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咏物词的创作，比较重视寄托法则的运用。它之所以重寄托，在于时代环境使然。其主要表现是运用比兴手法，以诗经楚辞式的香草美人题材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考察宋代咏物词中所寄托的深刻内涵，对于了解作者的身世、性情及其时代环境，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关键词：宋词；咏物；寄托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
宋代咏物词一般都会有所寄托。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因为“借物言志”、“借景抒情”，其所言者虽然不必专务拗晦，而其不敢明言的隐衷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工于寄托的词人，在创作的时候，追求惝恍迷离，不落言诠，令读者骤然遇之，仿佛在耳目之前，深刻味之，亦觉有悠远之义，而不易知其情之所由生与其意之所专指，具有更加深刻的涵义。因此，寄托便成为宋代咏物词在创作艺术上的重要法则。
一、宋代咏物词创作重视寄托的原因
晚唐、五代时期的词人还没有明显的寄托观念，其词一般也以直抒胸臆为多。入宋以后，词坛经过宋初一段时期的沉寂，不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有寄托之词，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和《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而且产生了十分明确的寄托观念，其标志就是黄庭坚的《小山词序》。到了南宋，寄托论便已基本成型，并对宋词特别是宋代咏物词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说：“（晏几道）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1]（P25－26）晏几道生为贵介公子，而才高命蹇，落拓半生。因此，他的那些不能不吐之愤却不能直吐之，只有把这华屋山丘的感慨和怀才不遇的疏狂，寄寓于小词之中。因而，他的词便体现了寄托的基本理论内涵，即：（一）词之寄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须有难以直言的怨恨和不能直吐的愤懑，而又必须言之吐之，故只能运用寄言托意的表现方法。（二）词之寄言托意的方式，一般采用诗骚以来具有比兴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三）判断词有无寄托的标准，在于词之所寄托者是否为有关君国的忠爱之情，是否包含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四）寄言托意之词，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其合者”所传达的即是忠君爱国之情，是有特定含义的“寄托”；“其下者”则是一般意义的托物言情。
由此可见，寄托的深浅、广狭与显晦，是以作者的性格与身世为转移的，它决定于作者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大抵感触所及，可以明言的，便不必用玄远之辞以求寄托。所以晚唐、五代之词，虽然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绮绣纷披，令人目眩，却没有深刻的寄托。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时绝少忌讳，所以感慨所郁，情意所蓄，不妨明白地宣泄发抒。北宋真、仁两朝以后，外患浸亟，党争渐兴，虽然汴都繁丽，不断歌声，其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却所在多有。于是辞在此而意在彼之词，也就层出不穷。及至南宋，更是国势陵夷，金元继迫，忧时之士悲愤交集，随时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辄得咎，逐客放臣，项背相望；即使不愿意掩抑其辞，也不可能了。所以词至南宋，词最多寄托，其寄托也最为深婉。清朱彝尊《词综·发凡》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2]（P10）其所以求工求变者，不仅是由于辞章技术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因为寄托所在，不得不求工求变。正因为“极其工、极其变”，其寄托才不伤崭露，不易指陈。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3]（P1634）因为“就景叙情”，则寄托所在，自然流露，容易按索。至“即事叙景”，则明欲说某事，而不敢明说某事，寓之于景物之中，使读者不易知其寄意为何，其中是有难言之痛的。虽然貌若“浅”“直”，其初衷本来是要泯灭寄托的痕迹，而设诸不相关系之辞以为生发。其浅者，是有意使之浅；其直者，是有意使之直。其实有甚深甚曲之真意蕴藏其中，不应当仅仅视其形式而以浅直来评价它。
