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深潆洄者曰沱。”而来到石沱，日前的旅途还在转动——
途径长寿，我又敲开了那扇旧木门，王缉光老先生又出现在五年前、十年前——“西岩瀑布千条线”，而在瀑布之下，青藤缠绕的灰楼，老先生仍像往常一样宴请我，还是从前的话题，从前的桌椅、饭菜和鹿茸酒，旅途在此陷入轮回。而这一次，师母因日前摔倒，卧病在床，看见我就说：“上回你就说还要来，我把你给看到了哦！”我听得好心酸。
夕阳西下时，还是两个老朋友相互碰杯敬酒。一切不是相似，是完全一致，再清醒的人，也难免恍惚，何况我，回想十多年来长江边的旅途，如大梦一场从未醒来过。估计缉光老人也是如此——喝着喝着，话题又陷入重复，老人家抿了一口酒，眉毛往上一扬，慢慢说道：“我原先出门做事情，三十多年没回过老家。第一次回到家门口，看见我的老母亲，我还跟她开玩笑。我说：‘老人家，您知道王成之家在不在这儿住？’我母亲说：‘是啊，你是哪一位？’我说：‘我是他大儿子哎。’——‘哎呀，是缉光回来了！’我母亲就大声喊道，然后我们母子两个就抱到哭……”
同样的故事，上次听感到诙谐幽默，而这次听，只是默默流泪。是的，阴阳两隔，今后母子团圆，只有在梦中和故事里了。
缉光老人又告诉我，这里有个习俗，人死了，不在床上落气，否则死后就要背床。母亲快要去世的时候，我们就在地上铺一把谷草，把她从床上抬下来。葬礼上，又唱了几句悲词孝歌——
某某老人死得苦，
在世讲五又讲六……
这要用本地方言来唱是押韵的，而缉光老人用深沉、沙哑的嗓音一唱，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可惜听众只有我一个。听着听着，天又黑了。长寿之夜像一只转经筒，把我转入不知哪一本经书，经文写满祈祷与祝福。
天光放亮的时候，我和缉光老人又先后出现在桥头茶馆，这座由枯木老树支撑的棚棚，布满了波光、帆影。不知为何，与长寿老人一同坐在这里消磨时光，看不见的青藤就会缠绕四周。老板娘过来添茶，笑道：“你又来了！”我向她问好。她又说：“我们没办法，坚持到最后。”而此时我才忽然意识到，桥头茶馆，坐在这里喝茶聊天，眺望长江，对我来说，也是最后一次了。
“这里从前什么样？”我习惯性地问道。
老人们说：“这地方以前是老电影院。这里从前是老城区河街。河街，顾名思义，就是临河的街。街上是石板路，街边土房子、木头房子都有。这里下去是面粉厂，那边是化工厂，从前的红卫化工厂，国民党时期是一座兵工厂……长江修三峡大坝，这里的土地淹没了大半。”老人说话时，我怅望四周，感觉大地在水上漂移，仿佛时光流转。
三洞村居民老张告诉我：“老三洞村的少部分房屋和大部分土地都淹没了，有八九十户居民搬到了缆车站。桃花溪边，水位178米以下的地方原先种蔬菜，现在属于‘风浪区’，不准种地，也不准修房子——可以防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其实，在座的谁不知道，洪水已经来了，无声无息地从脚下涌起。我们仍坐在这里喝茶，谈论着山前山后的柑橘树、桃花溪，而就在身后的这座山上，散落着先人的墓地。听老人们说：“五几年的时候，没有火葬场，人死了就在山里埋——找个风水先生看地。穷人家就用石头简单码一个坟；有钱人家，还会立碑刻字，还有碗棺——那时候没有水泥，就用糯米刮平了，连饭带碗，挨到摆起……”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直到中午，缉光老人又请我去那家路边小餐馆吃豆花饭，喝白酒，在炎炎烈日下说起往事，也不知是旧话重提或生命轮回。酒力在阳光里变得软绵绵的，我不敢想这是最后的告别——缉光老人还坐在阳光里轻举酒杯，翘着山羊胡须侃侃而谈，我忽然起身道别，感觉相当残忍。
