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们还是偷偷摸摸的赌。有个师兄，赌输了，没钱还账，就偷了两、三块地毯出去卖了。也不知道卖给谁了，结果那个买地毯的又拿到我们店来卖。正巧赶上父亲在上海，他记性好，一看就说：“哎，二弟，你看这不是前几天丢的那地毯吗？”这个花样是他当年在北平买的，多少钱，哪个厂子做的，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二叔马上报了警，巡捕房就把这个人扣押了。经审问得知，地毯是那位表兄偷出去的，二叔当即就把他开除了。这位表兄在店里待了好几年，也学到了本事，会画地毯图案样子。后来他自己开了店，也做地毯生意。开始生意还不错，但是他秉性不改，又赌又嫖，结果没两年就把店玩进去了，关门了。
还有一位师兄，在南京路上大华戏院对面，自己开了公司，也是玩啊嫖啊，把家产都败光了。
他们都是我很亲的人啊，眼看着他们事业成了，又倒了，再也没有好起来。人没信用了，就没人帮你，没人和你做朋友了。这给我一个深刻的警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至今都牢记着二叔的教导：做人要安分守己，不贪、不赌、不嫖。
二叔是对我们孙家贡献最大的人，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特别尊敬的人。
学徒生活 我学徒的时候，有五、六个师兄弟，有写账的，有画地毯图样的，有接待顾客的。这些师兄弟，大都是亲戚关系，是父亲从家乡送来的，二叔也不知道乡下谁是谁，父亲送来了就收下。
与其他同事一样，我每天开门、洗地、扫地、倒痰盂、打烊，一样活儿都不少干。大家在一起挺热闹，挺开心，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二叔订了几份报，每天早上送报的总会准时到来。我们最爱看上海申报上连载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我和连信弟还抢着把这一页收集起来。晚上我们就睡在店里的地毯上。店是双开间，每间都平铺着9尺×12尺的地毯，等于两个大地毯床，每床摞着四、五十条地毯。晚上打睡铺的时候，三尺一个，三尺一个，睡得一排一排的。吃的也不错，厨房中有一位山东厨师，做的饭菜很好吃。赶上吃面条，大家围着一盆面排队捞，一碗下肚，就又轮到捞第二碗面了。我们几个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天给客人掀毯子，抬毯子，很卖力气，每个人都能吃个两、三碗。店里生意忙的时候，中午就换班吃饭，不耽误买卖。因为是学徒，我工钱只拿几块钱，平时就花掉了，也攒不下钱。
在沪西大宅院里住的都是亲戚们，二叔在那里存了好多白织布，还有粮食、木柴、煤球。记得与师兄二人拉着小虎车，去那里拉劈柴，要走五、六里路程。那小虎车，车尾有两个小车轮，车前有两个扶手，有宽皮带跨在肩膀上，用力拉着走。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非常腐败，经济衰退，货币贬值，一天一个价，非常毛。上海街头炒卖钱币的到处都是，金元券越来越不值钱，最坏的时期要用麻袋装现钞去购物，老百姓都不愿意存钱，而是购货存仓保值，或者换成金条保值。
快解放的时候，政府怕投机资本操纵金条、银元扰乱金融市场，就不允许私买私藏金条了。记得二叔二婶去北平探望我生病的母亲，回来时，在天桥买了几把笤帚，把笤帚把挖空，往里边藏了几根小金条，想带回上海，结果在火车站给抄出来没收了。当时我家里也有几根小金条 ，我藏到家中阁楼上的一双旧鞋里。有个老乡住在我家院里，有事回乡下，去阁楼上拿他存放的东西，顺便把这双没人穿的旧鞋也一块拿走了。后来我找不到小金条，才想起是那个老乡拿走了，问他，他说不知道，我就没再追要。
这个时期，我从二叔那里学到了投资的经验，尤其是市场不稳，通货膨胀时，如何才能让货币保值或者增值。
二叔说：在上海做生意，必须学英文，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每天早晨，他来了就让我们念念卖地毯的英文小书。小书是他自己编的，里面都是卖地毯的日常用语。如：地毯有不同的针脚，有90针的、100针的、120针的……有不同的颜色，有红的、白的、黄的……有不同的产地，有北平的、天津的、西藏的……二叔把这些都总结到小书上，让大家背过。有个叫诸宝民的上海师兄最有意思，他是大学生，英文很好，会写信，但是来了客人就是张不开嘴。二叔教我们念英文一定要大声念，说只有这样到用时才能张口说出来，我们每天天一亮就爬到房顶上大声念英文。二叔会多少就教多少，他教出很多好徒弟。
二叔对我特别偏爱。为了培养我，他安排我上夜校补习英文，还试着让我学中医，背汤药歌。我对中医不感兴趣，就是背不下来，他最后放弃了，说我不是学医的料。那时我还不能单独接生意，因为有师兄们在前，我只能帮着掀毯子打开给客人看。二叔谈生意时，把客人让进账房后，特意叫我站到门外头隔着小门帘听他与客人谈，喊我倒茶时我就进去。我明白二叔的用心，所以很认真，学得很快，他也很看好我。有一次在二叔家吃饭，他告诉三叔和四叔：“这小子将来是个做买卖的材料。”
学徒期间，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当时在大有地毯公司楼上还有一个店，叫万文堂毛笔店。这个毛笔店是天津著名的老字号，老板姓万，是大营镇南姚庄人，他有个兄弟叫万丹卿，跟着他做生意。因为是老乡，又住楼上楼下，大家都很熟，每天晚上收工后，万丹卿就下来与我们闲聊，问这个问那个，了解地毯行情和做地毯生意的经验。时间长了，他摸清了门路，就在大有地毯公司对面也开了一个地毯店，叫万昌地毯店(Good Year Rug Co.)。后来他娶了我的堂姐慕贞，成了二叔的大女婿。
他经常到家来与二叔聊天，有时故意报点假消息，说北平地毯行情涨了、天津地毯行情涨了、羊毛涨了等等，让二叔小心点，别便宜卖货。二叔有时被他蒙蔽，信以为真，不敢轻意卖货，而他就有了更多的生意。他大胆创业，足智多谋，善于用人，极其能干，他的地毯生意很快就超过了毛笔生意，过了几年也超过了大有地毯公司的生意，万昌地毯成为上海最大的地毯店之一。1948年，他把地毯生意转移到香港，派他弟弟去接管，开的店还叫万昌地毯公司。