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3]（P3696）这也与寄托有关。因为就南宋的社会环境而言，倘师北宋之“疏、快、阔、亮”，则难以寄托，即使有寄托也难以深远，其“掉转过来”并不是偶然的。刘熙载又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3]（P3707）这是以寄托为词最妙的一种境界。如张孝祥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词，以致感动重臣（张浚）罢席，可见，词之“兴、观、群、怨”，是并不下于诗的。而词中的“兴、观、群、怨”之义，不通过寄托，又怎样彰显表现出来呢？因为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托，寄托不厚，则感人不深。寓感、感人，都要依赖于寄托。然而，南宋词之所以多有寄托者，正是因为他们忧生念乱的感慨十分深刻，有不容自已者在，是他们的社会环境迫之使然的。如陆淞的《瑞鹤仙》词：
脸霞红印枕，睡觉来、冠儿还是不整。屏间麝煤冷。但眉峰压翠，泪珠弹粉。堂深昼永。燕交飞、风帘露井。恨无人，说与相思，近日带围宽尽。重省。残灯朱幌，淡月纱窗，那时风景。阳台路迥，云雨梦，便无准。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欲把心期细问。问因循、过了青春，怎生意稳。[4]（P1963）
张炎《词源》评论这首词和辛弃疾的《祝英台近》词说：“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3]（P264）陆淞生当南渡之初，颇闻汴京之盛，必然有所感慨寓于其词之中，而借儿女私情以表达出来。全词指陈时事，尤为缠mian蕴藉，这就是周济所说的“即事叙景”。
所以时忌愈多，咏物之作便愈多。北宋有寄托的词，多属抒写私情；南宋有寄托的词，多属描摹物类，不是没有原因的。所谓“词至北宋而始大，至南宋而遂深”，仅此一端，即可考见。又如王沂孙的《齐天乐·咏蝉》词：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铜仙铅泪如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4]（P4247）
此词是感伤君臣晏安，不思国耻，天下将亡之作。清端木埰说：“详味词意，殆亦黍离之感。‘宫魂’字点出命意。‘乍咽’‘还移’，慨播迁也。‘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镜暗’二句，残破满眼，而修容饰貌，侧媚依然，衰世臣主，全无心肝，千古一辙也。‘铜仙’三句，宗器重室（宝），均被迁脱，泽不下究也。‘病翼’二句，更是痛哭流涕，大声疾呼，言海岛栖流，断不能文也（久）。‘余音’三句，遗臣孤愤，哀怨难论也。‘漫想’二句，责诸臣到此,尚安危利炎（灾），视若全盛也。”[1]（P299－300）此外，如《天香》咏龙涎香、《庆清朝慢》咏榴花、《水龙吟》咏海棠、咏白莲、咏落叶、《齐天乐》咏蝉第一首、《一萼红》咏红梅、《花犯》咏苔梅、《扫花游》赋秋声、赋绿阴、《眉妩》赋新月等等，情缘物起，哀感无穷，都有所寄托，所谓“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mian忠爱”[3]（P3808）者也。
二、宋代咏物词创作运用寄托的方法
宋代咏物词一般都是运用比兴手法来寄托不可言说的深意。而矢口直陈者，便不必有寄托。因为能够直接表达的思想，既无所用其假借，其盘郁于心者，一举宣泄于外，令人一目了然，是用不着寄托的。如岳飞的《满江红》词：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4]（P1615）
词人的悲愤之怀、壮烈之志，在词中和盘托出，绝无隐蓄，其思想情感都是直接地表达出来。至于其《小重山》词，则是有寄托之作。词曰：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4]（P1615）
故国不堪回首，而托之于三更惊梦；所愿不得偿，而托之于空阶明月；其忠贞不见谅于当局，致使坐失机宜，而托之于瑶琴独奏，赏音无人。这些都是托体比兴，借物言志，因而寄托遥深。
所以求寄托于词中，当在此而不在彼。因为词之为体，不同于诗文，其篇幅有限，最长也不过二百余字，不能够尽情渲泻，因此讲究含蓄婉约、沉郁顿挫。含蓄婉约，则可以广事包罗，虽然措辞无多，却可以令人寻绎其无穷的意味。同时，含蓄婉约的文字，如果单纯就本事抒写，辞止而事尽，只能使人感其所感，不能使人感其所不感，其意味就不如出之以比兴之体的深远。如岳飞的《满江红》词，并非不慷慨激昂，可歌可泣，但是其耐人寻味的程度，便不如他的《小重山》词。
