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裕钊作为“曾门四子”之一,是桐城派后期的中坚力量。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先后在江宁、保定、武昌、襄阳等地书院任教,培养人才,后世誉其“弟子三千,名士逾百”。张裕钊具有强烈的家国忧患意识,治学严谨,在晚清教育史上颇具儒师风范。他主张“通经致用”、“通变宜民”,重视兴学育才,“得人”用人,致力于促进教育进步和社会变革。
关键词:张裕钊;书院教学;教育思想
张裕钊作为“曾门四子”之一,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清末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先后在江宁、保定、武昌、襄阳等地书院任教,培养人才,后世誉其“弟子三千,名士逾百”。本文仅初步探析其书院讲学生涯及教育思想。
张裕钊的讲学生涯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湖北乡试举人[1](P334);道光三十年(1850),考授内阁中书。师事曾国藩,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子”,是桐城派后期的中坚力量。自咸丰二年(1852)主讲武昌勺庭书院起,至光绪十八年(1892)辞去襄阳鹿门书院教职止,前后在书院讲学20余年,培养了张謇、范当世、朱铭盘、马其昶等众多人才。
(一)张裕钊的讲学经历
咸丰二年(1852)八月二十一日,在京做了两年的内阁中书后,张裕钊毅然辞官,离京南归。是年冬,张裕钊接受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之聘,主讲武昌勺庭书院。从此绝意仕途,开始了他的书院讲学生涯。至咸丰三年(1853)七、八月间勺庭书院被太平军烧毁,张裕钊在勺庭书院讲学近一年时间。
同治十年(1871),张裕钊应两江总督曾国藩之聘,到江宁主讲凤池书院,至光绪七年(1881)秋辞去凤池书院职务,前后10余年。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张謇至凤池书院拜谒张裕钊,叩问古文之法。光绪元年(1875),马其昶来江宁从游门下。光绪六年(1880)四月,张謇偕范肯堂至凤池书院拜谒。七月,张謇、范肯堂、朱铭盘再至凤池书院,请教古文之法。至此,张裕钊将张、范、朱三人列为弟子。
光绪九年(1883)四月,张裕钊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兼学古堂课授。先后从学的有弟子三千,名人数十。至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张裕钊在莲池书院讲学6年。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日本国名宿冈千仞来莲池书院拜谒,叩问古文之法。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日本国宫岛咏士毅然渡海,千里求学,来莲池书院拜张裕钊为师,被张列为弟子。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张裕钊受湖广总督裕禄之聘主讲武昌江汉、经心两个书院。江汉、经心两书院有学生1300多人。张裕钊的讲学内容有所侧重,经心书院以研究古学为主,江汉书院以研究时学为主。他还利用假日,为学生传授诗歌的创作方法。光绪十六年(1890)秋,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合并经心、江汉书院,筹办两湖书院,并调广东端溪书院监督梁鼎芬担任书院监督(即山长),虽邀请张裕钊做该院主讲,而张裕钊决定辞去江汉、经心两个书院的职务,接受襄阳鹿门书院的聘请。
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张裕钊赴襄阳鹿门书院,宫岛咏士随行。光绪十八年(1892)秋,张裕钊辞去鹿门书院教职,由其长子张沆接往西安草厂巷养老。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张裕钊因病辞世。临终前,宫岛咏士随侍榻前,竭尽弟子之忱。
(二)张裕钊的讲学内容及特点
其一,重视讲授经学,教授古文之法。张裕钊的古文,训辞深厚,文章典雅,“雄于晚清”。他在书院讲学期间,重点向学生讲授古文。莲池书院开古学始于第九任山长黄彭年,张裕钊接任后,继续开办学古堂,并将古学纳入考试。吴汝纶在刻印张裕钊编《学古堂文集·首卷》后记中说:“盖学古堂之课试文字,自舍人(指张裕钊)始也。”[1](P74)张裕钊“日以高文典册磨砺多士”,使“一时才俊之辈,奋起朋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继不绝”[1](P74)。他主张“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2](卷四)。在传授古文作法时,他谆谆教导学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2](卷四)因为“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而“至之之道无他,广获而精导,熟讽而湛思,舍此则未有可以速化而袭取之者也”[2](卷四)。据考证,直隶主要在张裕钊培养下成才并以古文著称于世者,有沧州张以南(化臣)、盐山刘若曾(仲鲁)、新城白钟元(长卿)、盐山刘彤儒(翊文)、定州安文澜(翰卿)、永年孟庆荣(绂臣)、献县纪钜湘(海帆)、文安蔡如梁(东轩)、无极崔栋(上之)以及先受教于吴汝纶后师从张裕钊的贺涛(松坡),他们及其后来者被称为直隶“桐城古文学派”[1](P78)。
其二,引导学生面向现实,接触西学。张裕钊十分注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向往能够对它“利而用之”,同时慨叹当世士大夫“拘守旧故”,不能识势通变,与时俱进。他在《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中说:“泰西人故擅巧思,执坚刃,自结约以来数十年之间,益镌凿幽渺,智力锋起角出,日新无穷。其创造舆舟兵械暨诸机器之工,研极日星纬曜水火木金土石声光气化之学,上薄九天,下缒九幽,剥剔造化,震骇神鬼,申法警备,确若金石,发号施令,疾驰若神。又以其舟车之力,穷极六合四远五大洲之地,无所不洞豁,徜徉四达,竞相师放,精能俶诡,甚盛益兴,天地剖泮以来所未尝有也。”[2](卷二)因此,张裕钊十分注意引导学生面向现实,接触西学,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如《学古堂文集·首卷》中刘若曾的策论对当时地图的评论,一语中的,难能可贵;白钟元的策论对泰西测绘之法的介绍和在我国建立测绘学堂的建议,尤其得到吴汝纶的赏识。
