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秩序还是一个晦涩的概念。有好几种不同的秩序。有仍在华沙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有隐藏着的混乱的秩序，以及对歌德来说十分宝贵的，却与正义针锋相对的秩序。还有那种心灵的、觉醒了的叫做爱的高级秩序，和那种人们否定自己并在仇恨中大行其道的血淋淋的秩序。我们非常希望能从中分辨出好的秩序来。
很清楚，我们今天谈论的秩序是指社会秩序。但社会秩序仅仅指的是大街上的安宁吗？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毕竟我们所有人的印象是，在这令人心肺欲裂的八月的日子里，秩序恰恰是与起义最初的枪炮声一齐开始的。革命常常会带着杂乱无章的内容将秩序的原则带给人们。当革命是完全的革命时，这一原则将统治下去。但当革命流产或者半途而废时，那么一种重要而又单调的无秩序状态就会建立起来并会延续多年。
秩序，至少意味着与政府一致吗？当然，秩序不能离开与政府一致这个前提。德国政府做到了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种一致使德国有了真正的秩序。
也许单纯对个人行为进行的考察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什么时候人们会说某人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呢？为此，此人必须会协调地生活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真实的感知相一致。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满怀豪情死去的起义者，事实上正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因为他已使自己的任何行动都服从于他认为应当遵守的原则。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将一位享有特权，一生中每日都定时吃三餐，有稳定的收入，街上一有动静就缩回家中的人，看做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他只不过是个胆小和节俭的人而已。而如果法国的秩序是谨小慎微心灵干涸的人的秩序，那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出现最混乱的局面，因为大家都漠不关心，这种秩序很快会产生许多不公正的事情。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平衡和协调一致就没有秩序。就社会秩序而言，需要在政府和被统治的人们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应当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使这种协调一致得以实现。这个原则对我们而言就是正义。没有正义就不会有秩序，而人民理想的秩序就是人民幸福的本身。
结论是，不应当为了强调秩序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做就把问题弄颠倒了。不能仅仅为了好好地统治而要求有秩序，而应为了实现唯一有价值的秩序必须好好地统治。不是秩序能使正义得到加强，而是只有正义才能使秩序得到保证。
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希望能有这样好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在一个和平，自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都有闲暇娱乐的时间；在没有痛苦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工作；艺术家在不会受到人间不幸折磨的情况下自由地创作；每个人都能以平静的心态思考着自己的命运。
我们对这个充满暴力和噪音的世界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特殊兴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的优秀者正陷入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争斗之中。不过，既然已经开局了，我们认为就应该一直坚持到看到结局时为止。我们因此而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我们并不喜欢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会使我们远离自己的目标和给人们的希望画上句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如此坚决协助建立一种最终是公正的秩序的同时，还应知道，我们同样永远坚决反对那位假伟人那句著名的话，并声明我们将永远宁愿要无秩序而胜于不义。
四
（战斗报，1944.10.29）
新闻部长于前天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探讨一下，因为一位部长对其国家操着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语言并强调人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这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泰特让先生分析了致使很多怯懦的法国人走上背叛道路的妥协退让的机制。对敌人和对八面玲珑作风的每次让步都会引来下一次让步。第二次让步不比第一次让步更大，但两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卑怯可耻的行为，而两次卑怯可耻的行为就会使人脸面丧尽。
这正是这个国家的悲剧。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它涉及人类所有的良知。因为这是一个必须斩钉截铁回答是与不是的问题。
法国过去在靠一种过时的智慧生活着，总是在告诉年轻的一代，生活就是这样，必须得学会让步，单靠热情是难以持久的，在一个狡诈的人总是有理的世界上，必须得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我们确曾是这种情况。而当我们这一代人突然惊异地面对不义的现实时，人们又劝说我们，这种情况很快会过去。就这样，八面玲珑和看破红尘的道德渐渐传播开来。人们对要求法国委曲求全的这种消极失望可怜巴巴的声音会产生什么结果，怎样评价也不为过。你只要对人谈最容易的事，即喜欢安宁就总会胜出。而热爱荣誉则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极高的要求——这当然会让人厌烦。而在1940年，已有一些法国人早就对此表示厌倦了。
