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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少年游 (8)

1958年10月去农村虽然不是我第一次下乡,但是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这一年,我从夏收就开始发烧,特别是在农村,为了迎合“大好形势”和证明反右斗争与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农业必须获得大丰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这个“卫星”遂成为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同义词,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骄傲。当时各行各业动不动就要“放卫星”,其意为,他们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新纪录。农业产量的第一个“卫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公社小麦亩产2105斤的新闻,从此,各地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路高升,最后亩产小麦近万斤。秋收时,水稻的亩产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标题“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们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的。

我们这些高中生还是不辨菽粟的十六七岁小青年,看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下乡再一次点燃了我们投入这个伟大运动的热情。这时是白天热、夜里凉的九月。我们按照军事编制,高唱着《一天等于二十年》《江南丰收有稻米》等革命歌曲,日夜兼程,徒步到农村去。十六七岁正是贪睡时期,有的同学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我也是懵懵懂懂,似睡似醒,只有那高昂的歌声:“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白云盖地天山外……”至今仍在我的脑中回荡。

到了劳动的目的地,我们有些失望了,农村还是老样子,和以前我去过的农村差不多,只在干活的现场插了一些红旗彩旗,增加了些锣鼓伴奏罢了。

带队的教导主任和生产队长布置劳动任务时才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具体干的活是深翻土地为明年小麦丰收作准备。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1尺5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1丈2尺(那时北京水皮浅,有些地区挖下2尺就见水),由老乡们自己“翻”(实际上已经是“挖”了),那里明年亩产小麦120万斤。我们当时年龄小,又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不知道这120万斤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听着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人民日报》所披露的数字,令人惊讶。给我带来麻烦的是深翻土地用的铁锹是“撮锹”,这种铁锹的锹头很像撮土的簸箕,宜于撮东西,而不宜向下翻地和挖土。深翻1尺5寸,要垂直挖两锹深才合乎标准,有的负责监督的老师时常用草棍量。用撮锹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困难的。学校又在同学之间搞竞赛,年轻好胜,谁不希望跑在前面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于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借了把锤子把“撮锹”砸直,把它改造成为“挖锹”,果然翻地的进度增快了很多。但这样一来,我们闯了大祸,被视为破坏劳动工具。在下工后的学习会上帮助我,让我谈一谈到农村参加农业大跃进的体会。说实在的,到了农村后没有我们原先想的那样浪漫,那么激动人心。我们睡的还是土炕,烧的还是柴锅,吃的还是白薯玉米,屋里还是没电,点了一盏煤油灯。这些唤不起“共产主义是天堂”的意识,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了一想,说:“我们在学校听生产队长讲,有三尺长的黄瓜,一尺多长的玉米,可是也没看到。”这话现在听是没什么问题,在当时说出来,已经有了怀疑“总路线”、“大跃进”的嫌疑。于是,参加我们“排”(因为组织军事化,所以“班”都称“排”)学习会的教导主任对我的发言有了兴趣,本来他是要批判我破坏劳动工具的,这时不谈这个问题了,本着“引蛇出洞”的精神,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比如我们这次下乡深翻土地等等。

当时我不到十六岁,又生长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东西。在我们旁边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说,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农民提供的这个基础数字到了我的脑子里,马上我就想到120万斤可以装6000个麻袋。北方装粮食的麻袋,大约是宽2尺,长3尺,盛满了粮食的麻袋码在地上,占面积约6平方尺。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也就是说一亩地可以码放1000袋小麦。1000袋可装小麦20万斤,120万斤小麦如都装入麻袋,码放在一亩地中,则要摞六层。这样一算,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方在我的头脑中清晰了起来。于是,我说:“一亩地怎么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六层呢。”这位老师又问我:“你是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补充了一句,“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六层麻袋挺起来呢?”说到这里,会场突然沉默了,主持会的老师好像怕我再说下去就会毒害同学一样,便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白天还照常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当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会往往比干活更重要。吃完晚饭,当我们蜷踞在土炕上等待开会时,我才感到与往常气氛不同。不仅排长严肃(就是我们班的班长),而且,连长、指导员也来听会。九月的天气,残暑未完全消退。我们是男生班,晚上开会同学们都穿着背心裤衩,然而连长、指导员全是女生班的同学。她们见到我们这个样子,大家都很尴尬。她们也只好坐在外屋隔着帘子听我们开会。我感到很滑稽,不由得脱口说出:“还有垂帘听政的啊!”不料这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这天晚上的发言好像都是经过准备的。同学们纷纷批判我怀疑“总路线”、“大跃进”。