其三,首开中国近代接纳外国留学生之举。中国古代曾出现过不少留学生,据史书记载,盛唐时期日本遣唐使来华不下13次,其中开元二十年(732)日本使船总人数即达594人,大批留学生、学问僧随使船同来中国。而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衰败,不再为外国人所仰。在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的建议下,清政府于1872年至1875年间向美国派遣了4批共120名留学幼童,但鲜有外国人来华留学。宫岛咏士留学中国,且以汉学为主课,实在是石破天惊之举[3](P106)。宫岛咏士归国后,将其东京咏归舍改称善邻书院,以张裕钊的著作墨迹作为教材,培养了书法青年5000多名,从而使张体书法在日本形成一大流派,至今不绝。由于张裕钊的开创,吴汝纶继任莲池书院山长后,接纳外国来访学者和留学生更加开放。如日本汉学家梅原融、本田幸之助、上野岩太郎、金子弥平等,经常和吴通信,请吴斧正文章和诗歌。而中岛裁之伯成,像宫岛咏士一样航海负笈来游,请列门墙,与诸生共进退。学成回国,在家乡日本肥后创办同文书院,培养了大批懂汉浯的日本学生。后来,他还来北京开办东文学社,专为直隶省培养初步掌握日语和新学的人才。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其四,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书法艺术。清代从道光时开始,科举考试的考官特别注意试卷的楷法,号为院体(即馆阁体),考生纵有天人三策之文,如果不娴熟字法,则决难入选。面对科举考试对写字的要求,张裕钊作为书院山长,当然要提醒学生严加注意,以免耽误功名。但作为书法艺术家,则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掌握书法艺术。为此,他在莲池书院发起成立了“倚云社”,由其次子张浍总领实务,组织学生开展书法研习。张裕钊将自己所临写的王羲之《兰亭集序》、《集字圣教序》,欧阳询《皇甫碑》、《九成宫醴泉铭》和杜甫诗等,分送给学生作为临摹的范本。社内每月举行一次书评,请老师和诸名士评判甲乙,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书法艺术的积极性。
二、张裕钊的教育思想
张裕钊从事书院教育20余年,虽然没有全面系统论述教育思想的文字,但其诗文著作和讲学实践,还是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一)重视兴学育才,强调“得人”用人的观念
张裕钊在《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曾指出:“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4](卷五)主张兴学育才,强调教育是兴国富民的重要举措。晚清是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对中国的欺侮和侵略已经到了极点的时代。由于清廷的腐败和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扼杀,想挽救中国的危亡简直难以想象,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一再强调“得人”的重要。如其《送张振轩宫保还粤东治所序》云:“夫穷天下古今,尊主庇民,披患折难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矣。”[4](卷二)在《重修南宫县学记》中说:“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转移,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悯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由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风会之变,人才之奋,未可以意量也。”[4](卷五)认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争趋私利的风气很坏,必须通过读书人立定崇高的志向来影响社会,改变风气。
那么,张裕钊的人才观又是如何的呢?他认为,曾纪泽是个榜样,“曾纪泽博极群籍,洞晓古今治乱得失之故,益讲求时务,无所不究切。尤以疆事孔殷所系乃绝艰大,故于彼我强弱短长之数,语言文字学术异同,舟舆器械良苦利钝,财贿生殖万货百昌,赢诎盛衰,皆博考深思而心知其故。……千品万汇,宏巨密微,默识洞贯,总八极而纳于寸心。故自朝野上下,无远迩,无愚智贵贱,莫不以为洞明时务未有及侍郎者也”[4](卷二)。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既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又学习了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学贯中西,对中国和世界均有深切了解。光绪六年(1880)曾与沙俄谈判,改订中俄条约,使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几次成功的外交谈判之一。四年后中法战争爆发,他又与法人折冲争辩,始终不挠,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干才。创办中国近代实业的著名人物张謇,更是张裕钊最为亲近和赞赏的学生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中恩科殿试状元。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成立,张謇被推为实业部长,兼任两淮盐政总理;后又任农商部长,兼全国水利总裁,都很有政绩。
(二)反对科举制度,崇尚“通经致用”的学问
