿尔及利亚遍地贫困与苦难，感同身受，对这片土地强烈的同情、对殖民制度恶果的憎恨，自始至终贯穿了他整个一生。为阿尔及利亚的处境与命运牵肠挂肚、仗义执言、奔走呼号的活动自然也就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曾辛劳跋涉，对阿尔及利亚人苦难贫困的生活状况进行过深入的社会调查，进行过系统的报道，撰写过大量的文章，真可谓呕心沥血，甚至，他为了阿尔及利亚还作出过重大牺牲：他被迫离开法国共产党，就是由于他反对法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政策，由于他指责了党的领导迫害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态度。然而，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在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中，要调和折中实不可能：加缪站在法兰西的立场上抵制与反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争取完全民族独立进行恐怖主义的活动，又必然引起他与阿尔及利亚一方的深刻矛盾，因此，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仍然受到对立双方的批评与责难。加缪作为阿尔及利亚事务的参与者，事实上是陷入了悲剧的处境，这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造成的，甚至也不能归咎于他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法兰西与阿尔及利亚两个民族漫长的悲剧历史过程所决定的。随着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关系走向彻底解决，阿尔及利亚最后获得了独立与自由，加缪的活动与声音，也就成为阵痛不断的漫长历史中一种困惑的回响。
在与共产党运动的关系上，加缪的言行作为、活动轨迹则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历史风云中的复杂矛盾与时代发展的必然。加缪是在20世纪3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阶层明显左倾的潮流中，投身于共产党的，而西方知识阶层的左倾潮流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资本主义深层次矛盾的明显暴露，苏维埃政权与德国***政权是作为对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两种强劲的逆反力量而在突出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在加缪之前，一些著名的作家如罗曼·罗兰、杜伽尔、纪德、马尔罗等，就已经轰动一时地与苏联为友，像他们一样，加缪把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视为能使面临着危机的人类摆脱困境，甚至获救的途径。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他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此后，他不仅担负起党派给他的在穆斯林中进行工作的任务，而且主动地通过戏剧活动为政治斗争服务，他创建了劳动剧团，先后演出了赞颂共产党人反***斗争的《轻蔑的时代》与描写西班牙无产阶级斗争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加缪不仅是剧团的组织者、领导人，而且亲自创作与改编剧本，担任导演，出演主角。劳动剧团的演出取得很大的成功，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以致被政府当局认为有煽动性、危险性而禁止再演。此外，加缪还参加其他的剧团，经常到阿尔及利亚城乡各地巡回演出。稍后，加缪又组建了“阿尔及利亚文化之家”，开展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进步文化活动，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同样，加缪在这个机构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是各种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协调者、节目主持者，还亲自进行演讲以及演出等。
所有这些活动，充分表明加缪是一个非常积极并卓有成效的党内活动家，他把巨大的政治热情、创造性的工作与自己熟悉在行的文化艺术事业结合起来，在阿尔及利亚这个特定的舞台上开创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正如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千千万万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政治斗争视为济世良方、解放道路的人，并不一定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教义、共产党政治原则融进了自己的血液里，倒是血液里常携带着不少传统观念、生活习俗、个人际遇的积淀，用国内常听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何况在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理论旗帜的，事实上已不再是经典的高度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有重大变更、具有极大实用性的列宁主义，至于在实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指导法则起具体控制作用的，更是从列宁主义中蜕变而成的斯大林主义，其显著的特征就是以政治功利为目的的实用主义、以强权哲学为标志的集权主义、以专制与冷酷纪律为手段的组织方式，所有这些通过第三国际的管道流传到全世界范围。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政治形态，在较发达的国度，特别是在文化密集程度较高的领域里，势必与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习惯于思考的人士发生深刻矛盾。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欧美知识阶层左倾化高潮之后不太久，就愈来愈多地出现了同路人分道扬镳的事例，纪德的《从苏联回来》，罗曼·罗兰留下的日记，马尔罗转向戴高乐主义，就是明显的标志。这种转向、分手、背离的倾向发展到五六十年代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时，则形成了高潮，甚至一直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的萨特，也成为了斯大林主义——苏联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并公开宣布“分道扬镳”。在这些声名卓著的作家纷纷开始自己“理性复归”的过程之初，远离欧洲思想中心、处于偏远阿尔及利亚的默默无闻的加缪，就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理性与独立精神，对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错误政策进行强烈的批评，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20世纪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不能不说加缪是一个先行者，同时又是一个殉道者，也正是从这里起步，他发展成为了20世纪一位独立、勇敢而伟大的思想者。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以后超越党派利害、致力于批评集权主义的过程中，还多次对受到镇压的欧洲共产党进行声援，他于1949年声援被处死刑的希腊共产党员，1952年声援被判处死刑的西班牙左派就是两个明显的事例。
