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当官的汪懋麟因直言无忌得罪了几位朝中权贵，权贵暗中排挤汪。二十四年，皇帝以汪“好生事”而将其罢职。汪决定单身又回扬州，家眷还暂留京城。汪在扬州家中闭门谢客，昼治经，夜读史，日事研究，锐意成一家之言。
康熙帝亲自定谳蛟门“好生事”是一件很可玩味的事情，但今日已难得其详。徐乾学《墓志铭》云：“（蛟门入史馆），众且谓不日将改官侍从，忽有以蜚语陷君者，中旨问九卿，皆愕眙不知罪状所拟，坐且不测，幸天子宽仁，诏下夺官而已”，乔莱（子静、石林）《祭文》则云：“伾文党社，酿祸非常，乃荷殊恩，放归故乡”，由此看来，他的“得祸”似与南北党争有关，可倘真如此，这又只是表面现象。他的“好生事”有性情鲠直之因素，性情之鲠直则又与内心的隐痛不无瓜联。
先看他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的《秋日心气大作，虞仲药我，立效，作诗纪痛，兼谢虞仲》：
少年学道苦不力，触物每激壮士肝。血气向人太猛烈，一怒万壑翻波澜。方寸偪窄不耐事，五岳时复争巑岏。……起坐作诗纪痛定，更戒愤怒休来干。
夫子自道，可谓真确，然他的“愤怒”并未全“戒”，作于翌年的《彰义门行》即直言“怒”情：
彰义门西日色变，十丈烟尘人不见。高车宝马纷纵横，两道门旗马前转。车中端坐何郡郎？新授南方好州县。家人弓箭各在腰，小妾金珠饰颜面。此行作吏廉乎贪？南方饥民饱藜苋！
如果说这样指斥吏治的篇章还属常见，不足为获罪之由，他因地域所在多次记述“扬州十日”的惨况则大触忌讳。如《董妪传》云：“当乙酉破城时……万马屠城，城中火起，照锋刃如雪。天大雨淙淙，与戈甲声乱，杀人塞坊市”，这样血淋淋的场面在清初诸家集中不多见，也自然为满清统治者不乐闻。乙酉时，蛟门方六周岁，然对屠掠中“荡家破产，万死一生”、其“二兄就戮”（《祭先考文》）之遭遇乃记忆铭心。这种内心的隐痛似别人也有，但不及蛟门数数言之、气盛胆张。又如：
扬州乙酉乱，杀人无遗黎。城中火夜起，新鬼啾啾啼。
——《哀诗十首》其七
甲申遭丧乱，怨雨愁冥冥。烧原鬼火黑，啄肉乌鸢腥。魂惊北楼角，铁硗发雷霆。
——《题宗副使灯船图兼寄定九》
留传直到南渡时，万事荒淫付杯勺。……此时灯船知最奇，此时兵戈已交错。天心杀运不可回，三十年来莽萧索。余年童稚不及逢，白头老人说如昨。
——《秦淮灯船歌同雪客、叔定家兄作》
由此可以想见，蛟门的“重师传”、每言必称“吾师”并不就意味着他与渔洋是同向站立的一群体。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百尺梧桐阁遗稿》时所加的简短《说明》中云：“作者早年之诗，才华绚烂，晚年归里后，省愆学道，其诗即老笔幽怀，气味深永”，此虽本乔莱、费锡璜等语，亦称精当。蛟门诗本多豪隽气，不尚雕琢，自罢官归里迄去世的四年中更是刊落繁华，一归朴厚，而感慨深沉自在其间。如最先的《九月十三日还山四首》其一：
幸遂还山愿，萧然去国轻。独驱羸马出，懒别故人行。
秋气飘零状，浮云聚散情。廿年尘土梦，才听晓鸡鸣。
其中或有故作清高成分，然“秋气飘零”的凄凉，“尘土梦”的幡然醒悟则不假，当然也有牢骚，于某些适当情境下还会很激烈，如《抵白田憩乐志堂答云渐见怀原韵》其一：
往事匆匆总莫论，虚堂小月正黄昏。似曾醉里惊风浪，却累灯前搅梦魂。
半世坐狂宜见黜，寸心知咎敢辜恩。从来最笑杨朱辈，每遇歧途便泪吞。
“寸心知咎”似是自我平衡的表白，然“坐狂”正也说明自己得罪之“莫须有”，那么“歧途”者云何？不过是“宦途”而已！本诗其二句云：“幸得全生成逐客，不须垂死说惊魂”，《题豹人学稼图》句云：“呼儿买一犊，两角犹未秃。非同太庙牺，被锦神觳觫”，皆可为“歧途”二字作注脚的，也足能见蛟门鲠直依旧，却多了几分清醒。
《同悔斋兄再叠前韵与石林》作于卒前一年，这篇七律不长，却既反思了“不待挤排归较晚，及当忧患悔原迟”（《奉和真定公中秋见怀原韵》）的“半生仕宦”，又为自己的晚年生活画出一幅生动的小影：
阅尽金张与窦田，纵令骂坐亦徒然。粗疏自悔作风汉，衰飒于今非少年。
心事难寻游夏语，文章聊借滑稽传。从人谤我为仙佛，裙屐浮沉醉里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