张裕钊在幼年的时候,塾师授制举业,他就不感兴趣,将家庭所存的曾巩《南丰集》时时读之。考授内阁中书后,经曾国藩的指点,重点习诵司马迁、班固、司马相如、扬雄之书。从事书院教育之后,通过历史考察,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病和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第一,科举不能取得真人才。因为参加科举应试的士子,大多为的是取富贵,获名誉,故由科举出身的多无实学。第二,科举阻碍真知的研究。因为科举既然以八股文为取录标准,则一般士子多聚精会神于八股文的钻研,以为只要会做几篇漂亮的文章,便可以登科入仕,对于真实学问的研究,则置之脑后。所以,他在《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明确指出:“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于此。稍长则专取隽于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诵之,所以猎高第跻显仕者,取诸此而已。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茫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辩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国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瞋目攘背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言而已矣。呜呼!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4](卷五)
清中叶以来,郡县的学官权位轻而职业废,不足以鼓励振起天下之才,于是士之有意进取者常相率聚于书院。但是,当时的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是遭人轻视的末等官,由于位卑权微,这些人并不尽心尽责,因而州县学宫形同虚设,倒是书院能够吸收一些学子。但无论是学宫还是书院,都把教八股文、应付科举考试放在首位,学子也大多数致力于此,目的是顺着科举之路,由秀才、举人、进士一级级地爬上去,以便出仕做官,故“相习而靡者,苟得之弊中于人心,而莫有能振拔于其间者也”[4](卷五)。除教学八股制艺之外,士人所习,或专意于考证词章之末而遗其本,或空谈性命而时不免于固陋。到了近代,海内兵起,人益废学,而俗日以敝。士之通古知今而可以为国家之用者,往往数百里而不得一人。因此,针对当时士人不学、学无实用和一味钻营私利的状况,张裕钊认为通古之学、知今之学都不能遗漏,但更重视知今之学,主张“通经致用”,因宜适变,讲求时务,强调古今时势异宜,如果锲舟求剑,胶柱鼓瑟,适足以乱天下,反对食古不化的学风。
(三)倡导学习西学,反对“拘守旧故”的陋习
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日本汉学家冈千仞随同卸任归国的中国驻日使馆人员杨守敬来北京,于十一月十四日到保定,向张裕钊请教文章事宜,并要求张为其《藏名山房文钞》作序。在交谈中,冈千仞指出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强调应该顺应世界潮流,改革让学生埋头苦读八股文的教学方法,努力学习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书籍。冈千仞的谈话使张裕钊产生了很大震动,更使张裕钊坚定了破除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陈规陋习,致力于促进教育进步和社会变革的主张。
张裕钊早就看出,中国要真正自强,还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中国人习惯的固步自封和办事敷衍。他指出:“天地之化,古今之纪,天人相与构会,阴阳以之摩荡,穷则变,变则通,而世运乃与为转移。上古人民鸟兽杂处,巢窟之居,毛血之食,羽革之衣。圣人者作,立君臣上下,兴修礼乐制度,备物制用,通变宜民,递相损益,天下文明。”[2](卷二)而要适应“天地剖泮以来所未尝有”之“大且剧”的“世变”,必须首先破除“拘守旧故”的陈规陋习,因而批评顽固守旧人士说:“当世学士大夫,或乃拘守旧故,犹尚鄙夷诋斥,羞称其事,以为守正不挠。呜呼!司马长卿有言:鹪鴖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夫薮泽。岂非其惑欤!”[2](卷二)表明他已经冲破了中国的一切为至善至美、无须改进、不可他求的传统观念,主张认真了解和学习西方情况。他还批评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主张讲实质求实效,认为“天下之患莫大于任事者好为虚伪,而士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务兴,内自京师,外至沿海之地,纷纷藉藉,译语言文字,制火器,修轮舟,筑炮垒,历十有余年,糜帑金数千万。一旦有事,责其效而茫如捕风。不实之痼,至于如此”[2](卷二)。这种虚应故事还表现在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不能“知彼”。他认为“觇国之术,柔远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知所设施”[2](卷二)。所以,当守旧派反对和嘲笑中国的使外人员时,张裕钊坚决鼓励和支持友人黎庶昌大胆走出国门,把掌握世界的真情作为在中国办实事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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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安徽大学-桐城市“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研讨会”交流,收入《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署名孟繁华,徐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