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
在长江文明特别是长江上游文明的巴蜀文化研究中，“鱼凫”问题是个重要的节点。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匮乏;考古发现比较零散，地下文物本身又不能自名，因而陷入僵局，歧义纷繁，难有进展。我们知道历史文献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论证和补充，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两者虽因其各有轻重之分，而绝不可偏废，这就是近代先贤大师们所倡导的“两重证据法”或 “多种证据法”的旨意。笔者不揣寡陋有意为此课题做些铺垫以待后彦，故提出有关的几个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释 “鱼凫”
首先要重新探讨“鱼凫”究竟何意?目前巴蜀学术界流行“鱼凫”即“水老鸹”、“鱼鹰”、“鸬鹚”之说，笔者也不曾例外地持此一说。其实退思此说考究不得，因为在历代文献典籍上记载的“鱼凫”只有下列三种释义，却并没有见到可释为“鱼凫即鸽鹅”的说法。
(1)“鱼凫”是传说中的古蜀王一代之名，最早的直接记载当推传为西汉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蜀王本纪》早年即佚，据严可均校辑的《全汉文》卷五一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可见只是笔录的传闻。又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田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可见记述的是先秦巴蜀地区的神话传说，还夹杂了东周秦汉的神仙之说。有关“鱼凫”的最早文字，就这么寥寥数语。但经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篇《蜀道难》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文学描写，顿使“鱼凫”作为蜀王一代而名扬海内，直至当今。
“鱼凫”一代所在之地域，在历史上留下不少以“鱼凫”命名的地名。据查大多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如最早可查到的是东汉的佚书《南中八郡(异物)志》载:“犍为有鱼凫津，一名彭女津。”(约今彭山县地)宋代成书的《成都记》载:“古鱼凫国 ，鱼凫治在导江县。”(今属四川都江堰市)宋代的郫县人孙松寿有《观古鱼凫城》诗，注曰“在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小院”。明代《蜀中广记》载:成都府有“鱼凫仙坛”。杨升庵流放云南时曾数次进出“鱼凫关”，据《四川通志》载：“鱼凫关，距永宁县三十里。”(今属四川宜宾市)至于云南也曾有“鱼凫小河”的地名，《云南通志》载:“鱼凫小河在(元江)府治西八十里。” (今云南元江自治县地)那可能是受四川的影响，也可能曾是鱼凫王的属地。
(2)“鱼”和“凫”本是两种水上习见的动物。凫即野鸭，常与水中的鱼在一起，构成一幅人们习见的水上景观，所以“鱼凫”常被联称。例如《畿辅通志》卷九十四载:京东永平府一带地方，“凡陂塘淀泽俱可种菱藕，蓄养鱼凫，其利尤浦”。《江南通志》卷十七载:“淝河……入于淮，有鱼凫菱芡之利。”至于诗人所咏的鱼、凫也只是两种与水有关的动物，例如元代有王逢的诗句:“葑田连沮洳，鲛室乱鱼凫。”虞集的诗句:“太液雨余波浪动，龙舟初试散鱼凫。”明代顾清的诗句:“水心云月间相映，陂里鱼凫各有依。”(见《佩文韵府》引)这些所记的鱼和凫与我们所讨论的“鱼凫”似不相干。其实正是人们的这种对自然景观中鱼鸟相依的观察，才会用于社会历史上部族的名号。
(3)民间有鱼与凫之间还能转化之传说。据杨升庵《异鱼图赞》载:“娄县(今江苏昆山地)石首鱼至秋化为凫，鱼凫之名义溯此可求诸。”并引《吴地志》:“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头中犹有石。”又引韦昭的《春秋外传》:“石首成，，鸭也。”石首鱼即黄鱼，《养鱼经》:“石首之鱼，其色如金，俗名黄鱼，楝花而来，秋而化凫。”这当然是无法证明的民间异闻，不足为据。
所以，实际上巴蜀文化中的“鱼凫”只有一种合理的释义，他是传说中的古蜀一代的称号，据推断古蜀的各代是轮流由几个部落所建的，因此说“鱼凭”是古蜀众多部落中之一的名号。推而广之，他代表了一定的地域，即“鱼凫”一代的领地，或是古蜀鱼凫部族的所在地，这点应不存在歧义。至于后代类书称引中的讹误则可忽略不计，如，《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纪》“鱼凫”前作“鱼易”，后作“鱼尾”，显然是形近而误，并无实际意义。
二、“鱼凫”名号辨
“鱼凫”既不能释为鱼老鸹 (鸬鹚)，而作为蜀王一代的名号，其含义何在呢?为此，先要弄清西汉扬雄是用什么方法记下蜀王“鱼凫”的名号的。有学者认为：“鱼凫名号中的‘鱼’是译意，后面那个‘凫’字乃译其音。”“(蜀)那一方的人，把虫叫做‘蛇’，而 ‘蛇’却叫做‘鱼’。鱼又叫什么，书里没讲，也许就叫‘凫’吧!照此说来，蜀语‘鱼凫’的本义，直译就是‘蛇鱼’。”其说甚详，不过我觉得需要商榷。
笔者曾细读《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氐人之国(原作互人之国，据王念孙校改作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据吕思勉:《读史札记》句读，颛顼属上句)，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有青鸟，身黄、赤足、六首，名曰鸟。”我认为从这段披着神话传说外衣的“鱼妇”史实，可得到折射出来的“鱼凫”的历史信息。
