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玉元在饶忠厚家熬活，在罗渠算得上是极少有的事情了。因为罗渠并不是财东集中的地方，更不是富商巨贾云集的村庄，反而是罗渠很多庄户都在外面熬长工。罗渠一个长期在外熬活的白七宝的观点：“熬活就要寻大主家，咱罗渠地方小，尽都是些小财东，意思不大。”
白七宝曾经多次劝说郝玉元：“你跟我到大水坑走一趟，那里的财东羊群都有上千，土地整梁成片！你干二年长工绝对独立门户。忠厚这小财东吝啬抠门，嫑说你干完这三年，即便是再干三年都不一定能把门户立起来。”
郝玉元笑着问道：“白相，你干了几年了？”白七宝得意道：“不算多，熬了十六年活了！”郝玉元道：“那你现时在罗渠有多少地？羊群有多大？”七宝瞪着眼睛，有些不好意思道：“郝相我说你哩，你咋问我哩？我爱耍钱，这些年倒是挣了不少，大部分都耍钱输了。你是个仔细人，我是看你能成大财东的料才给你说这号话，旁人我还不稀罕跟他拌嘴磨牙哩。”
郝玉元道：“白相，咱吐出的口水砸出个坑，不能说话不算。我跟忠厚说定干三年，说成甚都得干到头。我从来没有弄过二茬子事。”白七宝听罢竖着大拇指道：“郝相你为人豪狠！我顶佩服你。”
时间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先后离世，年幼的宣统皇帝登基，清廷就日益显示出帝国末日的颓废和腐朽，各级官吏欺压良民愈演愈烈，加上乱兵、盗匪，民人们温饱尚不能保障，遑论顶门立户了。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农历二月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旱灾侵袭西北多省，其中以灵武、吴中、固原、西吉、海原最为严重。到了这一年的农历七月末，蝗虫遮天蔽日，将田间的青苗啃食殆尽。刚刚缓过上一段灾荒的民人们，又一次遭遇了生存的危机。
每逢初五、初十，在定边的红树林的粮市上，连荞麦皮的价格都涨到往年粮食的价位。
在外熬活打工的长工们早早就收了工，从外面纷纷回到罗渠。任凭财东们再财大气粗，再怎么仁义，在粮食紧缺且价官节节攀升的境况下，也不会让无活可干的长工们在家里吃闲饭。
郝玉元看到在外的“同行们”都回到了家里赋闲，自己也不好赖在饶家白吃白喝了。当然，以饶忠厚的家底供养郝玉元一家子三五年的吃喝嚼谷是不成问题的，而以饶忠厚的做人也决然不会把郝玉元一家子的饭菜停了。
郝玉元在某一天后晌把牲口棚里的粪肥堆积到窑洞门口，又从外面拉回来新土把里面垫平之后，这才回到了自家的窑洞里。他瓮声瓮气地对魏氏道：“今个你给我把饭做上，我从今日起不去东家屋里吃了。”魏氏没有多问，只应了一声。
郝玉元把自己的家底反复码算验看了几回：谷子、荞麦和豆子，各种主粮杂粮有个六千来斤，这就是近几年攒下的全部家当，另外还有三十多只羊和三十多只鸡，还有一群半大的鸡仔跟在母鸡后头到处追逐着落单或者小群的蝗虫。
千数斤的荞麦皮能撑住羊嚼多少日子？他心里全然没谱，蝗虫把地里能吃的草都吃完了，漫山遍野连一根绿草都寻不见，这羊彻底不能挡了。这二十只鸡的口粮倒是不用操心熬煎，满山遍野的蝗虫就够吃了。
郝玉元对于未来的生活思考了太多，他决计不会坐等着度过灾荒，而魏氏对于目前的困境并没有太多的愁苦。饶忠厚曾经来到屋里闲坐，见魏氏在喂鸡，随口问了一句：“老嫂子养了多少鸡？”魏氏道：“几个麻麻鸡，几个黑黑鸡，还有几个白白鸡。”忠厚闻言笑道：“到底多少只？丢了你咋办？”魏氏道：“丢不了。早起放了，晚上就回来了。”忠厚大约感觉到魏氏不太灵光，为了避免尴尬，便不再多问。
郝玉元一经决定不再去饶忠厚家，就言出必行，这是郝玉元做人的原则，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个原则。在油坊转给魏先生的时候，他说到做到，即使魏先生在灾荒过了之后坚持要还回郝家油坊的股份，郝玉元表示出了不容置疑的拒绝。
他时常问儿子郝生贵：“这世上甚最贵？”郝生贵道：“银钱最贵。”郝玉元笑道：“银钱不贵，只要有两只手，就不怕缺银钱。这世上说过的话是最贵的！”郝生贵不理解。郝玉元道：“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都收不回来了。再后悔、再不舍得都不顶啥了。说出来就要做到，做不到就不要说。记下了没有？”郝生贵点头称是。
