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二哥、三哥、我，我们都生在这个院子里，可是大哥的命运和我们却完全不同。大哥出生时，家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大哥命硬，主着父亲早亡，十八岁之前，不能让他喊父亲爹，只能叫大叔。大哥懂事后，曾多次哭着问妈妈，别人都有爹为什么我没有爹，母亲做不出可信的回答，他就疯了一样跑到野地里撒野。母亲每讲一次这个故事，我都止不住泪流满面，我那时哭，仅仅以一个孩子心情揣度爹就在身边而不能喊爹的难过，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突然觉得，他一小就拥有家族责任感，十五岁就跟远房舅舅上小镇学徒，他不断地折腾让申家改变，是不是就因为没有爹才很早就学会承担呢，在他的兄妹都有爹他没有爹的时候，他是不是暗中一直和父亲较量着，比试着，一直不放弃在家庭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呢？他不断地在并不广大的领域里挑起征服的喧嚣，希望尽可能地集结更多的人，是不是他一出生就感觉自己是孤身一人，从而希望获得集体的力量呢。
我不知道。
对于出生地，大哥也许有比我们复杂一百倍的感受，可是他感受再复杂，也比不得母亲。母亲从史家沟嫁过来才十九岁，她在做着村保长姥爷的大小姐时，姥爷把聚赌时和自己勾达的庄家女人领进家，成了我的小姥姥。姥姥的媳妇大妗子从此有了同盟，和小姥姥勾结，不到两年，年仅四十的姥姥就被气死，母亲就被逼嫁人。母亲嫁父亲，是姥爷情急之中托人做的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姥爷跟小姥姥的关系，就没有母亲跟父亲的关系，也就没有我们这一些父母的后人。在这个院子里，母亲经历了那么多骨肉的生和死。我那只活到五岁的姐姐，因为吞了一只鞋卡子，还不等便出来就跌了一跤，把肠子卡断，在炕上爬了三天三夜咽气。她死后妈妈才要的我。没有姐姐的死，就没有我的生，生死缘于宿命。母亲之所以都四十多岁了还要要我，是有僧人告诉她的姥姥，从她往下三代只有一个女的，母亲就是第三代。在这个院子里不断经历死，经历生，她扎煞着小脚，把所有的苦乐都踩在了一方狭小的地盘，重返这个地盘，母亲刚刚进院就不再往前走了，杲杲地立在一个石罅旁，仿佛这里埋藏着地雷、炸弹。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把目光对准西墙边一截曾是我们家猪圈的残壁，面无表情。
回老家拜年，她一上午都没说话，她听不清别人的话，也是早已习惯把主角让给大嫂，可是在老家的院子里，呆呆地看着那截残壁，看着看着，她说话了。母亲说话，不是她看到了旧物，翻动了埋在这里的历史，想诉一诉在这里吃下的苦头，就像李玉胜女人遇到我们，而是说：“俺要是能说了算，说什么也不搬走呵，要是不搬走，哪能有这一天？”这一天怎么了？这一天难道不比她的过去更好吗？她生儿育女，一天天盼着的难道不是儿女有出息的这一天吗？母亲的话，也许不过是对抛撤在院子里某些时光的怀念，在那时光里，她像一个做窝的老母鸡，虽不能完好地护住她的小鸡，可毕竟她年轻，能干活。老来之后，母亲常说，要是还能干活该多好呵。可这句话多么深地刺疼了大哥只有我知道，在回来的路上，他一遍遍重复说：“恁二哥家肯定有什么事了，要不他不能早走。”在大哥那里，母亲指的这一天，就是二哥对他权威进行了挑战的今天，而他，决不想把这样的挑战看成是事实。
展示申家风光的拜年之旅，居然成了虎头蛇尾的败兴之旅。
从歇马山庄回来的路上，谁都不再说话。然而坏事也是好事的前因，有了二哥的挑战，大哥大嫂坚决要求我、大庆还有三哥去家里吃饭。大嫂有病之后，这已经是好多年不曾有过的事了。这年头，谁也不在乎一顿饭，但大庆在乎，我也在乎。我在乎主要因为大庆在乎。年里不去打扰大嫂，最初还是大庆提出的倡议，可是这样的倡议得到实施，受益的是大嫂，受伤的却是大庆。不去大哥家吃饭，就没法去二哥三哥家吃饭，都是嫂子，得一视同仁。
