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社可与语丝社比肩。两者有相承的一面。从《我们》刊登的作品的广泛和任意来看，O·M社同人也想造就类似“语丝体”随意而谈的格局，并且主要以小品散文来体现追求。“语丝”文体于自然中透出谐趣诗趣，《我们》的散文创作“清新俊逸”，《语丝》也有“俊逸”之风，鲁迅的长枪短剑，周作人的细雨和风。蔡元培论说：“一方面，小品文以清俊胜；一方面，讽刺文以犀利胜。”（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的美育》，《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26页。）即在这些作品之中，有清淡的飘逸的抒情文，有生辣的深刻的批评文。由于两社同人的文章做得太有自己的特殊味道了，这便出现了社刊拥有同样文风的现象。缘此可见O·M社与语丝社在内核和外在上的联系，乃至良性的互动。
众所周知，语丝的取名，便是从顾颉刚带去的O·M社所办的《我们的七月》中找来的。在《我们的七月》的第150页，有张维祺写的《小诗》两首，其第一首云：
伊底凝视，
伊底哀泣，
伊底欢笑，
伊底长长的语丝，
一切，伊底；
我将轻轻而淡淡地放过去了。
“语丝”的版权人是O·M社的张维祺。“语丝”这两个字似通非通，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富有神秘色彩，或许更益于刊物的发行，才以此定名的。不管怎样，“语丝”与《我们》的缘因那是确定无疑的。这个小小的故事表明O·M社的创建是先于语丝社的。《语丝》和《我们》的并存，又表明现代散文初创期，文坛上应该是两刊南北呼应的格局，而非《语丝》独占鳌头。即便是《我们》终刊后，南方的《山雨》（系王任叔、张孟闻等人在春晖中学所办的刊物，由夏丏尊题署封面，通过李匀之在上海等地出版、发行）仍与北方的《语丝》相互照应。《山雨》第二期，王任叔开辟“雨丝”专栏，发表类似于《语丝》的杂感。“雨丝”一直坚持到八、九期合刊。《山雨》的发刊词，更有《语丝》发刊词的影子。兹札录一段瞧瞧：“《山雨》终于出版了。《语丝》上的讣闻，竟作了今天诞生的先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然而，我们却因之更爱护在这奇迹下发生的《山雨》，希望读者们同情我们，也时时以‘诚实的自己的话’来爱护它。”两文笔意相似，这便折射出《山雨》和《语丝》的联系。且《山雨》颇有点名气，因为语丝盟主鲁迅为它留过一个纪念。（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可见五四文坛上南北呼应的格局横跨了整个二十年代。早先以《我们》映衬《语丝》，后以《大风》对衬《语丝》，直至《语丝》休刊后，《山雨》仍苦苦独撑。就这样以O·M社为轴心的白马湖作家群与语丝作家群相汇合，构建了现代散文流派颇为壮观的一脉。
O·M社创建于1924年7月，它先于语丝社四个月。语丝领袖人物周作人对于O·M社的社刊《我们》的编辑出版甚为关心。1924年8月8日，俞平伯致信周作人云：《我们的七月》已见否？1924年8月9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云：《我们的七月》未见到，不知系哪些人所办？1924年8月14日，俞平伯致函周作人云：“我愿意知道您对于《我们的七月》的意见——编辑体例及文字的批评。我想于第二期辟《本刊评论》一栏，取署名式，以征外来的意见。只要不滥答及谩骂或无聊浅薄，总在欢迎之列。这个办法先生赞成否？您如有要说的话，最好写下一点给我们，长短均可。如懒于正式作文，则取信札体裁亦可。若以外另给我们以粮食，这自然更欢迎了。”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函俞平伯，向俞平伯介绍了创办《语丝》周刊之事，并向他约稿。那时，俞尚在杭州居住。同年3月，俞平伯专程自杭州经上海赴宁波及白马湖与朱自清商讨《我们的七月》的编辑事宜，使《我们的七月》得以在该年7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丛刊的出版，自然为在北京的周作人所系念，故有上述的周之询问函语。这里尚需指出的是，1915年至1919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求学时，周作人是北大国文系的教授，俞自此结识并师从周作人，他们是师生，也是朋友，或密或疏地交谊了半个世纪，而二十年代他们的书信往来更为频繁。这些书札，透露出周作人关心O·M社的种种资讯。1925年6月，朱自清、俞平伯主编的《我们的六月》出版后，俞平伯将此刊赠予周作人。周氏阅后，即以书札形式给予评论。他于8月1日致函俞平伯，并且不忘为《语丝》约稿——“何不劝其多发表，或找一点给《语丝》乎？”此信里还对金溟若的小说《我来自东》提出尖锐的批评。周称赞的顾颉刚的散文《不寐》和《信二通》，因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体现了《我们》散文所特有的情文风格，故读来感觉亲切。从周作人的函件，也可窥见他的文学批评标准：诸如他赞赏真情实感有个性的作品，厌恶一切虚假的模仿之作，对于虚假之作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这与O·M社作家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1925年6月，也就是《我们的六月》出版之时，朱自清在《文学的一个界说》中所言“文学之有价值与否，全看它有无个性”，“文学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显示的种种不同的个性”，分明与周作人的文学观相契合，或可说是与“语丝”呼应的一种回声。
O·M社和语丝社是和谐并存的。这一点吴周文看得很透彻，姑且引述，以代我阐述：第一，俞平伯、顾颉刚既是O·M社的成员，又是语丝社的成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沟通着两社的一些信息，保持着两社之间的友好与尊重。第二，这期间周作人在北方提倡“小诗”运动，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在南方响应，并在社刊上发表小诗，表明他们的确是周作人的文学伙伴。第三，朱自清的《〈子恺漫画〉代序》《阿河》两文在《语丝》上发表，周作人表示了对朱自清的尊重；同时朱自清很关注《语丝》，每每收到俞平伯赠阅的此刊，也私下在书信中表示过自己对它的看法：其太“小”，就是太调皮了，全是这一路，未免单调；但出于中和主义的处世哲学，他没有像创造社与文研会那样公开进行争论。这些都说明，两个社团都是奔着打造、发展新散文的共同目标，故而能够做到求同存异与和谐相处。（吴周文、张王飞：《O·M社的钩沉及朱自清意义的重新发现》，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然而，O·M社与语丝社还是彼此独立的，各自别开门径（有人说，《语丝》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散文打下了妙趣横溢的半壁江山，窃以为，另外半壁，则有《我们》一份也），但又有联系和互动。两者对于现代散文建树的彼此呼应，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学流派发展的鲜明标志。而O·M社的劳绩以及《我们》的存在，自有其不可漠视的历史地位与应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