但表示厌倦的并不是所有的人。人们惊奇地发现，很多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并不是那些专职的爱国者。这首先是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职业。爱国主义是一种热爱国家，不愿看到国家不义，不愿只是把它放在嘴上说说而已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总是以使人们奋起投入到一场奇怪的斗争中去，还需要有内心厌恶任何妥协的这种微妙的感觉，那种有产者缺乏的自豪感，一句话，需要有说不的勇气。
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另外又是其十分悲惨之处，就是要作的选择已变得十分简单，那就是对已成了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不推卸，而妥协退让的道德最后要受到惩罚。如果狡诈的人总是有理，那就必须允许人们犯错误。而如果耻辱、欺诈和暴政成了家常便饭，那就无异于去接受死亡。
我们今天在全法国和各个级别上所应建立的正是这样一个不妥协的、有尊严的政权。必须了解，任何平庸、任何自暴自弃和每次忍让都无异于敌人刺向我们的刀枪。在经受了四年可怕的考验之后，精疲力竭的法国已看清了这场悲剧的严重性，她再也没有感到厌倦的权利了。这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首要条件，国家的希望就在于，这些过去敢于说不的人，明天会以同样坚定的意志和无私的精神说是，他们最终也会懂得要积极发扬荣誉感的美德就像他们过去为了荣誉而敢于说不那样。
五
（战斗报，1944.11.4）
两天前，让·盖埃诺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对所有关注人类前途的人颇有启发，使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同情和尊敬。他谈到了纯洁问题：此专题是颇具难度的。
的确是，假如那位年轻的记者不在一篇聪明但却不公正的文章中就道德的纯洁性对他进行了指责，担心他将道德的纯洁与知识分子的冷漠搅在了一起，他很可能就不会谈论这个问题了。让·盖埃诺十分正确地作了回答，为在行动中维持纯洁性作了辩护。而当然，这使现实主义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即是否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
我们大家对目的的看法都一致，而对方法的看法则不同。请不要怀疑，我们大家对难以实现的所有人的幸福都抱有一种无私的热情。但只是，我们中有些人认为为了得到这种幸福，人们可以借助一切方法，而另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我们属于后者。我们知道为达目的会怎样迅速地采用各种方法，我们并不是什么正义都接受的。这可能会引来现实主义者的讥讽，让·盖埃诺刚刚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他是有道理的，我们确信他表面的疯狂是今天唯一明智的做法。因为这事实上是在拯救人的灵魂。不是置身人间之外，而是要通过历史本身去达到目的。重要的是应通过无愧于历史的方法来提高人的尊严。人们需要对类似事业的困难和矛盾进行一番衡量。
我们知道，事实上要拯救人的灵魂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说这并不是停止进行这种试验的一个理由，而我们更要说在还未曾好好做过一次、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就不应当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我们已有了机会。这个国家贫穷，而我们也和国家一样的贫穷。欧洲贫困不堪，它的贫困也是我们的贫困。没有财富，也没有物质遗产，这反倒可能将我们置身一种自由的境界，使我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叫做真理的狂热的追求之中去。
就这样，我们已曾讲过我们的信念：最后一次机会已降临到我们面前。我们的确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欺诈、暴力和人类盲目的牺牲，这些方法已经受了多少世纪的考验。而考验的结果则是痛苦的。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尝试了，那就是走不抱幻想的诚实坦率而又简便的中间道路和坚持不懈地维护人的尊严。我们认为，理想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最终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那些愿意行善的人能像那些作恶的人一样的执著一样的不知疲倦，那么善的力量就一定会胜利——也许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毕竟会有一段时间，而这个胜利将具有无穷的含义。
为什么我们最后又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既然有那么多更紧迫的实际问题？不过，我们从未退缩过不去谈论那些实际问题，证据是，每当我们谈论那些实际问题时，总是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满意。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确实应该回过头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更为紧迫的问题。是的，为什么要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呢？为了有一天在一个已变得现实而又明智的世界上，当人类重又回到疯狂和黑暗时，那些像盖埃诺的人还会想起他们并不孤立，他们那时会知道，不管人们怎么想，纯洁将永远不会是一片荒漠。
六
（战斗报，1944.11.24）
人们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在大部分政治舆论中逐渐成形并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仅在昨天才指出了这一点。因为，所有这一切均不属于原来就有的事物。那些对此抱有恶感的人可能会感到惊奇，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们，还有许多法国人和他们一起为了达此目的，已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不过首先，政治理论并不绝对是新的理论。政治（我们这里不是说的行动）只是要做事而已。人类的事情就其详情来说很复杂，但就其原则来说则很简单。