并用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所说的中国人多、议论多、干劲大,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我还没有经受过革命的大批判,这是第一次,不习惯,不免要为自己辩解,和革命群众顶撞,最后是不欢而散。连长宣布说我态度不好,明天接着开辩论会。中国的词,特别是政治范畴(包括其他禁忌较多的领域,如性领域)的词,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思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从字面上看“辩论会”仿佛是口舌之争的,可是我在农村看过一次“辩论会”,那种规模、形式、气氛与解放初的“斗争会”、“文革”中的“批判会”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就是话更少,肢体语言更多。被辩论者站在一圈儿人当中,被推过来,搡过去,没有多少人说话。

第二天,刚刚出工,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晚上的“辩论会”,没想到各个连排已经站好了队,仿佛要开全团大会。这时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到队前来。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上学以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全校的集会上被拉到同学之前示众。我和王某某慢吞吞地走上了被批判的位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真有些抬不起头来,但心里很乱,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此时广大同学们也感到诧异,因为那时在中学里还没有开展阶级斗争,对学生的纪律处分也没有把受处分者公开示众的,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之中就不新鲜了。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我仔细听着,大约包括破坏生产工具,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党的方针政策,无组织,无纪律等条。并说我影响学校的形象,已经不适于在农村劳动了。大约还有几个同学发言表态,最后是校教导主任以团(军事编制的“团”)领导的身份开除我参加支持农村大跃进的资格,回校反省。当天就由下乡生病的老师把我们押回了学校。

学校里还有一批人在大炼钢铁,这些人大多是师生中的老弱病残。可能是有些难为情,我没有到留校队去报到,而是去北京图书馆看了十多天书。自然待下乡同学们返校后,又遭到一次“辩论”。不过自此起,使我的生活多了一种新的内容,即被他人或说革命群众帮助、批判。

野驴顾惟乔

顾惟乔是我从1957年9月到1960年8月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野驴”是他的绰号。

独特的1960届

按照通常的称呼,我们那届叫做1960届高中毕业生,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已经有了60届高中毕业生了,然而1960届仍然可以说是很独特的一届,特别是那届北京的高中毕业生。

特殊在哪?

其一,1957年我们初中毕业,那年正逢经济紧缩(“整风反右”就与此有关),高中招生缩水(这正是“汉阳一中事件”的背景),能考上高中的是少数。

其二,在此之前,上学读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从我们这届起,政治运动成了学生的主课。三年高中学习生活中,政治运动占去了一大半时间,而且在运动中不断地打压学生中读书求知的欲望。1957年秋天,一开学就碰上教师“反右”,眼看着许多老师划为右派,包括延安来的独臂校长和一大批饱学的、教学效果很好的教师,以此告诫学生,单纯追求知识是很危险的。

这三年,学生也没闲着,投入各种名目的运动,细数起来,大约有十来个。例如“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个人主义”,“双反,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教育”“教育改革”(包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四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大炼钢铁”(把原有钢铁烧成废渣),“搞超声波”(制造“科学”神话),“建设劳动生产基地”(盖了两个小化工厂,后全部报废),“社会主义大辩论”……如果都写出来,今人很难理解,甚至怀疑我们那一代人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政治运动的核心除了劳动外,就是学习当时各种文件,联系自己的现实思想(当时上面认为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除了一小部分外,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向党交心,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互相揭发批判。因此学生里的一点儿小事都可能引发一次班会,甚至校会,对有问题的同学大批判。最可笑的是所谓“大辩论”,辩论的多是空洞的、永远说不清的问题。比如“共产主义哪天到?谁来宣布?中国还是苏联?”“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大家都想听梅兰芳怎么办?”“是坐小汽车的对人民贡献大(指官员),还是开小汽车的对人民贡献大(指工人)?我们应该做‘坐小汽车的’,还是应该做‘开小汽车的’?”(提这个问题的同学曾被表扬,说问题提得好,但他没考上大学)“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先进?”“是我们一定会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与苏联一块进?”而且这些问题一争起来就没完没了,老师也解决不了。

其三,三年高中,不断折腾。那时整个社会好像患了多动症,一时一刻不能停闲。学校也是这样,几乎每天都能有点新花样。不仅政治运动纳入了教育课程,超常的体力劳动,也在顶替着正常的教学,学生不能读书,看点课外书就是“白专”。而且体育、跳舞、游行(那时大型的政治游行特别多)都在挤占学生的时间。大跃进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比学赶帮超”,关键点是“超”,什么都“超”。例如体育上要求达到“五红”——通过一级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的简称,每级对跑、跳、垫上、鞍马、单双杠都有要求)、二级劳卫制、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普通射手等,目的是“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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