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现在有了这封信函。而现在，那些在共同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的天主教徒知道，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曾站在善的一边。民主的优越性得到了教皇的承认。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因为这种民主是指广义的民主。而教皇说民主可以同时包括共和国和君主国。这种民主不相信大众，教皇庇护十二世巧妙地将民主与人民区别开来。这种民主还承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可以通过博爱的思想来减少这种不平等。
在本文中所确认的民主，阴差阳错地带有某种激进社会主义的色彩，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此外，既然教皇已表达了他对建立一种温和制度的愿望，那么这已经是把话说到底了。
当然，我们懂得这种愿望。稳妥的思想应有助于提高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甚至有利于人类的幸福。但是，过多的细微差别，过多的谨小慎微，则会使温和稳妥成了最令人厌恶的放肆下流的同义词，即心灵的堕落。正是这种温和稳妥才会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地位，并让不义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温和的建议是一把双刃剑。今天，它很可能会服务于那些想保住自己一切利益的人，这些人却不懂得，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会给那些温文尔雅的人留下位置的。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有着滚烫心肠的人，只有他们才会给温和派们设置应有的位置。不，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徒们都不属于温和派。而教廷在今天不应努力把自己同保守势力混同在一起。
这些，至少就是我们想要说的，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姓和有荣誉感的人们，都应当服务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永远不会是多余的人。这是我们有保留意见的唯一理由。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竟敢批评本世纪宗教界的最高权威呢？什么人也不是，我们仅仅是思想的捍卫者，但我们感到必须对那些承担着重要思想使命的人提出极高的要求。
八
（战斗报，1945.1.11）
莫里亚克先生刚刚在《蔑视仁慈》上发表了一篇我认为是既不公正又不仁慈的文章。他第一次在使我们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上采用了我不愿坚持，且至少我现在也不会采用的语气。假如形势不迫使我远离这些我们中的最优秀者和最卑劣者整日整月谈论，却对重要的问题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日常讨论的话，我是不会做出回答的。假如我不认为这种甚至涉及我们生命的讨论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时，我也不会做出回答的。而既然我个人已成了议论的对象，那么为了结束这种讨论，我愿以个人的名义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并最后尝试一次，对我过去想说的话作一些澄清。
每当涉及清洗问题时，我都谈到了正义，而莫里亚克先生却会谈到仁慈。仁慈的美德是如此奇特，以至我在要求正义的时候却好像是在为仇恨辩护似的。人们确实会认为，听莫里亚克先生讲话，我们在处理日常事物时，非得在两方面作出选择不可，要么爱基督，要么就仇恨人类。而我们则回答：不！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既不接受来自某一方面发出的憎恨的吼声，也不接受来自另一方面的令人同情的恳求。我们只在这二者之间寻求能给我们指明毫无耻辱的正确真理的声音。为此我们亦不需要做到明察秋毫，而仅仅需要有明晰的目光，外加理智的热情和心灵的机智，没有这种目光，无论是莫里亚克先生还是我们都不可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说，仁慈在这儿毫无用处。在这方面，我似乎感到，莫里亚克先生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他所反驳的文章。我倒觉得，他更像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作家。不过，我希望，当我们谈论这类问题时还是不要掺进诙谐的调子为好。因为，假如他以为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我竟会笑得出来，那就表明他根本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当我说仁慈只不过是给渴望正义的二十个国家的人民一钱不值的安慰时，我请我的反驳者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微笑着讲这句话的。
在我对莫里亚克先生表示尊敬的同时，我也有权拒绝接受他的观点。为此，对他慷慨给予我的仁慈无须抱轻视的态度。相反，对我来说，大家各自的立场都是清楚的。莫里亚克先生并不想在仇恨上再添油加醋，而我在这方面很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我不希望有人在谎言之上还要做文章，而正是在这方面我期待着他能对我表明态度。总之，我期待着他能公开说出今天正义是必要的这句话。
事实上，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这是一种责任，他不会承担。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可能是冷酷的莫里亚克先生，打算马上要写出两个尚未说过的字：宽恕。我只想对他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有两条通往死亡的道路（而有些生存的方式比死亡也好不了多少）。这两条道路一条是仇恨之路，一条是宽恕之路。两条道路依我看都是灾难性的。我对仇恨毫无兴趣。头脑中只装着敌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也似乎是世上最令人讨厌的事，而我们，我的同事们和我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忍受这种思想。但宽恕，我也不认为这会好多少，今天，这倒更像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不管怎样，我认为宽恕不属于我们。如果说我对判刑感到厌恶，那只关我的事。如果韦兰的父母、莱诺的妻子对我说我能，我将会和莫里亚克先生一起公开表示宽恕——但在这之前不能，在这之前永远不能——为了不至于仅因感情的流露使我背叛我一直热爱和尊敬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即使人高尚的东西：忠诚。
