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成都城市的恢复重建过程
清代成都的恢复重建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暂建设活动。对于城市重建来说，包括统治秩序的重建，经济秩序的重建，以及最重要的社会重建及地方文化重建。
统治秩序重建具有决定性，统治秩序重建关系到清代异族中央集权统治在地方的重新树立、传统礼制秩序的重新理顺、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重新建立。劝垦移民政策和免税制度等政策作为国家层面上政治资源的优先供给，是统治秩序重建的高端保障。同时，地方政府要重振社会秩序。保持安定，解决地方争端，满足基本需求是地方统治秩序重建最为关键的几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统治秩序的重建对整个重建的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它是其他形式的重建得以启动和有效推进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在景观重建中我们看到统治秩序的建立是景观建设中的优先考虑。
在经济重建上，需要首先面对的是传统小农经济秩序受到破坏的混乱局面，因此经济重建最为迫切。重建最直接要做的事情，则是积极组织资源、吸引回乡移民。恢复农业生产水平，保障城市农业腹地的供应。一定程度上，城市景观建设可以反映出经济重建的节奏。
在社会重建上，需要正视社会既有结构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受到破坏的现实，农民起义、易代战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过去运行着的社会机制打破了，阶层集团重新分化，社会认同被打破。应对这样的社会状态，需要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重建阶级认同。同时，对于成都这样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社会来说，社会重建还包括重建地方文化，在景观建设中对地方文化的尊重与延续正是地方文化重建的重要步骤。
因此清代成都城市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持续时间相当长，从顺治末年清政府收复成都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成都才真正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自信的地方城市，城市的重建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清代。按照城市重建的步骤，清代成都城市的恢复重建可分为三个阶段：顺治十六年(1660)成都被收复至康熙十二年(1673)成都被吴三桂叛军占领之前为第一阶段；随后的近二十年是第二阶段，重建过程被中断；康熙二十年(1681)成都再次恢复平静后至嘉庆元年(1797)四川白莲教起义爆发之前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为嘉庆元年之后。
(1)第一阶段：顺治十六年(1660)至康熙十二年(1673)
在清初四川生产凋敝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下，四川各地经济恢复的时间有先有后。一般讲，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早于其他城市，离统治中心更近的川西北的恢复应当早于川东南，大城市应早于普通州县。这一阶段整个四川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成都依靠其行政中心的地位成为首先恢复重建的城市，其建设资金大多来自官方。
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四年期间，这一段时间是成都初步恢复的阶段。顺治十六年(1659)清政府收复成都后，城市残破之极，无法立即恢复重建，省政府机关两司各部不得不仍驻保宁。
成都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在四川各城市中应该是最严重的，以致于"满城荆棘，四野汗菜；收拾维艰"。总督李国英意识到恢复这座荒芜了十余年的城市的难度，在大敌未靖的情况下主张以重庆为行营。当时的成都己不具备一个省会城市的基本条件，所有衙门官署无一存留，城市备极荒残，连茅屋数椽的建设都非常困难。而且千里荒烟，无民力可驭；更重要的是交通条件恶劣，粮饷依赖外地。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巡抚高民瞻《揭帖》为省城公署无存，藩、臬遽难移驻。暂俟川东平服，徐议经营工费，以复旧制事。因此，成都没有能力容纳下省府机关。
但是成都的恢复建设从顺治十六年它被收入清版图就开始了。城市在这段时间里为最初的恢复准备了一切：尸体得到的掩埋，杂草被清除，瓦砾之间搭上了帐棚，一批川北及秦陇人，都随大军一起来到成都，一起开辟这个城市。这些人群中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都有。城市有了人烟，随后，城墙得到了简单修复，学宫作为城市礼制秩序的象征得以恢复。成都城市建设从城池、学宫、都江堰工程开始起步，可见城池与学宫、水利工程是成都城市最先起步的，也是城市的根本。
康熙四年(1665)二月，原设保宁的四川政府机构全部迁往成都。在康熙四年(1665)至康熙十二年(1673)之间，成都作为省会开始了大兴土木，修建各级官署、学宫、一些重要的传统宗教文化景观等等。康熙九年(1670)四川巡抚张德地曾提到，康熙三年(1664)，他刚到成都时，"葺城署于荒烟蔓草之中，孜孜垦土招民"，五年过去了，城市"见虎豹去而井疆开，雉堞严而衢市密，佹佹一都聚也乎"！同一年，四川学政张含辉则指出，成都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差之甚远，"其凋敝尚蒿目也，生齿尚未登也，制度尚草昧也，赋役尚荒落也"。
(2)第二阶段：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二十年(1681)
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反清战争，与耿精忠、尚之信在广西福建相呼应，史称三藩之乱。四川在平定三蕃战争中又一次大伤元气，康熙二十一年(1782)，陈奕禧奉山西布政司调安邑丞转饷廿五万赴四川，一路目睹四川的荒凉，"自张献忠之乱，疮痍未苏，复遭吴逆。孑遗之民非数十年生聚休养，蜀地难即富庶矣。......自入栈来州邑皆荒废残，无复烟火"光绪六年南河清王氏铸版，上海著易堂印行。