可长期不去舅哥家吃饭，和舅哥感情越来越生了，当然只要和老婆不生，和别人生就生了，问题是，你作为申家女婿，过个年都没人叫你吃一顿饭，在父母那里，就显得太没面子，大庆动辄就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不能求求大嫂请咱吃顿饭吗？”大嫂终于请了，大庆高兴，我也高兴。说心里话，几天来我一直处于饥饿状态，肚子里哗啦啦叫的时候，常常要不停地咽口水。见我们兴高采烈答应，大哥更高兴，要是依大哥的想法，恨不能天天有人热闹。当然，在这些人当中，最高兴的要数母亲，她愿意我们在她身边环绕，就像小鸡在老母鸡身边环绕，关键这环绕的人里有三哥。在大嫂做了好吃的，杀了鸡或包了包子，把自己的儿女叫到楼上吃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母亲了。这个家是大嫂的，她就无权往家叫三哥。三哥等于每一天都在以实际行动向母亲提醒她的苍老、无权。母亲觉得不搬出来好，或许就因为这个。可是，这一顿让所有人都高兴的午餐，却让大庆搅了，他在往家里打电话通报不回去时，那边公公命令，必须回去，他的两个女儿回来了。
婆婆家早已是一派热闹景象了，大姑姐和大姑姐夫，小姑子和小姑妹夫，还有他们的孩子全都回来了。这是另一棵树上的枝权，以往，为了能和我们见一面，他们都是初三回来，公公家不讲究送年不送年。这次之所以提前，是公公一早给他们打了电话，说大庆带了摄像机，早一点回来热闹热闹。
小姑子一见我就把我搂了去，甜兮兮地说：“嫂子俺太想你了。”她一向嘴甜，会说话，可因为她心眼好思想简单，你觉得她怎么说都不麻人。大姑姐姐生性忧郁，话少，但她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向你表达感情时，她愿意摸你耳朵，每次，耳垂捏在她手里，你都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想把她的手拿下来贴在自己脸上。
我明知道，我是外姓人，是她们娘家的媳妇，虽然我没有日夜守在公婆身边侍候他们，但从某种意义上，在程家，我就是申家大嫂的角色，是未来的芯子，因为不管怎么说，未来老人生计的责任，全都在我们身上。她们亲近我，就像我亲近大嫂，有感情在，但更多的是技术行为。可是，她们这么热火热燎地抱你摸你，浑身痒酥酥的同时，不知怎么就有一种飘浮感，心再也不像在娘家那么沉了。你心不沉了，突然就觉得有什么东西乘虚而入了——你不能辜负她们。
这也是老天的安排，让你有了做小姑子的沉重后，再给你一点做嫂子的轻松，你就在这少许的、一次又一次的轻松中，被和平演变了，一点点就有了对于另一个家庭的责任感了。小姑子也是一样，她是程家的闺女，却是她婆家唯一的媳妇，没有小姑子小叔子，婆婆跟她在一起，回家打溜须的是姨婆婆家的女儿，她说她会烫发，一腊月给她换了三次发型。在婚姻这个迷宫一样的回廊尽头，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微妙的关系在悄悄缔结。然而就在这轻松刚刚到来不久，大哥那面打来电话，说移民加拿大的堂弟回来了，要我和大庆马上回去。
热闹，就像快乐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预期。公公蓄谋制造热闹，都因为大庆昨晚为了感动我拿出摄像机，让他体会了多年来不曾预期的热闹。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和大庆，会因为有不能预期的客人从天而降，让他预期的热闹迅速消散。
大庆不想去，和姐妹一年才见一次，关键是我们结婚时四叔平反，全家早从歇马山庄迁回沈阳，他和堂弟不认识，也不觉得有什么关系，可是他不知道，一早上把摄像机拿回娘家，就已经有了关系，大哥在电话里说，“叫大庆回来拍拍，安征五年没回来了。”有五年和一年比．当然五年重要，从家里出来，大庆拍拍摄像机，有些沮丧地说：“都是自找的麻烦，饿死我了。”进门才知道，堂弟在我们还没从歇马山庄回来时就已经来了，他朋友开的车。见大哥不在家，他先去前炉舅舅那边走了一趟。按原计划，他是准备和四婶一起回来，正月十五去老家坟地看四叔的。可单位那边有急事，就提前了。
和大哥一样，堂弟高大、魁梧，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颌，一看就是申家的后人。他是申家后人，如今却有了外国身份，你看他时，不知怎么就有了怪怪的感觉，让你想起小时家里丢了的一只鸭子，它三个月后从外面回来，分明还是那只鸭子，你却觉得已经不全是了，好像它身上已经有了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堂弟无论见谁，都要拥抱，两只长长的胳膊环抱你是那么的轻，传达的亲热却那么浓烈：“大姐，太想家了。”我早就知道他对家的想念，在他那里，家是个复杂的所在，它既是国土，又是沈阳的母亲姐妹，又是出生地的乡村、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