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以事例来加以说明吧！今天，当人们谈论到落后的劳动形式时，常常以女工，尤其是未婚女工为例。任何一个雇佣女子，特别是德国女子的雇主都会抱怨说，她们总是采用最传统的工作方式，而不愿意学习先进的工作方式；也不愿意集中她们的才智，或者将她们的才智加以利用。假如跟她们解释，这样的工作方法不但简单、轻松，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她们也不会理解的。即便是提高计件工资，也总是四处碰壁，毫无收效。一般来讲，对于那些有着宗教信仰的女子来说是存在特殊意义的，但是在我们眼中，这一点也不重要。人们常常听说，并且调查统计也证实，这类人实际上最具接受教育的能力。
她们的精神很容易就被集中起来，而且具备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她们常与那些严格计算收入，有着严密的经济头脑，以及极高地完成工作的态度，冷静、节俭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就为以资本主义自身为目的，以及将劳动视为天职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宗教教育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当今资本主义，就观察结果的本身而言，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如何能与宗教因素结合起来？根据大量事例可以推出，在当时这些宗教因素与现代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着的。例如，十八世纪卫斯理教会的工人们，他们遭受同事们的鄙夷和迫害，原因不仅仅是他们存在宗教偏执。英国就有过很多这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就像一些报告中指出的他们的工具不断遭到破坏，他们之所以遭受这样的痛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愿意劳动”引起的。
让我们再次回到现在，从企业家的身上入手，以此来阐明传统主义的意义。
索姆巴特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中，曾经对满足需要和获利作了区分，而且还将它们视为经济史上两大主导。如何支配经济活动的形式，以及目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被视为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必需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被视为是不受需要限制的利润争夺。咋看一眼，他的需求型经济，似乎与我们描述的经济传统主义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如果将需求概念仅限于传统需求，也许这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并不仅限于此，那么，按照索姆巴特在著作中给出的另外一种资本定义，这些经济类型就会被认为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从而被排除在盈利经济范畴之外。
那些由私人企业家经营，利用货币或者具有货币价值的商品谋利的企业，以及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的企业，也就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企业，或者同时具备传统主义性质的企业，并不是偶然的情形，即使是在近代经济史的过程中也不会如此。实际上，这是一种规律，尽管这种规律不断遭受资本主义精神日复一日，不断增强的困扰而被中断。固然，一个企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其经营企业的精神之间，几乎都存在着某种相互适应的联系。但是，它们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不管怎样，我们暂时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例子来表述以合理、系统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态度。然而，史事证明：这种的心态最适合在资本主义企业表达；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又给企业注入了最适合它的动力。
但是，上述两者很有可能分别出现。虽然本杰明·富兰克林浑身充满了资本主义精神，可是在当时，他的印刷业与任何一个手工企业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在近代开始初期，我们在此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唯一体现者，或者主要体现者，都不会是商业贵族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主要是出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即使在十九世纪，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也不是利物浦和汉堡那些世代相传的商业绅士；而是曼彻斯特和西法利亚那些在普通环境中，依靠个人奋斗起家的暴发户。这种情形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那时的各种工业大多都是由暴发户兴起的。
银行、批发出口业、大型零售机构、或者经营家庭制品的大型公司，除非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才能进行管理。尽管如此，按照传统主义的精神也能进行管理。事实上，大型发行银行是不能用其他任何方式经营的。对外贸易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采用严格的传统性质的各种特权为基础来经营的。在零售业中（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没有资本，整天想要政府救济的小商贩），那场为传统主义送终的革命仍然如日中天。正是同一场革命，将旧有的放利体制毁灭了；现代家庭劳动与这场革命只有形式上的联系。想要说明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具备怎样的意义，就必须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尽管这已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中期，放高利贷的人他们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至少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陆上，在纺织工业的许多部门都是这样的。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大致地想象一下：农民带着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从乡下来到放高利贷者生活的城镇。这些布匹几乎全部（如亚麻织物）是由农民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原料制成的：放高利贷者经过严格的、一般是用官方认可的称重器具来进行鉴定，然后才会按照 惯例和 通常的价格把布匹收下。放高利贷者的主顾是一些中间商（因为市场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中间商会主动来找放高利贷者。