没有精妙的哲学照样能很好地实现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只要求有真正的良知和这些单纯的东西，即远见卓识、坚毅的品格和无私的精神。有了这些条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去创新，就是在为2000年而努力。而如果可能的话，很快在明天，我们社会的各种事情就应走上正轨，秩序井然。
其次，理论并不因其新颖而有效，而只有通过理论使人们产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奉理论的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会使之发挥作用。很难知道，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党人是否具有某种深刻含义的理论。而今天，这一理论对很多人来说却像是某种灼伤而令人痛苦。因为这种理论只是让人们渴求正义的焦急心情和对正义的火热追求变得明显起来。
最后，也许凭借着一种弱化了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人们会相信，到达那里的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某种形式的这一理论，我们可能会比对专制政治更感到厌恶。这是那种建立在乐观主义之上的理论，它假借热爱人类却不去服务于人类，假借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提工资问题，假借世界和平却回避作必要的牺牲问题。这种社会主义是特别以别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从未能使宣传它的人信服。总之，这种社会主义惧怕一切，并惧怕革命。
我们了解这一点。确实，如果仅仅要回到那种社会主义理论可能并不算什么事情，但还存在另一种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决心付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还拒绝谎言和怯懦。这种社会主义对关于进步的问题不感兴趣，却坚信人的命运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不相信绝对的、永远正确的理论，而只相信人的命运的坚持不懈、充满艰险曲折的进步。对它来说，正义不亚于一场革命。而如果实现正义对这种社会主义来说比对其他的社会主义更困难，那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重视人，且只要求作出必要的牺牲。如果了解这种心态是否能在实际中得到反映，这将是以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澄清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很明显，第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未能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要求。这种社会主义现在有了进行改革的机会。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们还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们和那些与他们有共同语言的法国人，不要触及这些基本要求。理由是，假如传统的社会主义要自我改造，它不会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仅向已逐渐熟悉这一新理论的新型的人们发出呼吁的。它将从事这项事业，相信这一理论，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没有所有人的承诺和忠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领悟的道理，也正是这点才具有新意。
七
（战斗报，1944.12.26）
教皇刚刚发出了一封致世界的信函，公开站在了民主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对此表示祝贺。不过我们认为，对这封颇具某种色彩的信函也应进行一番颇具色彩的评论。我们不能肯定这篇评论是否能代表我们《战斗报》所有同仁的意见，因为我们之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敢肯定，本文反映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
既然天赐良机，我们就要说，我们虽然对信函表示满意，但却不无遗憾。很多年前，我们就期待本时代最高的宗教界权威，能以明确的语言谴责独裁统治。我说话用的是明确的语言。因为这种谴责会导致教皇发出若干通谕，然后只需解释清楚这些通谕。然而，谴责用的是惯常的语言，这是一种对广大群众来说永远不明确的语言。
而正是这大多数人，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像今天一样明确说出恶来自何处的声音。我们内心深处是希望，这种声音早应在恶战胜善和善的力量正受到压制的时候就发出来。尽管在今天正当独裁思想在世界上已处于风雨飘摇之势时，我们才听到了这种声音，我们仍明确认为，应当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我们并不仅希望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还希望能表示信赖和赞赏。我们希望，在物质力量支持精神，支持精神的理由之前，精神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
这封谴责佛朗哥的信函，我们早就希望它在1936年发出了，以使乔治·贝尔纳诺无话可说，也无须诅咒。这一指示天主教徒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声音，是唯一在磨难和呼喊之中发出的声音，是唯一能平静勇敢地反对耀武扬威的装甲部队的声音。
让我们明确说吧，我们早就希望教皇能在这些耻辱的年代中立场分明，谴责一切应该谴责的事情。很难想象，教廷不做此事，却让默默无闻，没有它那样威望的人来做这件事，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常常对前途已丧失了希望。因为教廷不曾必须考虑自己要存在下去或保全自己的问题。即使在受奴役时，教廷也没有中止自己的存在。而相反，它还在受奴役中找到了一种我们今天根本不想承认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