四
由于英年早逝，而且生平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缪实际上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年月并不长，至少与文学史上很多巨星式的人物相比要短少一些，而那些人物所享用的悠长岁月与在有生之年所保持的旺盛精力，往往是他们得以攀登到世界文学顶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加缪不仅有生之年不长，而且体弱多病，但也攀登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他攀登的轨迹不能不说是相当辉煌的，值得作一番回顾与探究。
像很多著名的文学人物一样，加缪从小就显示出了对文学的兴趣与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小学时期，就已经对发表演说、朗诵诗歌很有兴趣，七岁时就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法语成绩优秀，中学期间，他博览群书，很快就得到哲学老师让·格勒尼埃的赏识。这位先生本人是一位作家，虽然来到边远的阿尔及利亚，却与文化中心巴黎的文艺界、出版界有广泛的联系，经常在权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加缪从中学、大学时代一直到他1940年初次离开阿尔及利亚去巴黎寻求发展，甚至在这之后，都一直得到他的关怀、指引与提携，他是加缪的导师与忘年交。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青年，能够顺利地进入巴黎的主流文化界并迅速取得成功，实与这一“得贵人相助”的际遇不无关系。
加缪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但他毕竟不是出自诗书之家，也没有浸染在巴黎高师这样的名校，这就决定他的创作不是从哦吟诗韵、摆弄格律开始，而是选择了以自然朴实而非技巧化的文字形式，实实在在表述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内心感受的道路。他1935年至1936年所写的一系列散文就是这类性质的作品，这些散文随笔在他刚出校门后一年就出版了，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文集《反与正》。
《反与正》的篇幅不大，但却是加缪整个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由五篇散文组成：《嘲弄》是三幅人生暮年的图景，分别描绘了一个瘫痪的老妇人，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老头与一个在家庭里作威作福的老外祖母，同样面对着衰老死亡的不同境况；《若有若无之间》是一个生活艰难、劳苦辛勤、孤独沉默的老母亲的画像；《伤心之旅》与《热爱生活》记述了作者本人1936年六七月份布拉格、意大利、西班牙旅行中的见闻观感与异乡人的内心体验；《反与正》是从一个老妇女晚年为自己修建墓室的故事引发出来对生活的思考。所有这些散文的素材都取自作者本人周围的生活与人物，其中包括他的外祖母与母亲。从平常的生活现象中生发出敏锐的感受并再抽引出形而上的哲理，这就是加缪在这个文集中所做的事。在这里，生存荒诞、人都要死、现实境况的尴尬、异乡人、人的孤独、人与人关系中的漠然等等，日后在《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中清晰成形的思想主题，都已经灵光一现，因此，《反与正》实际上是加缪文学创作中那强力核心部分的雏形。加缪自己就讲得很明白：“就我来说，我知道自己的创作源泉就在《反与正》里。”
紧接着问世的又是一本散文《婚礼集》（1939年），文集中的四篇文章都是在《反与正》出版后写作的。这时的加缪不像1934年至1936年写作《反与正》时那样，陷于物质生活拮据、健康状况不佳、婚姻不稳定以及入党后心情不舒畅等一系列困窘中，他这时的处境与心情大为好转，至少《反与正》的出版已经预示着他面前展现出一条有希望的文学之路。因此，《婚礼集》在风格上与《反与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反与正》是沉重、忧郁、悲怆、阴沉的话，那么《婚礼集》则是愉悦、光亮、温馨、优美的。在这里，是阳光明媚、鲜花似锦、光影绰绰的夏季的阿尔及利亚大地，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仿佛一对新人举行着美妙结合的婚庆。作者以太阳与大海民族之子的自得感沐浴其中，不是来寻求孤独、不是来思索哲理，而是观赏大自然、品味故乡风物、享受生活乐趣。总之，这是一本阳光灿烂的书，一本热爱生活的书。如果说，《反与正》为加缪以后的思想与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调，即对于生存荒诞性的直视与思考，那么《婚礼集》则提供了另一种基调，即对于人的存在的投入与执著。这两个鲜明对照的基调将水乳交融在《西西弗神话》中。
加缪这两个早期作品都不属于文学类别中往往最受重视、被认为最具艺术创作含量的那三种文学形式——小说、诗歌与戏剧，而仅仅是散文随笔而已，且篇幅短小。但是，请注意，散文随笔恰巧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最久远的历史、最深厚强大的传统，出现过一系列划时代的名著，其深远历史影响，其巨大社会效应甚至超过了任何小说、戏剧、诗歌的杰作。文艺复兴时期蒙田的《尝试集》，启蒙时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波斯人信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忏悔录》都是最脍炙人口的例子。加缪一开始就选择了这种对作家自我表现最为方便自然，对于直面现实与人生最为迅捷有效，对于阐明事理要义最为深入透彻的文学形式，对于一个有介入现实、济世益人意愿的作家来说，这种文学形式自然是他的首选，但要达到高目标，进入高境界，还要看他是否具有从最平常不过的生活现象中感悟深刻哲理的能力，是否选择了为世人所关注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深掘、开发的富矿，以及他是否能提供出隽永的哲理体系，并以艺术家的才能将这种体系加以形象化，表现得生机盎然、活力十足而便于其远播四方、深入人心。
从最初的两本散文集出发上路，方向已经选定，路还没有踩踏出来，就看出发后的第一大步了。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在借自己精神的灵光展望自己的前进方向之后，却未能跨出关键性的一大步，有的就耽误了自己整整一个创作时期，有的甚至竟未能导流有致，“水到渠成，功成名就”；加缪则不然，他顺应自己的精神行程，跨出的一步，却径直通向顶峰，举足轻重，令世界为之一振，这就是紧接着两个散文集之后于1940年完成的小说名著《局外人》。
如果一部举世公认的杰作是一蹴而就的，那倒的确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奇迹。但事实上《局外人》却有“前期创作准备”，那就是小说《幸福之死》。这虽然是一部从未出版过的小说，但法国资深的加缪研究者有充分的证据已经指出，这部作品有不少处与《局外人》相似；它的主人公梅尔索的名字与《局外人》的主人公名字只有一个字之差，他同样是一个清贫的职员，也犯有一条命案；《幸福之死》里，也出现过母亲死亡与葬礼的场景，主人公在母亲下葬时无动于衷等等情节；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梅尔索在生活中也具有近似的“局外人感”，他面对死亡这一个人生大课题，也有所考虑，有所动作，虽然跟《局外人》的主人公颇不一样。因此，我们大可把《幸福之死》视为《局外人》的一种“预备创作”，甚至是一种“草案”，只不过这份“草案”比后来的那个杰作要繁复一些，但提炼、加工、凝聚、浓缩不正是制作精品之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