我认为至少可说明五点:(1)“鱼妇”出于“氐人之国”，笔者与多数学者一样，认为蜀王“鱼凫”也可能出于氐族。(2)“鱼妇”与颛顼有关，而颛顼为黄帝之后，乃古蜀王国的先代。故“鱼妇”亦必是古蜀的先代无疑，就有与“鱼凫”有关的可能。(3)“鱼妇”是从北方乘着风雨洪水而南下来到此地的，这与笔者及学界大多数学者一样，都认为“鱼凫”等是由陇南、峨江上游南徙入成都平原，与当地原住民相结合形成古蜀民族的，两者相吻合。(4)“鱼妇”还与鸟同处一地，这就画龙点睛点出了“鱼”与“鸟(凫)”相连的关系。(5)至于这段文字中涉及“炎帝之孙灵恝生氐人”与“鱼妇颛顼”的“颛顼”出于黄帝的问题，涉及重大历史问题的“炎黄之争”，非此小文所能理得清楚。但如果理解为在“氐人之国”里曾经有炎帝(灵恝)与黄帝(鱼妇)的势力并存，也可以讲得通的。
据此几点，我认为“鱼妇”绝不能释为“蛇鱼”，因为在古人心目中，虫、鱼、蛇、龙是一回事，它们常可互换的，所以“蛇乃化为鱼”乃是本义上的转化，在论证“鱼凫”时，没有必要先把“鱼”释为“蛇”，又转过来把“凫”释为“鱼”，“凫”即水鸟，没有必要来这么一个大拐弯的!而且把“凫”释为“鱼”更是找不到任何依据。
因此我提出另一假设，很可能“鱼妇”即“鱼凫”的异写。尽管秦汉以来几经纂写的《山海经》为什么会把“鱼凫”写成“鱼妇”的缘由暂时不清楚，或以为“妇”与“凫”间有声韵通转之说，此点当另议，但两者的历史信息相通则是无可怀疑的，故此假设不可谓全属空穴来风吧!如果这假设可成为一说的话，那么汉代扬雄在整理先秦流传下来的古蜀的口述史时，“鱼凫”这名号就完全不用兜圈子一半意译，一半音译，而应该是直截了当的全为意译了。
“鱼凫”名号中，“鱼”就是鱼，“凫”是水鸟(野鸭之类)，实为两种动物，先民们因经济文化类型的不同，对某些事物特别熟悉而关注，于是用它来命名本部族，这似为通例，如有学者作过检查，西南彝族内部有鹰、蛙、蛇、羊等部族;傈僳族内部有鱼、蛇、熊、猴、马、牛等氏族。那么，古蜀人中的某些渔猎部族以其熟悉而赖以为生的动物 如“鱼”和“凫”来命名氏族，并赋予其神圣性，又在氏族部落的融合中，把“鱼”与“凫”两个氏族部落的名谓复合起来，形成新的“鱼凫”名号，是完全可以的，并不难理解。但近年来有学者否定“鱼凫”是复合的名号，如说:“鱼凫作为一个氏族名，却被分开来解释为由鱼氏和凫氏结合而来，这种命名方式，我们不但在蚕丛、柏灌、杜宇、鳖灵等巴蜀氏族名号中找不到相似的例证，就是在我国上古时期的其他氏族名号中也难以找到同样的例证。”此说武断了，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古蜀文明是华夏文明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他们的部族都是多元多源的。上古时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由分散的氏族而形成部落，由部落而形成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而形成小部族，经过不断交汇融合，封闭的社会结构被打开，形成了更大的民族，地区性的文明随之最终共同进入了大的文明系列之中，构成古蜀文明、华夏文明中的一部分，有些部族的名号被融合后失去了，有的名号还可能倔强地保留下来，这可以说是通例，怎么会“难以找到同样的例证”呢?举例说明之。
东北历史上的 “高句丽”是赫赫大族，史书记载不绝。据研究它是由“高夷”、“丽”、“骊”等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高”是熊部族，由今日还存在朝鲜语中的“高奥姆”即母熊转化而来的;“丽”是鹿部族，“骊”是马部族。所以“高句丽”这名号就是取“高夷”的“高”与“丽”之名号而复合起来的。再来看西南民族史上的例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有 “冉夷”名号，他们曾建“冉国”，西汉时为“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而论者皆以为“冉”与“”应是两个部族，因为西汉时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上还有“出、出冉”，《司马相如传》有“朝冉从”的记载 。所以《后汉书》所载的“冉夷”名号应该是由“冉”与“”复合而成的。“冉”，鱼、蛇也，《山海经?西山经》:“涴水出焉是多冉遗之鱼。”加虫为蚺，《说文》：“蚺，大蛇，”《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吞象，”晋代郭璞注:“今南方蚺蛇吞鹿。”“”，马也，《汉书?匈奴传》:“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那么“冉”就是以“蛇 (即鱼)”和以“马”为图腾名号部族合成的复合部族。
这是因为上古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特有图腾徽记，故往往被人以图腾动物来做氏族名号，所以才有“鱼凫”、“高句丽”、“冉”这样的复合族名。有学者因为要证实自己的“不存在复合族名”虚构名题，却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提出:“鱼凫可能是鱼的缓读，或者说凫字是个没有实义的词缀。总之，鱼凫和鸟没有任何关系。”显然是有悖于学术讨论的严肃性。这里只讨论“鱼凫”这个名号，至于其他古蜀的蚕丛、杜宇、鳖灵等名号的意义可另行讨论。
三、考古发现与 “鱼凫”等古蜀的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