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从今以后我们已争取并获得了发表言论的途径,那我们对自己和对国家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最基本的,也即是本文的主要意思,是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必须对我们所写的内容认真思考,逐渐理清自己的也是报纸的思路使之成形,仔细写作,永远不要脱离国家向我们提出的巨大要求:对一切事物进行深刻的分析。如果我们能做到使我们的声音成为富有活力的声音而不是仇恨的声音,是客观现实的声音而不是玩弄辞藻的声音,是人道的声音而不是平庸的声音,那么,很多事情将会得到拯救,而我们也将不会犯下大的过失。
批评的报业
(战斗报,1944.9.8)
我们也应当关照一下新闻业的思想状况。我们已经说过了,“法国的报业由新闻构成”之类的看法更正确。人们希望尽快看到消息,而不是消息的准确。人们并不能从这样的新闻业中获取真理。
对于让实质性的文章占据一点儿新闻所占的不多的位置,人们不能因此而感到不快。至少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今天提供给报纸的消息和报纸刊登的消息,不应缺少批判性的评论。这是整个报业向前发展的一种方式。
首先,对于那些来源和意图不明的消息,记者可以通过对其确切的意思所作的一系列的说明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消息。例如,他可以在编排时将那些内容相互矛盾的电讯进行对照及提出疑问。由于知道消息出自哪个通讯社或国外哪个办事处,他可以就某条消息可能的准确性向公众作出说明。为了精确地举例说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战前各通讯社在国外设立的众多办事处中,只有四家或五家作出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社应当作出的那种真实报道的保证。作为记者,他比公众更知情,他十分了解消息的不可靠性,是他在向报社提供消息,却对其可靠性没有任何保证。
除了这一直接的批评之外,记者在文章中和在消息来源上,还应写出尽可能明确和详细的报告,将获取消息的办法告知公众。既然读者对佩蒂奥大夫的故事和首饰诈骗案感兴趣,也就没有直接的理由不让一家国际新闻社不对此感兴趣。这类报道的好处是可以保存其批评的含义,而不是去求助于其吸引人的便利。问题仅仅是需要知道,这一批评性的新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积极的。
对公众来说,记者还有另一种资本。这种资本就存在于对时事所作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论之中。新闻在其所写的历史的杂乱无章的各种势力面前,日复一日地将一个人或几个人共同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是有益的。但是,这是不可能在毫无顾忌、毫无距离感和没有某种相对观点的情况下做到的。当然,对真理的热爱不会阻止人们做出决定。而且,如果人们已经开始了解我们在这份报纸中试图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和读者双方之中缺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也不会被人理解。不过,这和别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需要定下一个主调,否则一切将变得没有什么价值。
以今天的报业作为例子,可以肯定的是,盟军惊人的推进和国际新闻的迅速跟进,突然取代了人们对解放望眼欲穿的企盼的胜利,及最后和平的来临迫使有的报纸必须毫不迟疑地对国家的意愿和国家的含义作出解释。因此,各报在其文章中均对法兰西的问题作了大量评论。不过,很显然,这是一个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字斟句酌讨论的主题。要是重新使用“祖国”这种曾使法国人愤怒的某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的话,那就不会对作出考究的解释有任何帮助。但是人们会从考究的解释中获益良多。应该给予新的时期即使不是新的词汇,至少是词汇的新的寓意。这新的寓意,只有人们的心灵可以领会,只有人们真挚的爱才会使其受到尊重。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会以微薄的力量在使这个国家能发出一种令世人倾听的声音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
可以看到,我们重又开始要求,有分量的文章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并要求假消息和有疑问的消息不应被当做真实的消息报道出来。正是这一系列的做法,我把它们称之为批评的报业。再说一遍,报业必须有自己的主调,还必须为此而舍弃很多东西。的确,如果人们已开始思考报业的问题,这也许就足够了。
自我批评
(战斗报,1944.11.22)
让我们来作一点儿自我批评。这一每天面对眼前的事件,都必须对人的良知和诚实正直的考验做出回答的职业并非毫无危险。想做得最好,却评判得最差,而有时则仅仅是做得不那么好而已。总之,人们可以一贯地像法官、小学教员或道德课老师那样行事。从这一职业到自命不凡或到愚蠢之间,仅有一步之遥。
我们希望我们尚未迈出这一步。但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总能避开这种危险,总能显出自信有远见的天赋,具有从不会犯错误的人的优势。然而,这算不得什么。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定期实行的某些规定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工作,虽然对我们来说似乎直到现在这些规定在政治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奢望,当然,我们说出了某些思想的局限性或政治行动,我们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我们的某种审慎态度能对这种不足而有所补救。但是,时事对我们是苛求的,划分道德和道德主义的界限是不明确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劳累和遗忘而越过这条界限。