这话可能不那么顺耳。我只希望莫里亚克先生会感觉到，这话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说出来。我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过，贝罗罪不当死，但我承认我缺乏想象力，不知道镣铐是什么样子，而据莫里亚克先生说，因叛变而被判刑的人脚踝上都戴着镣铐。但我们却应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认识到，在四年期间曾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被那些人们想把他们当成烈士的记者每天指认出来去受各种酷刑。作为一个人，我也许会欣赏莫里亚克知道爱叛徒的做法，但作为公民，我会对此表示痛惜，因为这种爱恰恰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充满叛徒和庸人的国家，会把我们带入一个要不得的社会之中去。
最后，莫里亚克先生又把基督摆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想以相当严肃的口吻对他说：我相信我对基督教的伟大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但我们是这个受尽迫害的人群中间的这样一些人，我们觉得，即使基督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死了，但他对我们来说却并没有死去。就在这同一时期，我们并没有对人表示绝望。虽无不切实际想拯救人的雄心壮志，但我们至少一直在服务于人。虽然我们不信上帝、不信希望，但我们却不能轻易地不相信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莫里亚克先生说，我们将不会气馁，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也不会接受剥夺人们对正义要求的上帝的仁慈。
九
（战斗报，1945.6.27）
埃里奥先生刚刚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所谓不恰当是指这种言论发表得不是时候。埃里奥先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讲话，而谈论的又是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问题。即使他说得有理，他也不是可以指责国家不道德和宣称现今时代不能教训战前时代的人。
他的谴责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因为这种指责过于泛泛而谈了。诚然，每当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法国人总喜欢把宝押在最坏的情况之上。而如果换了那些为自己的国家进行了顽强战斗并经受过很多痛苦的人，他们对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又有思想而应持谦虚态度的精英就不会有同样的宽容。
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人们可以去泛泛地进行指责，特别是指责整个国家。埃里奥先生应当知道，本时代并不想给上个时代上道德课。但经历了可怕的动乱，它有权彻头彻尾地抛弃曾把它引入灾难的那种道德。可能并不是埃里奥先生及其激进的同事们的政治理念把我们引向了失败。但是他们的这种没有义务也没有惩罚的道德，他们赏赐给我们的店主、烟草商和议会宴席上政客们的法兰西，比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对腐蚀我们的灵魂、瓦解我们的斗志所起的恶劣作用更为甚之。总之，这样的道德使埃里奥先生根本无权去指责1945年的法国人。
人民正在寻求一种道德，这就是今天的现实。现在尚处在一个临时时期。不过，人民表现出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已有目共睹，有权要求曾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们不应以轻蔑的言辞谈论他们。我们很清楚埃里奥先生看到人们抛弃战前那种政治道德所感到的气恼。不过，他必须顺应潮流。法国人对中庸的道德已感到厌倦，他们现在知道，一场遍及全国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会带来不幸和痛苦。大众会脱离那些假精英，这不会令人惊奇，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些平庸之辈。
不论埃里奥先生多么聪明、富有经验，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已不希望他教导我们什么了。如果说他对我们还有用的话，那是因为考虑到他和他的党的情况，并看到为了法国能获得新生还将要冒惊人的风险，我们必须得说不可能存在一致的评论尺度，而法国的革新除了不愠不火的心情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东西。
埃里奥身边的人有可能宁愿要黑市上的两小时，也不愿为正常的工作干一个星期。而我们会向他保证，有几百万法国人正在工作并保持着沉默。你必须考虑他们的意见才能对整个国家发表评论。因此，我们认为比起政治改革，法国更需要道德改革；但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是同样愚蠢的。
法国两种改革都需要，这样才不至于使整个国家，受累于几个无耻之徒获得的丑恶的利益。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强调对道德的要求。但要是这些要求会服务于改变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和机构改革，这将会是一场骗局。若想有好的臣民，就必须制定好的法律。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些好的法律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防止让道德教师重新上台掌权，他们曾竭尽全力使议员们和政府发表的言辞在很长时间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