烈日像波浪一样拍打着车船，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我又来到石沱。
水深潆洄者曰沱。石沱更是如此，深深的漩涡在洄水里，人心中。
走上高高的石沱，放下行李，便冲了个大下坡，直奔旧城。石沱旧城，只剩下半个，原先的码头、棚棚已整体没入江中——那些盛大的芭蕉树，树下的土屋、黑瓦白墙和墙上蛇行的裂缝，仍隐约浮现在水里、印象中。好在身后还留着一座小山坡，坡上的旧屋完好如初，里面的生活也是如此，隔着老远就能感觉到。有如回家时会放慢脚步，或在院子里先转一圈；十年后重返石沱，我并没有径直走向田茂祥老师家中，而是先在码头上小坐；何况远远就看见一位渔翁头戴草帽，正独自坐在岸边垂钓。
江水灰蒙，岸边布满砾石，而新生的草坡已现出一道道沟壑。江水上涨，水土变得很不稳定，各地常出现山体滑坡。
“这里原先什么样？”我远远问道。
“原先这里都是房子，全拆了，石沱老街，全淹没了，都搬到新城那边去了。”渔翁慢慢说道。其实我是知道并亲眼见过的，之所以明知故问，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端端的一座古镇，就这样眼睁睁沉到水里去了，无声无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怎么办？除了坐在江边听渔翁诉说——
“我叫杜兴江，老家在对岸的镇安，结婚后才过来的，镇安江边的老房子也都淹没了。”杜师傅说，“原先跑水上，现在退休没事，就在这里钓钓鱼。以前有黄腊丁、肥团儿、鲢鱼，现在都钓不到了。你看么，一下午才钓到一条虾。”果然，旁边的铁桶里，那条虾正独自游来游去，孤单寂寞。眼前灰白的江水，风平浪静。
我仔细询问，杜师傅就告诉我：“我父亲叫杜书容，也是拉柏木船的。涪陵最早有个‘短航社’，后来改成三峡轮船公司，早就垮了。我原先就在轮船公司上班，跑‘涪州号’，先做水手，后当驾长，上走宜宾，下到上海。我们公司还有‘山’字号系列的大船：像‘黄山’‘衡山’‘岷山’‘燕山’。我跑船二十多年，2006年（公司）买断（工龄）。从前跑船的都各走各的，你走哪边，我走哪边，根本都不知道了。”
我说这些客轮，我大多都坐过的，并打听“巴渝号”的女船长张刚敏。
“原先见过的，后来就不知道了。”杜师傅说，“石沱人现在都坐车，没得船了，都是本地的，出去打工，或者上重庆买东西。原先是船运货，现在车子去车子来。这两边原先都是沙坝。”杜师傅又指着江水说，“现在水涨上来，水底下就在这一截，是原来的搬运社，老年协会茶馆……”
顺着杜师傅手指的方向看去，我这才发现，当从前真实的地域消失，两个同样亲眼见过实景的人，他们的记忆，很少有完全相同的。而即便如此，你还在寻找消失的世界，这又是为何？因为它们曾经存在，就一直存在着，无论在眼前或记忆中。
天黑前，告别了杜师傅，走进河坝废墟，望着开裂的草坡上，摇摇欲坠的旧木楼，棕色的楼板，窗门敞开，岩壁上的青藤一直爬到窗口。我正在拍照，迎面走来几个儿童，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其中一个女孩手捧着一只硕大的乌龟。我上前询问，他们说是刚在江边捉到的。那只大乌龟探头探脑的，看上去至少有两三百岁了。而后，我又向他们打听田茂祥老师的住处。小姑娘说：“走么，我引你去。”
我跟着他们走上高坡，在一片布满青苔的岩壁上，又看见那熟悉的题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记得上次田老师告诉我，当年发洪水，水就涨到这里，没到黄金娘娘的脚面。而就在这方岩壁之下，从前的小卖部门前，我又见到田茂祥老师，他正靠在一张旧木椅上歇凉，我一眼就认出了。
