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以来，迄于今日，已有850亿人先后死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全是我们的亲族父祖。
一代又一代的生者，都在埋葬着先他们而去的长辈，有时是他们的同辈甚或晚辈。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逆转的过程。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当查士丁尼用大把的金子去诱使掘墓工人更卖劲地干活时，工人们丝毫不为所动：谁知道他们自己将在何时，又将由谁来埋葬呢？当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都塞满了腐尸，当几分钟前还说着话的同伴晃晃悠悠就倒毙了，这时候谁说话才算数？死神，还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金山能挡住死神沉重的步伐？尽管如此，工人们毕竟没有停止掘墓工作，丛葬坑中的殓尸工人也在尽力把腐尸摆放整齐——这是生者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死亡的敬畏，今后，别的人也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是，埋葬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死亡的步伐。人们不得不将堆积如山的尸体直接推向大海，以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面上，浮尸如同厚厚的泡沫，覆盖了冰冷的海水……
这是在公元6世纪中叶，当瘟疫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之时出现的情景。在那次瘟疫肆虐中，罗马帝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瘟疫在同时期的中国被称作“伤寒”。东汉末年伤寒制造的尸体数量，竟到了“填塞道路”的程度，医家张仲景一家即死去一百多口，“伤寒十居其七”，因此愤而著医书《伤寒论》，以图悬壶济世。
那么，有谁问过，在人类如此大规模速死中被埋葬的死者，他们生前过得快活吗？他们愿意死吗？他们死得自然安详吗？答案恐怕会令所有生者惊恐不安：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死于衰老。就是说，绝大部分死于意外：要么是天灾——例如饥馑、瘟疫和其他生存环境的恶化；要么是人祸——例如战争、动乱、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自相残杀。
战争的结果是父亲埋葬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长期的社会动乱，可能导致流血飘橹尸骸如山，中原百里不闻鸡犬之声。谁愿意在饥荒中成为饿殍？谁愿意在兵燹中变为枯尸？因此可以说，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绝大部分生前并不快活；他们的死是非正常死亡，而且死的时候很痛苦。
在自然力量的打击下，人类是渺小羸弱的，孤立无助的。人类死于天灾，就像森林焚于山火，也许这是天意：以大规模速死的方式，来维系生命的更新。
人确实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人类也是愚蠢的，不理性的。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暴力争斗史。
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史的观点，只在下述实指中才有意义：人类为战争确立的游戏规则完善一些了，公平一些了；国家行为开始试着接受理性的约束；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控制更有效一些了……因而，人类在死亡过程中，非正常死亡的比例有了下降的趋势。这大概就是文明的成果。
更有效地避免非正常死亡，建设快活的人生，应该是人类共有的追求，中国人称此为享尽天年，享足死福。
然而人类是怯懦的。由于死亡是无法重复操作的、人无法表达对其感受的未知状态，因而人对死亡有着本能的畏惧，总是期冀着能延年益寿，推迟死亡的来临。特别是在科学至上的时代里，在欧罗巴文化席卷全球的眼下，由于科学家宣称人可以活到200岁甚至更长，外科医生甚至可以为一个人换头，人类再一次地变得痴迷可笑——他们想抵抗死亡。但是，假如科学真的可以延迟甚至阻止死亡，生命质量就将下降，乃至失去意义。
死亡被人类深深地误解着。其实，死亡是温柔和安详的，它有着无比宽广的胸怀。人类能够死，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茫茫宇宙，哪里能够找到死亡？如果没有死亡，哪里能够出现生命？死亡是美丽庄严的。
人类如果不再自己制造祸端，如果能够更理性更成熟地对待生命，人类就能学会如何死亡，庄严地、体面地、自然安详地走向死亡——这是人人都应该学习的，每个人都有这样去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