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崎久彦离开了人世。
确切的日子是2014年10月26日。
那日午后，闲在家里无事，电话忽然响了，孩子他爹来的。这天他去北京见一个旧友，日本人，从前的民主党外相玄叶光一郎的秘书。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开幕前，在日本各界纷纷揣测首相安倍是否能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时刻，他来到北京，旅游。按常理讲，这样的时刻丈夫是不会打电话给我的，除非有特殊之事。
一张嘴便说：“冈崎去世了”。
的确是特殊的事。
玄叶的秘书也知道我与冈崎相熟，到了北京便告诉了孩子的爹，于是便在他们会面中打电话给我。
丈夫体贴，电话里嘱咐我上网查查，打开了久违的雅虎日本网页，日本国内新闻中冈崎的死讯虽不能说是头条但也十分醒目，说：“安倍首相在集体自卫权解禁方面的‘指南役’冈崎久彦去世了。”
日文此处的“役”字表示的是担当的角色，我知道这意味着舆论对冈崎的极高评价。
那个1930年生于大连、离开之后再也没有来过中国的日本老人，那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右翼代表人物，那个曾与我一同谈论古今、研习唐诗、评说书法、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风雅儒士，那个一生主张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敌人因而必须强化日美同盟的日本政府谋士，那个给了我人生重要影响的老头儿不在了。
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因为他给我的思考，也因为他虽然与我互为政治上的敌人但却互相欣赏，这个大我36岁的日本老人为我的生命涂上了一笔重重的油彩。
冈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话是：“中国是我一生的敌人，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
冈崎让我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为了国家利益怎样与自己的敌人合作。在冈崎身边的日子，肩膀上如同扛着小小五星红旗的我交下了许多道不同但可以开怀畅饮的朋友。因为冈崎对我的认可，在满是对中国充满敌意或不理解的那群人中，我成了一个特殊而突兀的存在。这的确很特别，我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人有这样的经历了。
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讲过，影响我人生的是三个老头儿：一个是村山富市，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无论按中国的说法还是按日本的说法都是一个左派人物；一个是冈崎久彦，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外交战略顾问，曾经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有人说那是日本的FBI，中国政界、学界都称冈崎是极右翼分子。
这两个人迥异的政治见解和价值观，在我这个生长在红旗下的红孩子身上冲突、交融、沉淀，我由此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学会了判断，也学会了爱国，并最终投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一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博士研究生。
我的爱国是立体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人们都说我一点儿也不似在灯红酒绿的异国他乡呆过，我的博士论文被许多专家评为观点客观、分析透彻，填补了国史相关研究的空白。我认为这与那两个日本老头的影响有关。
另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老人是一位中国人，比起两个日本人似乎名气小些，但也是一个奇人，他是生于1931年的中华日本学会的会长刘德有先生。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被称为在世的中日交流的国宝级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日文翻译，见证了当代中日关系的起伏与变迁。因为将他60万字的回忆录翻译成日文，我这个横滨国立大学专攻热流体力学的博士摆脱了对中日关系几近无知的状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交往历史有了一点儿粗略的认知。
有趣的是，这三个老人都曾因为“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日本天皇勋章。
这一点真的是意味深长。
一切都源于冈崎久彦的秘书小川彰。
※村山富市
2006年4月，“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承担了重要国政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多年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在议案审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功勋显著，获桐花大绶章[1]。
※冈崎久彦
2012年秋，因为对“国家、地方团体或者公共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瑞宝重光章[2]。
※刘德有
2000年6月，因为“多年从事促进日中两国相互理解的工作，功勋显著”获勋二等旭日重光章[3]。
注释
[1]桐花大绶章是日本勋章的一种。1875年4月10日，旭日章被定为日本最初的勋章，1888年（明治21年）1月4日，“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被追加，成为旭日章的最高级别。2003年荣典制度改正时，更名为“桐花大绶章”。天皇勋章按功勋顺序排列依次为：大勋位菊花章，桐花章，旭日章，瑞宝章，宝冠章。
[2]瑞宝章共分6个等级，瑞宝重光章为第二等，开始的时候只授给官僚，后来民间人士也成为授勋的对象。
[3]旭日重光章，是第二等旭日勋章，2003年荣典制度改正时去掉了等级文字，“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更名为“旭日重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