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庶民群像，能整笔、散笔结合。
整笔指集中笔墨写人，如写田僧超、崔涵。散笔指人物在书中多处出现，每次写出人物某一特点，合拢起来可见出人物多方面特点，以寄寓作者丰富的情意。这一写法在《世说新语》（散笔在《儒林外史》、老舍《茶馆》中也可见到）中运用得十分巧妙，人物可分可合，分为玲珑剔透的小品，合则琳琅满目，写出人物的丰满形象。
《洛阳伽蓝记》中隐士赵逸在三卷共五次出现，有详有略，前后照应，成为全书一个神秘又重要的串联式人物来串联前后内容。赵逸为晋人，至元魏已有250岁，在洛阳共三年，后不知去向。结合赵逸在书中的表现，我们认为，赵有两重叙事功能：
1.丰富了《洛阳伽蓝记》在时间上的层次感。正如上文所引序言，《洛阳伽蓝记》以昔盛今衰强烈对比展开，时间层次上主要是洛阳在元魏时之盛与东魏时之衰的对比。赵逸作为超越时间界限的神秘人物，多说晋朝洛阳的掌故、风俗、人事，使《洛阳伽蓝记》的叙述时间上推到西晋，使全书时间层次上更深广多样，从而构成三个主要的时间层面：西晋--元魏--东魏。当然结合书中内容，《洛阳伽蓝记》牵涉的时间还可上推至汉，乃至先秦，但主要还是三个时间层面。时间层次上的丰富使作者的"麦秀之感"、"黍离之悲"更浓郁更深远。
2.借赵逸之口抒写自己对历史"失真"的看法，主要见于卷二景兴尼寺，表现出作者卓越的史学观，尖锐讽刺了"贵远贱近"以及今人"生愚死智"的陋习，这种史学观牵涉《洛阳伽蓝记》的写作，值得重视。
总之，《洛阳伽蓝记》在写人手法上体现出卓越的技巧，从史学、文学乃至文化学上应给予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洛阳伽蓝记》刻画庶民群像的文化意义刍议
丹纳曾说"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先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响亮的声音时，还能辨别出群众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丹纳把艺术品、艺术家与艺术宗派、艺术家家族联系起来，进而将其与社会风俗习惯、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把艺术家的声音与群众的合唱联系起来。这一卓越见解.对于我们思考文士的雅文学、雅文化与民间的俗文学、俗文化的关系，富有启迪意义；同样，对理解北朝文化的丰富组成、思考各层次文化的关系也有指导意义。
《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中心、为线索，记录了丰富的文化事项和情趣，记录了元魏洛阳作为三个交汇中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即黎虎认为的，北魏洛阳是民族融合的交汇点、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中外交流的交汇点。《洛阳伽蓝记》刻画了皇族、仕宦者、僧尼和庶民四大类型人物群像，仅就庶民群像而言，她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文化背景，代表了怎样的文化意蕴，这里有一些初步思考，深入系统研究尚须时日，当努力为之。
（一）《洛阳伽蓝记》刻画庶民群像，体现了六朝史学的独立、多元发展和关注人物命运的共同倾向
《隋书·经籍志》史部载十三大类著作，"凡史部所记，817种，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 6558卷"，其中绝大多数为六朝私家著述。"杂传"为其中一大类，门类多，包罗广，如耆旧、名士、高士、知己、高僧、尼、美妇人、妒妇、童子、道学、列异、七贤、家传（记）等，"通计亡书，合219部，1503卷"，另据姚振宗考证又补35种，除寥寥几部外，几全为六朝人著述；十三类中又有"地理书"一类，《隋志》载，南朝陆澄编《地理书》149卷，160家，后任昉又编《地记》，增84家，合244家，大约有山水类、都城类、与宗教和域外相关的地名类、少数民族类、从征记、总志类、州郡地志。而《洛阳伽蓝记》归为第三类。杂传重记历时中的人物，地理书则重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和舞台。