怎样才能躲过这种危险?通过讽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不处于讽刺的时代。我们还处在愤怒的时代。我们仅仅知道,不管发生什么,让我们保留住相对的意识,那么一切就会有救。
当然,在麦茨城被攻占的第二天并了解了这一占领的代价之后,我们会不无义愤地读到一篇关于马来纳·迪特里希的部队开进麦茨的报道。而我们也有理由一直对此感到义愤。但是应当懂得,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时我们的报纸也一定要对此表示恼怒。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认为战争期间,一位明星的爱情故事会比人民的痛苦、军队的浴血奋战或一个在寻求真理的民族所作出的执著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要做到这一切是困难的。正义是一种思想,同时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炽热的情感。让我们得到包含着人道主义内容的正义,而不要把正义变为毁掉了众多人生命的那种可怕的、抽象的狂热。讽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而需要认真予以对待的也不只是我们。只有这个国家面临的难以言状的考验和巨大的冒险才应去体验去认真对待。这样的区分,会使我们每天所作的努力恰如其分并具有相对性的特点。
今天我们认为有必要讲出这些内容并同时将其告诉我们的读者,以便让他们知道,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写作之中,我们并没有忘记进行思考的责任,并没有忘记所有新闻工作者应有的那种顾忌。总而言之,在此刻进行对我们来说不可缺少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了我们自己。
道德与政治
一
(战斗报,1944.9.8)
在昨天的《费加罗报》上,道默森先生对教皇的演说作了评论。这篇演说已经引起了很多注意。但是,道默森先生的评论至少值得人们十分明确地将欧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来。
“需要,”他写道,“将比以往更有必要更神圣的个人自由与因现代生活条件而变得不可避免的社会集体组织协调一致起来。”
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们仅想建议道默森先生用更简洁的言辞来说出他说过的话: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将正义与自由协调一致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法国,在那些对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么强调自由胜于正义、要么强调正义胜于自由的国家之中,应为在两者之间寻求更高级的平衡而作出努力。
不应当对此进行隐瞒,要做到协调一致是很困难的。如果看看历史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协调一致在过去曾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互相对立那样。怎样才能使这种情况不继续下去呢?如果给每个人以自由,同样也得给银行家或野心家以自由:这使不义又产生了。如果对所有人的正义,同时又需要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服从,又怎能谈得上绝对的自由呢?
而道默森先生的看法是,基督教已为此提出了答案。那么,还是让在该教之外,且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怀疑看法吧。基督教的教义基本上(这也正是它相互矛盾的伟大的地方)是一种不公正的理论。它是建立在无罪之人作出牺牲并接受这种牺牲的基础之上的。而正义则恰恰相反,正如巴黎在火光冲天的夜晚举行的起义所证实的那样,是不会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从天而降的。
应当放弃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努力吗?不,不应当放弃,而仅仅应当衡量一下这样做的巨大困难,并将这一点告诉那些善良的看法过于简单的人。
至于别的,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去作的努力,唯一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事情。要同十分令人失望的命运抗争,本世纪最艰巨、最神奇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已变得最不正义的世界上建立正义和拯救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受奴役的灵魂并给它们以自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人类将会回到漫漫的长夜之中。但是,至少我们将会努力地去尝试。
最后,这种努力应是明智的有远见的努力,而这种敏锐的警觉性使我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就会提醒我们要考虑到个人利益,每当个人的事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时就又会提醒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要想保持稳定不变是十分困难的,道默森先生有理由认为,基督徒可以通过对邻人的友爱而做到这一点。但其他不信教的人通过单纯地对真理的追求同样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忘掉他们自身并具有人类伟大的品格。
二
(战斗报,1944.10.7)
1944年3月26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战斗报》大会申明,《战斗报》运动将下列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反共论是独裁的开始。”我们认为重申这一看法是有益的并要加以补充。在我们需要就人们已看到的出现的误会与我们的共产党人同志进行解释的时候,对上述观点就更是不能作丝毫的改动。事实上我们认为,没有光明磊落就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而我们今天愿意对我们的一个困难问题持一种理智而又人道的观点。