“田老师，”我喊道，“一晃十多年了，您还好吧？”
“不行了，快报销了！”田老师说。
“不会不会。”我说，“看您还和十年前一样。”
“我都要死了，等到要落气！”田老师开口就没有好声气，把身边的孩子都吓跑了。而趁着天光，我给田老师照了两张像。他先说：“你照我做啥子？没意义。”随后又说，“来么来么，我俩照一个，死了好做个纪念。”我听着有些心寒。
而说起从前，田老师又转身去小卖部拿来一个本子，里面贴着他母亲和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总共五六张。下面还记着这样的文字：“母亲钟成淑，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于涪陵下甲斑竹林生长，于1978年10月在石沱商店退休，1985年1月30日上午10时，在石沱老街榨子口团转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田茂祥，生于1929年，1948年毕业于涪陵公立农业中学，当年夏天，家庭没能力再送我升高中，经四舅同乡周慧若介绍，步入社会，在重庆贸易公司当学徒，主要学会计，专跑银行，以期结算……”而再往下看，居然还有一封我2003年12月10日写给田老师的信和寄去的照片。
“这些我都保存好的。”田老师说。而当我继续询问现实历史、石沱掌故，田老师却避而不答，之后又说：“上次你来，我以为你是个骗子。你留下地址，是中国人民大学，后来我托人去打听，是有这么个地方。”停了一会儿，他又拿出一叠打印材料。我打开一看，是一首颂建党九十周年的长诗。
“这个材料我很器重，你拿起走。”田老师说。
我说：“好。”就收下了。说话间，一个眼神忧郁，皮肤黝黑的汉子从石阶走上来，我起身迎上去，大叫一声：“刘玉强！”正是刘玉强，我问他还认不认识我，他说：“忘了。”我反复提醒，他还是摇头。我又说：“你还记得么，十年前我来过的，那天下午，我们还一起去那座老房子，见过你父亲，老房子的土墙都已经裂了。晚上我们又一起在棚棚里喝酒，喝到一半，你女儿冲过来硬要把你拽回家。你说你要掌她，旁边的一个人说你掌她一下，我掌你两下……你还记得么？”
刘玉强摇头说：“不记得了。那个人可能有，现在没在这儿了。”
我又问：“老父亲还好么？老房子还在不在？”
刘玉强做了个闭眼伸手的动作，说：“他病死了，死了七八年了，就葬在官山，专门埋死人的地方。老房子也不在喽。”他又转身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黄桷树说：“树下面那一截，原先都是老房子，全都拆了，拆了好几年了，现在是洪水季节么。隔这里两三公里，要建一个码头，一家炼油厂，就在青岩子那边，属于重庆海龙石化有限公司。”
我问：“会不会污染环境？”
“这就不知道了。”
“家里还好吧？”我又问。
“还好。我现在在涪陵九中做保安，今天才回来，路上一小时，只要5块钱车费。现在都是坐车，没有轮船了。你那个时候来，有轮船的么？”
“是的。”我又问起他女儿的情况。
“女儿叫刘巧，1987年出生，重庆师范学院毕业，现在当了小学教师，教数学。”
“她还管你么？”
“还管。”刘玉强笑道，随后他话题一转，问道，“你给我们写的文章没有发表出去么？”
“历史方面的发表了。”我说，“没有给你们惹麻烦吧？”
“没有。”刘玉强说，并用惶恐的目光注视着我。
“真是的，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
“你从前没有络腮胡，现在有络腮胡。”刘玉强说。
原来他记得我。而当我要给他拍照，跟他照合影时，他都摆摆手说：“不要拍照。”我只得放下相机。
“你变买相了[8]。”田老师说，“你还没退休啊，老伴在哪儿？每个月给娃儿寄好多？”