成都正处在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部占领四川，攻占成都，于各处设知县征调粮饷，"征敛诛求，民不聊生"。在长达八年的平吴战争中，四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遭到屠杀，被切断粮食供应的清军士兵溃散到成都等城市四处劫掠。蜀中差役益繁，民不堪命。吴三桂叛乱后的成都十分萧凉，官署皆无存，如学使署、按察院都荒废已久无法居住，来往官员不得不被在民居寺院中居住。康熙十九年，平叛大将军赵良栋收复成都，与二十年前入城的清军一样，他也没有住宿地，巡抚安排其留宿民家。方象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命典试四川，"入（成都）东门亦无署院，僦民宅以居"，成都的荒凉让方象瑛对成都的未来感到忧虑："蜀都周五十里，异时人物繁富，号锦城，张献忠据蜀已去之秦，尽烧公私庐舍，屠其人凡数十万，自浣溪至新津尸山积水不流。今通衢瓦房百十余所，皆诛茅编竹为之。西北隅则颓墉败砾，萧然惨人，其民多江楚陕西流寓，土著仅十之一二耳。赋额大县不过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芜，目中未所见招徕生聚，故未易也。"遭受过明初清初动乱的重创，又受到三藩之乱的打击，成都"人亡土芜"，再重新招徕生聚，就不是易事了。
(3)第三阶段：康熙二十年(1681)至嘉庆元年(1796)
从总体上看康熙二十年至六十年，四川城市状况的各个方面，都进入了恢复时期，由于进展顺利，所以在雍正、乾隆年间，四川的生产状况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一段时间是史称"康乾盛世"时期，持续时间长达115年，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在这一百余年中，官僚政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社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掘，国家统一最终完成。18世纪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它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巨大压力的同时，满足了清廷日益增加的财富需求。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朝户部银库实在银为3836万余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更增至7182万两。正因为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清廷能发动类似十全武功之类的重大战役。而不致过分盘剥扰累民间。也正因为库贮充实，物力丰盈，地方建设资金也更充足了，所以清廷有能力组织像成都这样的地方城市的修城等地方景观的建设活动。
从康熙初年到嘉庆年间，成都城市经过了漫长的恢复时间。从地方材料上看，大体可以判断出，乾隆一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从乾隆朝开始，城市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商业资本在经历了清初较长的休整之后，又重新活跃起来。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使土地大押租流入城市商业；此外手工业发达、小场镇的发展、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都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恢复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域市场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士绅商人开始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了。这一时期，是整个成都平原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从清初时"里党故旧，百存一二"。
到康熙六十年(1722)增长为56万人，到嘉庆十七年(1819)更增长到234万人。雍正年间，成都郊外已不像早期遍地蒌泽，都被农民开垦，发展很快。康熙时期和乾隆时期是城市景观重建量最大的时期，远远超过了其他时期。其中康熙时期是重建工程最多的时期，仅祠庙寺观就有113座，此外这一时期建造了满城和大量的官署、学校等重要景观。而乾隆时期重建的祠庙寺观有95座，而且还对康熙年间重建过的建筑进行了一些重修，并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完成了浩大工程--城墙的修建。由于乾隆年间成都城市的几次大火灾，使城市建设加快了步伐，许多在火灾中毁损的民居官署寺观不得不重建。因此乾隆年间，城市景观变迁很大。在随后的嘉庆年间之后，随着四川白莲教起义的全面爆发，成都城市景观建设速度放缓。
(4)第四阶段：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起义爆发至19世纪末
白莲教起义给清朝统治者的打击是沉重的，它不仅是清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成都城市建设的转折点。
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十年之间清政府国库耗尽。四川一些地区经济遭受到影响，"室庐焚荡，田亩抛荒"，成都也一度在义军的威胁下，全城戒严，物价上涨。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地区赋税征收变成以前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方财政的匮乏使城市公共建设减缓。但同时，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地方士绅发展自己的力量，成为稳定的城市景观建设力量。如刘沅、马长卿等本地士绅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并积极开始营建新的地方认同，重建地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