这样的秉性固然让他在利益方面获得了极大地损失，但是无论是在府谷县城还是南梁塬上，郝玉元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他站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大写的“人”！无论多么艰难，他都不会违背诺言。所以，在感觉到目前的境况尚能过得去之后，他就彻底安然了：一家老小的生活能够招呼，粗茶淡饭能混个温饱，窑洞尽管简陋破烂，却也能遮风挡雨，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惬意和放心的呢？
整个沟梁上一片衰败的土黄色，偶尔有一点绿色，也被蝗虫密密麻麻地附着在上面。郝玉元用麻绳搓成的网子，每天都要抓回去大量的蝗虫，这让魏氏养的那几十只鸡生长得飞快。这群鸡每天下的十几个鸡蛋，完全足够自家日常的用度了。鸡蛋攒够一定数量，郝玉元就背着篓子去换钱换粮甚至换盐，竟然颇受欢迎。这群鸡反而成了蝗灾凶猛的时节上天最好的馈赠。
农闲生余事。村里耍钱的地方集中在白七宝的老窑里，这是一片荒凉中最热闹非凡的地方，人们把灾难带来的烦闷和抑郁全部发泄在赌场上，每天都有输了钱而过不起光景的主家，拄着枣木棍拖家带口外出要饭逃荒。
郝玉元从来不参与这些事情，在人们亢奋地喊着骰子的点数的时候，他在苍茫一片的黄土梁上钓黄鼠、抓蝗虫，或者背着装满鸡蛋的篓子、身上挂满了黄鼠皮，手上还挎着历尽艰辛挖来的甘草——这是在遭遇了蝗灾之后，沙土地里唯一幸存的出产了。郝玉元带着“盐池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中的两宝，在红树林的集市上拢着袖子和人讨价还价……
他积攒着一个又一个的铜子，又把这铜子换成一个个银洋。整个秋冬季节，郝玉元竟然攒下了十个银洋，而自家存下的粮食并未见少。连郝玉元自己都感到吃惊。整个罗渠村再一次轰动了——这个东边来的汉子给罗渠人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撼。
腊月初八的时节，郝玉元刚从红树林回到家中，正把第十一个银洋放到一个羊皮的褡裢里的时候，饶忠厚进了窑洞前面的院门了。
自从上次不告而别，饶忠厚再没有踏进过这个生机勃勃的院落。对于饶忠厚而言，郝玉元的离去，正好去掉了他心里的一块心病。当时的灾荒境况，省出一个人的口粮简直堪比正常年景里三个人的口粮！地里的庄稼都被蝗虫吃得连光杆杆都没有剩下，没有任何活路可以使唤长工。此时养活长工是一个稳赔不赚的买卖。
但是他决然不会提出让郝玉元离开的话，他甚至已经下定决心、打碎牙吞到肚子里充一次大头，让郝玉元在没有活路的灾荒年白吃白喝，但绝对不能落下“食言而肥”的话把。毕竟三年的合同是刚刚说定的，墨迹未干。长工完全可以遵照合同在家里熬满三年，无论灾年还是丰年——毕竟不是长工不干活，而是地里实在是无活可干。郝玉元的不辞而别正好让他纠结郁积的惆怅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两个人心照不宣，更避免了“话说到明处”的尴尬。
饶忠厚的不太厚道让他省下了粮食，却也丢失了主家的面子——一个财东反而不如一个长工心里会想事。所以，他觉得郝玉元当时离开，作为东家至少应该把话说明，甚至应该谦让挽留一番，这样才更能显示出自己的宽宏大量来。此时他实在觉得有些后悔，面子上更有些挂不住，在这寒风萧瑟的夜里，饶忠厚的脸上却是羞得通红。
他开门见山地把另一个事项说了出来，很巧妙地避开了彼此之间那个令人尴尬的话题：“郝相，你家的丫头今天该交上十四了吧？”郝玉元道：“丫头是光绪二十二年生的。过了这个年该十五了。”饶忠厚道：“前几日我婆姨的一个远房表姐来屋里窜亲戚，说起西湾的张家有一个后生叫作张广荣，今年十八岁，如今要娶妻进门，说到我这里，我思想来思想去，觉得你家丫头最合适。张广荣是你们东塬人，前二年从神木给舅家顶门了。你看？”
郝玉元道：“我一个外乡人，没有啥想法，你只说你咋打算？”郝玉元知道，饶忠厚绝不会为如此简单的一个说媒而郑重其事，其背后必然有更深一层意思。
饶忠厚这才笑着说出了这件事情的由头。张广荣原本不姓张，带着一皮褡裢的银洋从神木到了西湾的舅舅张刚家，给舅家顶门当了养子，改姓叫做张广荣。张刚家地土宽，算得上是西湾最大的主户，土地成片，牛羊成群。张广荣到了西湾顶门之后没过几年，张刚的婆姨就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这让张广荣的身份非常尴尬——张刚有了亲生的儿子，顶门的事情自然意思不大了。于是，张刚与张广荣协议，辟出一大块田地和好几座山梁的草场给张广荣，算是对他的补偿。
张广荣到了娶亲的年纪，却因为是东路人，与花马池本地住户生活上诸多不同，就愿意以土地换取一个东路过来的婆姨。