我只有苦笑。这时，刘玉强走了，顺口说了句：“等下到我那儿去耍么？”
我说：“好。”我很想和刘玉强一起去喝酒，可还是留下来。
“你知不知道，死人要做309？”田老师开始考我了。
“不知道。”
“3就是上山，0就是烧灵，9就是要吃一顿酒，请四方宾客，表达对死者的哀悼。”田老师说，“我们这里还要花钱请人做道场，请道士来给你写祭文，说你一生的苦啊累啊，怎么死的呀，来怀念你。然后就给你烧纸，烧袱子、孝花这些，我们这里是在附近地区烧，这是重庆乡里的习俗，也有的在墓前烧……”田老师说着，又回去拿来一份资料。
“你不是问石沱从前的事情么，我写的材料交到政府去了。这些资料都是从石家家谱上摘录的。”田老师说，“石沱为啥叫石家沱？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达了全国迁徙令，就像现在的移民潮，把南方一些民众北迁。洪武四年，就是湖广填四川时，那些移民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过来。石沱的入川始祖，是石姓四兄弟，金宝、银宝、谷宝和顺宝，由贵州转湖北，由利川入川，后来死的时候，就葬在五龙的石沱坝——棺木抬起走，杆杆断了，埋的地方就叫断杆坟，在五龙。他们几兄弟来在石沱插栈为业：金宝迁到石沱的腊月浩，银宝占石沱的木根铺，谷宝占韩氏镇，顺宝在忠州、万县那边。到清朝康熙年间，石沱还是一片荒林，没得地名，只是门前这一片叫竹林滩。后来因为这个地方石姓较多，当时就叫石家岩，后来因为韩氏镇慢慢衰落，就从那里迁过来，改称这里为石家沱。石家沱地方荒凉，没得场镇，人来人往不方便，就请人来推过河船，推过去，推过来，那边叫高家镇，这边叫石家沱，后来石家沱又改称石沱。我们家现住在石沱镇团结新区八组，原先在横街。解放前夕，土匪抢街，什么都抢，鞋子、布片，抢了叫他们把门开起，表示这家已经抢过了。1949年减租推押，清匪反霸，枪毙得多。”
正说着，就听旁边几个村妇正在议论，说不能乱讲，讲了也不起作用，是望空吹。上头都是贪的，你说起啥子作用。“就是，不能乱讲，讲错了，他个人要遭殃，笔杆子杀人快得很。”然而，她们还是在一边说，一边讲：“我们都晓得这个人是你，他非说不是……”
我问是怎么回事，妇女们七嘴八舌，总算说出个眉目来。而就在这时，田老师转身走了，并丢下一句话：“这些事情，莫去讲它。”
可我还是留下来仔细倾听。按妇女们的话说：石沱有一户人家，母亲叫王寿福，是三桥上面的人，家里有四个儿子，其中有前头门的儿子，也有王寿福自己的儿子。前头门的儿子给王寿福买了保险，之后就把这个妈（继母）弄到南充那边摔了——妈不在了，他就可以得保险。但五年以后，这个妈又找回来了。有一天，孙子正在玩耍，就说：“妈，河边那个好像我们婆婆哦。”但是，妈妈回来，家里两个儿子都不认她，只有三儿子说：“你们不认，我来认这个妈。”可他们不许。那年我们都在屋里，来了好多记者哦。所有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说这个人是他妈。她还晓得家里灯在哪里，喂的猪在哪里，一路走上去，她都找得到，还说这是我大儿子的房子，那是我幺儿媳妇的房子，她都搞得清楚。一个老头问她丈夫：“你自己的老婆怎么不敢认喽？”他说：“我不敢认，是怕认了儿子不要我。”后来，丈夫死了，这个老太太又被车子装起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一切都是假的！”妇女们控诉道，“那个老太太又被拿去摔了，连自己的儿子都是假的！”
看她们义愤填膺的样子，我不知说什么好，而想再去找田老师，他已经回家了，他的家就是他的小卖部，门虚掩着，我也不好去推敲。这时，妇女们好奇地围上来，要看我手里的材料。为了打消她们的疑虑，我索性大声说：“你们听，这是田茂祥老师献给建党九十周年的诗歌——
