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财团法人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理事会和评议员会换届，我成为该财团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人评议员[1]，和我同期加入评议员会的另一个人便是小川彰。
其实，与株式会社博报堂的重要职员小川彰的相识并不意味着我与冈崎的必然相遇，因为小川彰应该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把我引见给他的老板冈崎久彦。我想，连小川彰自己都不会想到，我和冈崎研究所的缘分竟然如此之深。
外交官冈崎久彦是个名人，他风度儒雅，才华横溢，东京大学法学部还没有毕业便通过了外务公务员考试，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据说这是日本最困难的公务员考试，冈崎因为中途退学的经历而成为外务省的传奇，他一生都以此为荣，所有的简历中都有他“大学中退”的字样，他身边的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提到他的“中退”之事，因为那是一种不露声色的恭维。冈崎历任多国大使，但他著作等的简历大都只提他是原“驻泰（国）”大使。有一次我曾经问小川原因，他开玩笑说，那是因为“我们的大使是中退的呀”，日文的“驻泰国”的发音与“中退”的发音一致，不知道这只是小川彰的妙手偶得，还是无意中暗合了冈崎本人的心思。一直到他去世，媒体在介绍他的时候始终都没有去掉“原驻泰国大使”一句，而他身边的人则始终称呼他为“大使”。
入外务省不久，冈崎又以全日本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机会，他曾和我提过，晚他一年去剑桥的是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的父亲，后来也做到了大使。
他们是日本社会的精英。
1984年冈崎成为日本外务省第一个情报调查局长，之后历任沙特阿拉伯大使和泰国大使，1992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因为文名和观点受到世人瞩目，进入21世纪后他的名声更隆，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日本最著名的广告策划公司博报堂在冈崎退休的当年便聘他为顾问，并专门设立了冠以他姓氏的研究所[2]，将曾在华盛顿外派工作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重要职员小川彰拨给他做秘书。
冈崎研究所在我认识小川彰之前虽然已经有些名气，但基本上限于圈内之人，冈崎个人的名望也大致属于那种时常见诸报端的评论家[3]，文章主要发表在《产经新闻》上，当时上电视的时候不是很多，偶尔的也只是富士电视台。
从本质上讲，冈崎是个书生，而小川彰则是一个能够整合各种资源的社交大家。冈崎研究所虽然有博报堂出资，但经费并不很多，人也不多，除了所长冈崎、主任研究员小川，还有一个出常勤的年轻女孩儿当事务秘书，忙的时候也会雇一两个女孩儿做临时秘书，有时则是一两个大学生。
当初冈崎研究所的成立，说起来也不过是博报堂扩大声誉之举，对外，博报堂始终称冈崎为顾问。冈崎研究所后来之所以发展成为日本国内有名的智库，除了冈崎不断地出书和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之外，也与小川彰过人的交际能力密不可分，而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则使冈崎的名声达到了顶峰。
上世纪结束前的那两年，冈崎研究所的研究题目比较平和，主要是研究海洋安全，诸如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等。在外务省时期便一直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冈崎，因为中日关系太平，中美关系良好而有些不得志。其实，对于多数普通日本人来说，冈崎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的主张也不过是和平年代的一种观点，没人太当回事儿，听听也就算了。秘书小川彰闲暇之余便跟着一个叫根本安雄[4]的老人去了中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开会。
根本安雄是日本经济界的大佬，与中国关系良好，但对崇尚国家利益提倡日美同盟的冈崎十分欣赏，对小川更是百般提携。网上有根本安雄的记载，说他“1980年在日本创办日中技术留学交流协会，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设立‘根本安雄基金’，支持中国的日本研究和青年人才的培养以及优秀论文评奖，2002年资助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图书馆改造工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从中国归来不久，小川彰便见到了我。
注释
[1]日本的每个财团法人都由理事会和评议员会组成，为合议制度，评议员会选举理事会，理事会认可评议员会，互相监督，类似于众议院和参议院。
[2]日本有许多这样的被冠以所长姓氏的研究所，大都由一些有些许名望的人设立，一般就所长一个人，事务工作由夫人负责。这些研究所会想出一些研究项目，串联各界学者，召开各级学术会议，如果项目好的话便会从相应部省申请到可观的经费。
[3]评论家在日本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称谓，正因为被大众认可，所以才可以在电视或报纸上发表各种见解。
[4]根本安雄是刘德有先生的朋友，是刘老先生儿子留学日本的身份保证人。后来我翻译出版刘德有先生回忆录的时候，小川的夫人花10万日元买书捧场，打算送根本一套，竟被根本送了回来，声称：“他写的东西我不看”。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小川夫人，告诫她：“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我辩解说：“我翻译刘先生的书，觉得他是个完美的人……”根本立即反驳：“他就是太完美了！可是，你觉得可能吗？！”一个为中国做了许多事情的日本人，为着一个站在中日交往前沿的中国人，说了这样的话，第三者的我们也许应该多思考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