史学走向独立，呈多元演进倾向，又多为民间私人著述，取材广泛，关注多类人物的命运，这是《洛阳伽蓝记》诞生的学术文化背景。《洛阳伽蓝记》关注人物命运，关注人的衣食住行，也关注人物的心灵、信仰等精神世界。故写庶民既有鲜活的个人形象，也有作为背景式的人物群像。一方面，《洛阳伽蓝记》上承古代《左传》、《庄子》、《史记》，尤其是近代杂传、志人志怪小说重写人、重写庶民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洛阳伽蓝记》又是开启宋话本、宋笔记体文学、元明清小说戏剧写小人物的先河。与前代作品比，《洛阳伽蓝记》似更关注从文化角度（如宗教信仰、国计民生、民俗）去写庶民群像。从共时角度看，文化是多层面的，我们既应关注宦僚文化、士大夫文化，也应关注处于边缘的民间俗文化，葛兆光治中国古代思想史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恐在于此。
（二）《洛阳伽蓝记》借庶民群像展现了元魏丰富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
元魏洛阳有坊里220个，反映洛阳手工业、商业的有卷二景宁寺的"吴人坊"、"鱼鳖市"；卷三龙华寺的"四夷馆"、"四通市"，同卷菩提寺；卷四法云寺"洛阳大市"，四面八市，附二市，共十市；卷五凝玄寺记造瓦之地。
详写在宗教节日（如佛诞日）中的民间文艺、游乐和对奇异物品的喜爱风习。卷一有长秋寺、景乐寺、景林寺；卷二有宗圣寺、秦太上君寺；卷三景明寺、报德寺、龙华寺；卷四白马寺、法云寺；卷五禅虚寺等。
记录民间俗语的有许多，多为活泼口语，在研究中古语汇上颇具研究价值。卷二正始寺全文引用姜质《庭山赋》，半文半白，兼具雅俗文学趣味，可管窥民间文士的趣味。如卷五凝玄寺，冠军将军郭文远，"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注：同为禅母双声字，下同）第宅（定澄二母，时为同部）？过佳（见母）！'婢春风出日：'郭冠军家（见母）。'元谦日：'凡婢（奉母）双声（审母）！'春风日：'儜奴（泥母）慢骂（明母）！'元谦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双方用双声嘲戏对骂，一个丫头在时风的耳濡目染下，以双声语痛骂对方，写出其个性的率直聪慧，也可管窥到随佛教东传，人们对汉语音韵美的辨析更深细，且普及到日常对话中，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堪与《世说新语》中合平仄的名士对谈"云间陆士龙"与"日下荀鸣鹤"媲美。
其他如卷二景宁寺，有洛阳小市，"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卷三正觉寺记王肃由南齐入元魏，"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茗"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复号茗饮为酪奴"。文中记南北饮食风习不同，茗称为酪奴的由来。
《洛阳伽蓝记》以散笔生动记录了元魏的经济（主要有手工业、商业）、民俗（如游乐民俗、语言民俗、饮食民俗）、民间文艺等，反映了元魏丰富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
（三）展现庶民群像的信仰和心灵精神世界
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指出："南北朝是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朝代"、"佛教在北朝有其国教化地位。"
佛教在东汉初主要由西域传来，在北朝时期，为上层、下层社会所崇信，佛教的传播渗透迅速，深入而全面，而民众对佛教的认识、接受理应成为我们理解佛教文化东传并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民众的信仰、精神世界理当成为佛教被理解、接受乃至再创造的"空气和土壤"，不可或缺。《洛阳伽蓝记》重要的文化史价值之一即在此，书中关于庶民崇信佛教的材料十分丰富，可视为理解北朝民间文化、庶民心态的活化石。
如卷三景明寺，记佛诞之日，人们举行"行像"仪式，写万人空巷、虔诚观瞻的景象，其中描述了中外南北各种民间游乐汇集、众人欢欣的境况；又如卷二归觉寺，载屠夫刘胡兄弟四人皈依佛教的小故事，宣扬佛教好生恶杀，善恶有报的思想，"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殴斗而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人道焉"。事虽怪诞，但对庶民崇信佛教影响却大。卷四白马寺记百姓冢上起浮图的习俗，东汉"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反映了佛教对传统丧葬风习的影响。
总之，《洛阳伽蓝记》作为一部历史、文学、文化名著，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