母亲去世 1948年，父亲送玉霞来上海，我就不在店里住了，我们搬到二叔家的二层小阁楼上。我白天照旧去店里学徒，玉霞就伺候二叔一家，做饭、洗衣、拖地、端茶、送水，像在北平侍奉公婆一样侍奉二叔二婶。
待了有1年，母亲病了，玉霞先自回北平，侍奉母亲去了。后来母亲病重，住入北平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我和二叔二婶也急速从上海赶了回来。母亲得的是肝肾病，在医院住了十几天。1949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到处都在放鞭炮庆祝，整个北京都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可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情却格外悲痛，因为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让早点回家准备后事，否则一旦戒严就走不了了。于是大姐夫就和其他几位亲友把母亲从医院轮流抬回家来。回家后母亲还清醒，家人请神妈妈医治，当然也无效。母亲最终还是闭上了眼睛，兄弟姐妹失声痛哭，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葬礼办得很隆重。她的棺材是用四块楠木造的，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只棺盖两个人都抬不动。10月1日出殡，有20多人抬棺，有四方绣花棚盖棺。母亲的灵柩过花市大街，走百步就有朋友在店门口摆酒祭拜，一直走到东南西华寺坟地，母亲在那里入土为安。
母亲一生操持家务，养儿育女，含辛茹苦，非常不容易，她去世时，八弟才7岁。母亲对我百般宠爱，而我与母亲聚少离多，对她的关心和照顾少之又少，在我还没来得及尽孝的时候，她已匆匆离我远去。每当我想起她那瘦小的身影，想起她那炽热的母爱，我就感到深深的愧疚，母亲的恩情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了。
从大有到大中 1948年，父辈四兄弟分家，大有地毯公司分为4股。二叔到上海南京西路447号开设大华地毯公司。店面是两层楼，很宽敞，在市区算是很好的了。这里靠近大光明戏院、国际饭店、跑马厅，在仙乐斯舞厅对面，地段繁华，是高级商业区，单做地毯的就有好多家。那时上海即将解放，人们不知道将来形势如何，好多商家抢着卖店铺换钱走人。二叔花了40多根金条，买下了这个店。大有地毯公司老店则归父亲三叔四叔所有，由我和堂兄连仁(三叔的儿子)经管，各股东都有部分地毯在此经销。后来三叔退出，到安福路60号一个住宅区开设大丰地毯公司，四叔和我们没动，仍在大有老店维持着。四兄弟表面上分了家，但二叔仍兼顾大有公司的业务，因为他是大有的创始人。
解放前后的上海非常乱。
我们店对面是金都大戏院，戏院里经常放电影或唱越剧。一天晚上，几个宪兵队的人，没有票却要进去看戏。戏院不让进，宪兵特别横，就在那里捣乱。戏院报了警，结果警察来了也解决不了，还差点引起暴乱。第二天一早，南京政府派了一车荷枪实弹的军人占据了戏院，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就不知道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国民党军退守台湾和舟山等沿海岛屿。由于没有海、空军和缺乏海上作战经验，10月，解放军在金门登陆战、登步岛战斗中接连失利，东南沿海的局面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再败退的国民党军转守为攻，依靠海、空军优势，向大陆发动了反扑。国民党军开始对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空袭。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查缉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没收运往大陆的货物。当时上海工业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国民党的封锁使上海经济陷入困境。封锁奏效，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在那段日子里，上海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城市，萧条的气氛让人感到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这个时候各行业开始组织商会，组织联营合作社。不少商人看不透形势会怎么发展，开始偷偷地将财产转移出去，以转移到香港的为多，也有的转移到台湾。二叔与父亲商议后决定将三分之一的货物——近万方尺地毯运到台湾。其实二叔对台湾并不熟悉，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认识的一个做百货的高先生在台湾有朋友。这个高先生曾经给二叔介绍过一个徒弟，叫李金殿。二叔觉得高先生在台湾的朋友，李金殿应该也认识，或者能通过高先生认识，所以就派李金殿押货去了台湾。
结果李金殿一去就杳无音信了，几个月后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运走了这么多货，怎么办？父亲和二叔很着急。最后二叔想了个办法：他去香港和李金殿联系，然后让李金殿把台湾的地毯发到香港。1950年底，二叔先到香港，随后父亲带着八弟也到了香港，他们几经周折，终于和李金殿联系上了。但是，怎么把货运到香港呢？二叔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英航机师金机长(Captain King)，托他每次从台湾飞香港时捎带两三条地毯。谈妥以后，二叔和父亲就在尖沙咀汉口道57号二楼租了一个店面，成立了大中地毯公司(Standard Rug Co.)。
大有彻底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大中又成为我们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