红旗飘飞指航向，人民救星共产党。
建党九十周年到，欢庆锣鼓震天响。
回顾党史意义大，千秋万代记心上。
翻身不忘共产党，万紫千红幸福长。”
念到这里，我问：“要得不？”
“要得。”妇女们说着都散去了。一时间，我被晾在青岩之下，小卖部前。回头望，落日沉入灰茫茫的江水，整个石沱都暗下来。
傍晚没有着落，又想起刘玉强，他不是让我去他那里耍么，何不信以为真？这样一想便一路打听，找到刘玉强的住处，一幢旧公房的二楼。原来玉强回家之后，就和妻子，还有另一个亲戚一起，准备了一大桌酒席等着我。而我一进门，顾不得寒暄，就直奔阳台；阳台正对着长江，整个石沱尽收眼底。如杜甫诗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原来你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呀！”我说。
而玉强笑着不说话，只是给我频频斟酒。玉强一家，妻子连同亲戚朋友，其乐融融。席间，我们还和玉强在涪陵教书的女儿刘巧通了电话，十多年前那个气势汹汹的小姑娘，如今变得成熟干练，但语气中，仍听出她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心存疑惑。而即便是在家里，我给大家拍照时，玉强兄还问：“照片你采去做啥子？”我说：“做个纪念。”
临别前，我们约好明天再聚。玉强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玉强再度出人预料，他没有来，也不知为什么。石沱水深，差点儿又将我淹没。临行前，我精心安排的一场盛宴，谁知邀请的人，一个也没来。刘玉强没来，田茂祥老师也没有来。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拜访田老师，却被他晾在小卖部门外——门虚掩着，能看见他就坐在里面，可无论我怎么喊，他就是不应，也不出来。我又坐在门口等，等到近中午，田老师还是不出来。我猜想他是害怕我写出什么，给他惹麻烦。而确切地说，我已经给他惹了麻烦——之前，不止听一位老人说，他当年“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发配回乡，而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和许多人一样，田老师遭受了很大的冤枉和委屈。我等啊盼啊，他还是不出来，我只好转身离开。我为自己曾经的“道听途说”感到遗憾、抱歉，同时也为田老师的固执己见，至今生活在旧时代感到悲哀。石沱水深，当我转身离开，恐怕自己不会再来了。
石沱水深，一个漩涡又将我卷入昨晚，从玉强家出来，我已经喝醉了，上山下坡，走进一片竹林；月色清朗，照进幽静人家。一位老先生正坐在芭蕉树下乘凉，看上去似曾相识，好像在蔺市见过。果然，老先生告诉我，他就是蔺市人，老家在酒井，他叫瞿仁贵，1939年出生——“从前在蔺市竹器社工作，与妻子分居几十年，妻子在石沱这边种庄稼。我认识蔺市的老银匠郑易成、老年协会会长杨昌禄，还有老船工方应洪，方应洪儿子喊我干爹……”
我们坐在芭蕉树下聊天，越说越近，可惜认识的人中有些已经去世，还有的也不敢说还在不在。而后，瞿先生又说起曾在梨香溪砍竹子、放筏子，三根竹子一转[9]，两转为一大转，十几二十转一起溜下去……月光之下，我又看见昔日年轻的身影，站在竹筏之上，顺着银色溪流奔腾而下，直入长江……酒醒之处月光如水，原来那些人，那些地方，再也见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