饶忠厚道：“郝相，你目下正好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在这里给人熬长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郝玉元的心头突然之间热起来了。经历了这几年的漂泊和辛苦，他感觉自己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若是这三年两头灾的日子再来上几回，顶门立户还遥遥无期，大丫头的年龄大了，婆家更不好找了。谁也不太愿意娶一个漂泊无着的人家的女子。
他当然不想让大女儿受委屈，因此决然不会再没有见到张广荣之前就答应这份婚事。于是，郝玉元提出要让张广荣到家里来一回再给回话。“总不能人都不见，就把我家姑娘嫁人吧！要是人不合适，我宁愿继续熬活受苦。”郝玉元的鼻孔呼出热乎乎的气息说出了这样的想法。
饶忠厚觉得这无可厚非，至少是要见了人之后再说成亲的事情。但是事情毕竟搁住了，郝玉元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给他难堪。于是，饶忠厚告辞回家，说定日子让张广荣亲自来拜访一回。
张广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后生，绝没有让人产生任何印象深刻的元素，这是郝玉元对他的第一印象，这样的面孔在陕北地界一抓一把。唯一让郝玉元感到心里踏实的是，张广荣见郝玉元正在用夯子打土坯，二话不说就挽起袖子帮忙。干活很卖力，且从其干活的熟练程度上看，这是一个极勤快的人。就凭这两点，郝玉元心里有数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说和，郝玉元与张广荣之间形成了默契，郝玉元这个自尊又自强的陕北财东、外乡的长工，和同样来自陕北那块土地的张广荣之间签订了协约。那协约是经过甘肃宁夏府花马池清军厅盖章确认的，“以后所纳钱粮，概由郝玉元按实际地亩征纳……”这块位于张贵堡曾家掌的原垦山地和低地一百余亩，成为郝玉元在花马池安身立命的资本，尽管这是以女儿的婚姻获取的。但是郝玉元坚持认为，这是自己一贯坚持“勤作善为”的为人处世原则的结果。
光绪三年（1911年）二月，郝玉元又一次举家搬迁，这次搬迁却与上次搬迁的心情大不相同，回首那段未知而迷茫的日子，此次搬迁让他的心里盛盛满满。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苦日子到头了！熬到头了！套着饶忠厚的牲口的犁耙把黄土翻上来的时候，在他把大量的汗水洒在被人家的地头、继而把收获的大部分粮食装到别人家的粮囤的时候，在他踯躅徘徊，在灾荒年不愿意屈尊在东家的窑洞吃饭而遭受白眼的时候……他就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苦日子甚时候是个头！今日，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花马池这个离家乡近千里的地方扎下根了！
郝玉元来到几十里之外的西湾。在这块土地上，郝玉元惊奇地发现，这里与陕北老庄子的地形异常相似！这让他产生一种错觉，总感觉回到了老家，唯一不同的是，原本的青砖大瓦房没有了。郝玉元并不担心，他一贯坚持的“双手不闲，不愁没钱”的原则让他有巨大的信心恢复郝家在府谷的辉煌。
他把在一处最大的平顶山峁上掏了几口窑洞，在丫头到了张广荣家之后，一家三口就在这个圆形的山峁上安家立业了。这个山峁有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圆峁。他站在峁顶环顾四周，蝗灾遗留下的一片光秃秃的山梁，一眼望不到边，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希望，再过两个月，这里将又是一片绿油油的草滩和旱田。不用几年，用自己的勤谨和坚忍的毅力，完全能再创造出一个富足的家庭。
尽管还没有任何绿草冒出地头，郝玉元仍然坚持每天赶着几十只羊在圆峁周边走一圈，那是一种类似于领地主权的宣誓行为，更是一种满足，一种炫耀，一种让自己内心充满希望的行动。
然而，他绝对想不到，郝氏家族将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比之前任何时代都要壮丽的辉煌事业。他更想不到，仅仅在新的土地上第一料庄稼收割完成之后，一直以来统治民人的清家就彻底歇火倒灶了。而郝玉元和广大的盐池的民人们，又要遭遇无尽的兵灾和匪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