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只看样品，而是按照传统的质量来订货，或者会在提货之前发出订单，而这些订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转交给农民。商人亲自去订货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会间隔很长的时间。他们通常是通过书信往来就可以了。再后来，验看样品的做法逐渐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放高利贷者的业务时间往往会很短，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天中的五到六个小时，有时还要少；遇到业务量大的时候，时间就会相应的延长，他们所挣的钱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些收入已经可以满足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了。遇到生意好的年景，他们或许还可以 有一些积蓄。总而言之，这些竞争者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于业务上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的看法大致相同。他们也会在在酒馆里消磨时间，也会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这样一种生活的确是舒适而悠闲的。
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企业家的活动则具有纯粹的商业性质；在商业活动中，资本被反复地周转，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最后，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也有其客观的方面——簿记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在那个时期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它仍然是带有传统主义色彩的一种业务：即生活方式是传统的、利润率是传统的、工作量是传统的、调节劳资关系的方法是传统的、就连本质上的顾客群和吸引新主顾的方法也是传统的。所以说，支配这种经营活动的所采取的这些作法，其最根本的就是这些商人群体所具有的精神气质。
突然有一天，这种舒适自在的生活被中断了，而劳动组织形式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比如将家庭工场转变为统一领导下的工厂，将手工纺织转变为机器纺织这样的改变。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而这无非就是某一个出身于放高利贷者家庭的年轻人来到了乡下，仔细的挑选了一些人，他将要雇用这些人做纺织工人，这也就大大地加强了对他们劳动的监督，于是，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把他们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尽最大的可能直接深入到终端的消费者中去，通过对市场的了解和分析来改变自己的销售方法。他对商业活动中的一切细节都能够了如指掌。他每年还要走访自己的顾客，征求他们对自己产品的意见。
而最重要的是，他要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来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以此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同时他也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这种理性化的过程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只能是关门大吉。这样的一个结果，随时随地都可能见到。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那种原有的，田园牧歌式的状态顿时就瓦解了。大量的财富被积聚起来，而这些财富并没有被用来进行贷款从中赚取利息，而是被重新用于商业投资之中。从前那种舒适悠闲的生活态度不得不让位给一种冷酷无情的节俭，一些人就是在商业活动中通过节俭而最终实现发家致富。他们所想的并不只是消费而是想着如何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另外一些希望继续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人也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消费开支。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场革命，通常并不是由源源不断地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起的，而是由于这种全新的精神所引起的，这种精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据我所知的几个事例中，整个革命的过程仅仅是由从亲戚那里筹措来的几千马克的资本带动动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且表现出来，那么，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而与此相反的情况就是违背事实的。但是，它的出现通常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各种各样的怀疑与仇恨甚至是道德层面的义愤总是会不断地涌向开风气之先的革新者。人们还会众口一词的——这样的事例我也知道一些——编造出一些关于他以前私生活中污点的传说。只有那些具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的新型企业家才能够在面对这样的压力时不至于丧失理智，从而使他们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而且，由于这种新型的企业家具有坚定不移的道德品质，以及对于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和执着的行动力，才使得他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任。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承担起近代企业家所必须承担的那些无比繁重的工作。可是，就是这样一些道德品质却与那些适应传统主义的道德品质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转变从表面上看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这种新的精神却对经济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这一转变的人，并不是那些鲁莽、粗俗，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投机商；也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大冒险家；更不是金融界的大家。相反，是一些在贫穷潦倒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对生活充满想象，又善于计划生活的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都有极强的自我控制力，他们不但精明强干，而且很讲信用，总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并且严格地遵守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