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社可与语丝社比肩。两者有相承的一面。从《我们》刊登的作品的广泛和任意来看,O·M社同人也想造就类似“语丝体”随意而谈的格局,并且主要以小品散文来体现追求。“语丝”文体于自然中透出谐趣诗趣,《我们》的散文创作“清新俊逸”,《语丝》也有“俊逸”之风,鲁迅的长枪短剑,周作人的细雨和风。蔡元培论说:“一方面,小品文以清俊胜;一方面,讽刺文以犀利胜。”(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的美育》,《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26页。)即在这些作品之中,有清淡的飘逸的抒情文,有生辣的深刻的批评文。由于两社同人的文章做得太有自己的特殊味道了,这便出现了社刊拥有同样文风的现象。缘此可见O·M社与语丝社在内核和外在上的联系,乃至良性的互动。
众所周知,语丝的取名,便是从顾颉刚带去的O·M社所办的《我们的七月》中找来的。在《我们的七月》的第150页,有张维祺写的《小诗》两首,其第一首云:
伊底凝视,
伊底哀泣,
伊底欢笑,
伊底长长的语丝,
一切,伊底;
我将轻轻而淡淡地放过去了。
“语丝”的版权人是O·M社的张维祺。“语丝”这两个字似通非通,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富有神秘色彩,或许更益于刊物的发行,才以此定名的。不管怎样,“语丝”与《我们》的缘因那是确定无疑的。这个小小的故事表明O·M社的创建是先于语丝社的。《语丝》和《我们》的并存,又表明现代散文初创期,文坛上应该是两刊南北呼应的格局,而非《语丝》独占鳌头。即便是《我们》终刊后,南方的《山雨》(系王任叔、张孟闻等人在春晖中学所办的刊物,由夏丏尊题署封面,通过李匀之在上海等地出版、发行)仍与北方的《语丝》相互照应。《山雨》第二期,王任叔开辟“雨丝”专栏,发表类似于《语丝》的杂感。“雨丝”一直坚持到八、九期合刊。《山雨》的发刊词,更有《语丝》发刊词的影子。兹札录一段瞧瞧:“《山雨》终于出版了。《语丝》上的讣闻,竟作了今天诞生的先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然而,我们却因之更爱护在这奇迹下发生的《山雨》,希望读者们同情我们,也时时以‘诚实的自己的话’来爱护它。”两文笔意相似,这便折射出《山雨》和《语丝》的联系。且《山雨》颇有点名气,因为语丝盟主鲁迅为它留过一个纪念。(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可见五四文坛上南北呼应的格局横跨了整个二十年代。早先以《我们》映衬《语丝》,后以《大风》对衬《语丝》,直至《语丝》休刊后,《山雨》仍苦苦独撑。就这样以O·M社为轴心的白马湖作家群与语丝作家群相汇合,构建了现代散文流派颇为壮观的一脉。
O·M社创建于1924年7月,它先于语丝社四个月。语丝领袖人物周作人对于O·M社的社刊《我们》的编辑出版甚为关心。1924年8月8日,俞平伯致信周作人云:《我们的七月》已见否?1924年8月9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云:《我们的七月》未见到,不知系哪些人所办?1924年8月14日,俞平伯致函周作人云:“我愿意知道您对于《我们的七月》的意见——编辑体例及文字的批评。我想于第二期辟《本刊评论》一栏,取署名式,以征外来的意见。只要不滥答及谩骂或无聊浅薄,总在欢迎之列。这个办法先生赞成否?您如有要说的话,最好写下一点给我们,长短均可。如懒于正式作文,则取信札体裁亦可。若以外另给我们以粮食,这自然更欢迎了。”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函俞平伯,向俞平伯介绍了创办《语丝》周刊之事,并向他约稿。那时,俞尚在杭州居住。同年3月,俞平伯专程自杭州经上海赴宁波及白马湖与朱自清商讨《我们的七月》的编辑事宜,使《我们的七月》得以在该年7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丛刊的出版,自然为在北京的周作人所系念,故有上述的周之询问函语。这里尚需指出的是,1915年至1919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求学时,周作人是北大国文系的教授,俞自此结识并师从周作人,他们是师生,也是朋友,或密或疏地交谊了半个世纪,而二十年代他们的书信往来更为频繁。这些书札,透露出周作人关心O·M社的种种资讯。1925年6月,朱自清、俞平伯主编的《我们的六月》出版后,俞平伯将此刊赠予周作人。周氏阅后,即以书札形式给予评论。他于8月1日致函俞平伯,并且不忘为《语丝》约稿——“何不劝其多发表,或找一点给《语丝》乎?”此信里还对金溟若的小说《我来自东》提出尖锐的批评。周称赞的顾颉刚的散文《不寐》和《信二通》,因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体现了《我们》散文所特有的情文风格,故读来感觉亲切。从周作人的函件,也可窥见他的文学批评标准:诸如他赞赏真情实感有个性的作品,厌恶一切虚假的模仿之作,对于虚假之作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这与O·M社作家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1925年6月,也就是《我们的六月》出版之时,朱自清在《文学的一个界说》中所言“文学之有价值与否,全看它有无个性”,“文学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显示的种种不同的个性”,分明与周作人的文学观相契合,或可说是与“语丝”呼应的一种回声。
O·M社和语丝社是和谐并存的。这一点吴周文看得很透彻,姑且引述,以代我阐述:第一,俞平伯、顾颉刚既是O·M社的成员,又是语丝社的成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沟通着两社的一些信息,保持着两社之间的友好与尊重。第二,这期间周作人在北方提倡“小诗”运动,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在南方响应,并在社刊上发表小诗,表明他们的确是周作人的文学伙伴。第三,朱自清的《〈子恺漫画〉代序》《阿河》两文在《语丝》上发表,周作人表示了对朱自清的尊重;同时朱自清很关注《语丝》,每每收到俞平伯赠阅的此刊,也私下在书信中表示过自己对它的看法:其太“小”,就是太调皮了,全是这一路,未免单调;但出于中和主义的处世哲学,他没有像创造社与文研会那样公开进行争论。这些都说明,两个社团都是奔着打造、发展新散文的共同目标,故而能够做到求同存异与和谐相处。(吴周文、张王飞:《O·M社的钩沉及朱自清意义的重新发现》,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然而,O·M社与语丝社还是彼此独立的,各自别开门径(有人说,《语丝》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散文打下了妙趣横溢的半壁江山,窃以为,另外半壁,则有《我们》一份也),但又有联系和互动。两者对于现代散文建树的彼此呼应,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学流派发展的鲜明标志。而O·M社的劳绩以及《我们》的存在,自有其不可漠视的历史地位与应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