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原则并非是未加思考的结论——是最近二十五年来的经验让我们作出了这种毫不含糊的结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共产党人。基督教的信徒们也不是共产党人,然而他们也同意了可以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而我们的立场和基督徒的立场一样,即意味着:尽管我们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哲学,也不同意其实际的道德观念,但我们也断然拒绝政治上的反共主义,因为我们了解那意味着什么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种坚定的立场不应使人产生任何误会。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只有我们使用笨拙的用语或隐晦的言辞才行。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得不去弄明白这些误会并分析这些误会。对于本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将永远看不到人们会抱着足够的真诚和明确的态度。
因此,应当明确承认,可能出现的误会产生于方法的差异。我们那些同志大部分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纲领,他们对正义的理想、对金钱和特权主宰一切的厌恶,所有这一切均与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只是,我们那些同志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从十分规律的历史哲学中找到了论证政治实在论的结论,并以此作为实现很多法国人抱有的共同理想的方法。很明显,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与他们是不同的。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我们不同意政治实在论观点。我们的方法与其是不相同的。
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会明白,那些不像他们曾对某种理论十分坚信的人,在这四年期间却思考着很多问题。他们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在诚心诚意地做着这件事的。他们在废墟之上,看到了多少纷乱的思想飘逝而去,多少纯洁的面孔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感到迫切需要一种理论,一种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随着1940年6月而死去的是整整一个世界。
今天,他们仍然在以同样的诚意、毫无独断排他的态度寻求这新的真理。同样,人们也会明白,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对失败中最凄楚的失败进行过反思,也同样了解他们自身的弱点。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于混乱而犯错误,而今后只有在目光远大和更新变革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这就是今天我们正试图运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希望人们承认我们有权利诚心诚意地进行试验的那种方法。这一方法并不奢望去重塑一个国家的政治。它只想将一种十分有限的经验引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即通过简单客观的批评手段,而将道德纳入到实施政治的过程之中。这就等于在同时说是和不是,等于以同样严肃的口吻和同样客观的态度说是和不是。
只要认真,并带着人们对任何诚心诚意事业所抱的善意阅读我们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我们经常会用一只手更多地、似乎又将我们用另一只手收回的东西送了出去。如果只看见我们所持的不同意见,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但如果公平地既看到我们的歧见,又看到我们多次重申要团结一致的言论,那么人们也就不难承认,我们一直在努力不向那些对人类无益的狂热让步,并一直在为政治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讨回公道。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困难的方法的意义并不总是很明显的。报业并不是培养完美学生的学校。需要有一百期报纸才能明确一种见解。而对这一见解,只要人们用提出它时采用的同样客观的态度去审议,就能有助于明确其他的见解,也有可能我们错了,我们的方法是乌托邦式的或是行不通的。但我们认为在未做任何尝试之前我们尚不能这么说。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以一种尽可能的诚实态度所做的实验,因为我们关心的唯有诚实和正直。
我们仅仅希望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也能像我们努力思索他们的不同观点那样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已从中获益匪浅,每个人都能明确陈述我们的立场。至少对我们来说,能更清楚地看出我们事业存在的困难或机遇;至少正是因此而使我们坚持使用这种语言与他们对话。而如果我们之间互不信任支吾其词,把我们引入连最优秀的法国人都认为无视生存崇尚孤独是比争论和不和还要好的政治环境之中,我们同样担心法国会被引向失败。
三
(战斗报,1944.10.12)
现在人们正在大谈秩序问题。这是因为秩序是一件好事,而我们过去是太缺乏秩序了。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经历过什么秩序,倒是对其有一种思念之情,而如果我们同时不能肯定秩序应与真理同时存在的话,这种怀念可能会使我们做出许多冒失的举动来。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人们提出的秩序的样板会有几分不信任,并感到有点儿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