宋代咏物词运用比兴手法，以诗经楚辞的香草美人题材来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其表现是非常突出的。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第三十六》云：“原夫兴之为用，触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故有物同而感异者，亦有事异而情同者，循省六诗，可榷举也。夫《柏舟》命篇，《邶》、《鄘》两见。然《邶诗》以喻仁人之不用，《鄘诗》以譬女子之有常。《杕杜》之目，风雅兼存，而《小雅》以譬得时，《唐风》以哀孤立，此物同而感异也。九罭鳟鲂，鸿飞遵渚，二事绝殊，而皆以喻文公之失所。戕羊坟首，三星在罶，两言不类，而皆以伤周道之陵夷，此事异而情同也。”[5]（P172－173）这里虽然是在解释“兴”，其意义实际包含着“比”。因为“兴”中不妨有“比”，观其屡用“喻”、“譬”可知。词中的比兴，联类无穷，涵义愈广，便愈耐玩索。清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3]（P3675）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3]（P3797）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更认为：“词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语浅而情深。”[3]（P3704）蒋敦复、陈廷焯言其然，刘熙载则进而言其所以然。唯有“情同”，才能感人；也唯有“情深”，才能入人心坎，而使之哀乐无端，不由自主。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在论述沉郁时说：“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mian，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3]（P3777）宋代咏物词，大都是“意在笔先”，却又使它貌似无寄托，其原因正在于“神余言外”。宋代咏物词寄托的深厚，无过于王沂孙的咏物诸作。宋代遗民词人如王炎午、汪水云、梁隆吉诸人之作，辞非不美，终觉露骨，即以张炎的超卓，其寄托也不如王沂孙的醇厚。仔细玩味之，王沂孙是如何刻意经营的呢？——因为他做到了“有寄托入”和“无寄托出”，其“求无寄托”已臻浑融之境。
三、宋代咏物词创作运用寄托的意义
寄托对于宋代咏物词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因为如果能够从寄托中求其真情意，则词可当史读。为什么呢？因为作者的性情、品格、学问、身世，以及当时的时代特征、社会情况，有些是他种史料所不能明言的，而于词中却可得之。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曾经指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3]（P1630）从数量上说，词自然不能与诗歌相比；但是，从质量上说，则词并不次于诗歌。宋叶适《书龙川集后》论陈亮词说：“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予所谓微言，多此类也。”[6]（P2595）可见，词中是可以表现经济之怀的。又如宋黄沃《知稼翁词·青玉案》词注云：“公之初登第也，赵丞相鼎延见款密，别后以书来往。秦益公（桧）闻而憾之。及泉幕任满，始以故事召赴行在，公虽知非当路意，而迫于君命，不敢俟驾，故寓意此词。……既而罢归，离临安有词云：‘湖上送残春，已负别时旧约。’则公之去就，盖蚤定矣。”[6]（P1817）则词中也是可以表明去就之志的。又如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记载：“叔原（晏几道）监颖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6]（P331）这又说明可以根据其词来判断作者的才德了。
宋代文人士大夫，素来认为词是末技小道，他们有时候情意不能自遏，而不敢宣诸诗文，便常常在词中发泄之，其方法便是运用比兴而有所寄托。这种不容不言而又不容明言的情意，最为真实，其人之真性情、真品格，都可以于是观之。所以如范仲淹、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名公巨卿，其德业事功彪炳百世，可以从其他文字中考见之；至于其私情私行的表露，则无不著于其所作之词。如范仲淹的《御街行》，韩琦的《点绛唇》，皆“极有情致”（明杨慎《词品》），欧阳修词之“婉丽”，“无愧唐人《花间集》”（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司马光的词“风味极不浅”（宋赵令畤《侯鲭录》），具见其风liu旖ni之情怀。本来，儿女私情，圣哲固所不免。何况诸公的真情性，反而可以借此略见一二呢？
参考文献：
[1]金启华，张惠民等．唐宋词集序跋汇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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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吴熊和．唐宋词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原载《鄂州大学学报》2008年11月第6期，署名陈中林，徐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