十
（战斗报，1945.8.8）
世界就是这样，微不足道。这是自昨天开始已家喻户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广播、报纸和通讯社都参与了这个大合唱，报道了原子弹爆炸的新闻。通过大量热情的评论，实际上我们已知道，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不论怎样都会被一枚如足球大小的炸弹彻底夷为平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各报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就原子弹的未来、历史、发明者、价值、和平使命及对战争的影响、政治后果及其独特的性能作了连篇累牍的评论。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机械文明刚刚达到了其野蛮程度的顶点。在一个不那么长远的未来，人们必须在要么集体自杀、要么理智地利用科学成果之间进行抉择。
在此期间，有人还胆敢认为，如此欢庆服务于人们许多世纪、一直从事的最可怕的毁灭活动的这种发明并不那么恰当。在一个充满暴力、无力进行任何控制、对正义和人类幸福漠不关心的世界上，让科学服务于有组织的屠杀，可能除了不知悔改的理想主义者之外，任何人都将不会对此表示震惊。
对这些发明应当据实进行记录、评论并告知世界，以使人们能对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若将这些可怕的发明创造罩上美丽的或诙谐的文学语言，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在一个备受折磨的世界上，人们已感到难以自由地呼吸了。现在，一种新的苦恼又降临到人们头上，这很可能将是人们所感受的最后的苦恼了。这也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机遇了。总之，这也许就是出此特刊的借口，而本来这应是更能引起人们思索并使人们更会保持沉默的一个问题。
其次，对各报向我们推荐的这种幻想小说，我们还有对此持其他保留态度的理由。当人们听到路透社的外交编辑声称这种发明已使过去的条约失效，甚至连波茨坦的决议均已过时，并认为俄国人在科尼斯堡和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已无关紧要时，人们不得不对这一宣扬科学发明、慷慨奉献的美丽大合唱的明显意图提出疑问。
请注意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广岛被毁之后，由于此事所产生的威慑效果致使日本人投降，我们将为此而庆幸。但对这一如此重要的新闻，我们除了继续坚定地为一个真正公正的国际社会辩护之外不会有另外的选择。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大国没有高出小国和中等国家的权利，而因人类智慧的作用成了最后祸害的战争，将再也不会由某个国家的野心或理论来决定了。
在人类可怕的前景面前，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和平成了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不再是一种祈求，而成了一道必须使政府与人民协调一致的命令，一种最终必须在地狱和理智之间作出抉择的命令。
十一
（战斗报，1945.8.30）
人们将谅解我们今天以尽人皆知的事作为开场白：可以肯定，今后法国的肃奸运动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信扫地。清洗这个词已相当难以启口了。事情已变得令人厌恶。若不这样，只有一种可能，即必须不带复仇心理和不抱轻率的态度去认真处理此事。必须看到，在一方面是仇恨的喧嚣声、另一方面是昧着良心的辩护声之中，要找到一条伸张正义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总之，这将是彻底的失败。
还有，政治也以极其轻率的态度介入其中。那么多人在呼喊着死刑，就好像判处苦役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刑罚。而相反，当告密和耻辱使几年来牢狱遍地时，又有多少人曾狂吼着要恐怖。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无能为力。而今天也许最能肯定的就是去做应做的事，以使那些过于不义之事，不至于更多毒化这让法国人已经感到有些呼吸困难的空气。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件这种不公正的事。同样一个法庭，判处了阿尔贝蒂尼——法国志愿军团的征召人五年苦役的刑罚，判处了和平主义者勒内·热兰去服八年苦役，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主持了《作品》这一文学专栏。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公正，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并不赞成勒内·热兰。完全的和平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只要时候一到，它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同样也不同意热兰在《作品》上关于文学专题所发表的观点。
但是，必须尊重应有的判决尺度，按照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判决。你不能对文学评论文章作出服苦役的判决，即使对占领时期的报刊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热兰的立场是一贯的，没有改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至少是一个人某种观念的归宿，只能受到尊重。一个社会，如果因其缺乏明确的思想标准而无法惩处真正的罪犯，却把一个偶然与崇拜希特勒、不要和平的假和平主义者站到一起的人投入苦役犯监狱，那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番评判。而一个正希望和正要复兴的社会，对这种明确的思想标准连起码的关心都没有，这难道可以允许吗？
热兰没有告发任何人，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敌人的活动。如果认为他与《作品》的合作应受到处罚，那么应该做出处罚，但应当列入轻罪去处理。惩处过度会于事无补。这样的处罚只能令人怀疑，这不是国家的审判，而是某个阶级进行的审判。这样的处罚侮辱了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样的处罚使政治毫无信誉，对所有的人都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