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七卡从小同班，新兵连后，我们又在一起了。
部队的伙食太养人，我们长得比猪还快，才两年，我们都长到了原来的两倍大，七卡一百五，我一百六，而且下半身的份量明显增加，整个夜里都得大睁着眼数羊。如果不是已经树立起了高尚的情操，我们肯定会天天趁黑摸出军营去。我们是普通军人，普通军人必须有军人形象。我心里渴望着发生点什么事，而且隐隐约约的觉得有什么要紧事要发生了。
该来的事总是要来的。军区来挑人了，要最好的战士，是战士，不是兵，我和七卡都被挑中了，我们相互望了一眼，挺直了腰板。
要打仗了。到了新连队，我发现全连都是和我们一样硬梆梆的家伙，个个翻墙上树如在平地跑路。我们要到南方打仗去了，我们是尖刀连，新连长说，我们全连都是闽南人，上了战场我们只讲闽南话，对，就是要让敌人听不懂。猪仔也来了，猪仔是刚入伍一年的新兵，他是自己要求来的，为这他还动用了他老爸的关系，他老爸是我们地委的专员，他还写了血书。猪仔的年纪比我们大，可猪仔的眼神比我们嫩多了。猪仔见到我们俩时手脚都不知放哪里好了，一味的红了脸傻笑。我和七卡扑上去，一人给了他一拳，然后，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差点把肚子里的水也挤出来。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和七卡整天在海澄数街上的石板，数了快一个月了，还是没能数清楚，因为海澄街太老了，太长了，整条街铺的全是石板，而且我们的努力总是被一些无端的事情所干扰，比如女人摇晃的胸部啊，路边有事没事就叠一下的公鸡母鸡之类。那时，七卡就喜欢看女人扭来扭去的屁股，特别是公社广播员高青花的，每次都要看得俩眼珠子齐齐爬到眶外来。当然，我也喜欢。高青花的声音和身子都像水蛇，泼拉拉的，看了听了让人睡不着，满鼻子都是雪花膏的香。有次高青花回头冲我们笑了一下，我的脸“哄”烧起来，大火燎到似的，想钻进脚下的石板缝里去，一看七卡，他的眼睛翻上天去了，脸红得跟煮熟了的大头虾没啥两样——天上什么都没有啊。
按理说我们应该坐在教室里。因为我们海澄中学的校门口漆有两行大字，颜色鲜红，左边是“世上无难事”，右边是“只要肯登攀”。是副对联，没有横批。可海澄中学不让我们上课，严格讲是高青花的大哥高青山不让我们上课。高青山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兼校党组成员，形象很正面，高大威猛。他天天要我们树立远大理想养成高尚的品格，开大会讲，上课也讲。可他自己经常摸女生的屁股，也摸我们语文老师胡红英的屁股。胡老师不喜欢我们，她厉声说，船民！泊水！！曲蹄！！！
我们老家是一条条的小艇子，就泊在月港的水面上，我们那叫连家船，和江面的浮萍一样，没有根，但干干净净。不巧的是陆上的人恰好一直不肯接受我们，一碰面总是嗤着鼻子用下巴颔看我们，他们叫我们泊水崽，他们睨着我们的腿说，曲蹄仔！好像我们是和蚂蚁差不多大的动物。
谁喜欢被人看不起呀！所以有天七卡上语文课时画了两小人，光溜溜的，一个头发长一个头发短，额上都有字，长发“胡”，短发“高”。画有标题，叫“胡搞”。我看到两小人的尿尿部位很夸张地链接在一起，忍不住放开了喉咙大笑……后来高青山就来了，他说，一，开除，二，自动离开，选二还是选一？我们没有理他，我们把书包甩上肩头，一前一后走出了教室。那时是农历三月，春暖花开，阳光好得要人的命。
春天一款腰就扭过去了，夏天不由分说地涌到身边，劈头盖脸压下来，心里猛然烦了，把握不住，很不踏实。人生是不可以太过空虚的，我们总得找点事做啊，有些人活着是需要理由的，比如我，比如七卡。上班是不可能的，街上的每间屋里都有找不着工作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天天数石板总不是办法。我们必须树立起形象来，我们要做有影响力的人。
有影响力必须有创意，要坏，不能做好人，要做下坏事来，并且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街尾的四阿婆。四阿婆是个五保户，四阿婆把她家的米袋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睡觉都要拿细绳扎了扯在掌心里。七卡趁四阿婆午睡时猫进去，嚓，剪断绳子，将米袋大大方方扛到街头去，卖给光棍老溪。那一段日子，老溪正和一个凤阳女人及她的两个儿子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老溪给了我们钱，钱不多，但足够我们买上一瓶高梁酒和半斤五花肉——我们没有肉票，难免贵一点。我们飘到月港的江滩上，野炊，拥抱大自然。回来时，我们走出了蛇一般的步子来。可是我们的口袋里还有钱，怎么办？七卡说，我，我，我有办——法！
我们把买来的饼干塞到四阿婆的手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米再也回不来了，连米袋也回不来了。四阿婆仰起没有眼珠的眼：“好孩子！你们知道我的心思！我三十年没吃过饼干了，想得慌！可就是没胆子拿米换饼干，我怕人家闲话。这样活着有啥意思？三十年吃不上两回肉。嗨，吃上一顿饼干，我死了也心甘。你们看，你们看看，我的嘴……”
四阿婆的嘴里一颗牙也没有，黑洞洞的，四阿婆的房子也黑洞洞的。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失望也是黑洞洞的。
隔天就要上前线了，动员会开得轰轰烈烈花花绿绿。团长说，立功去！团长说，保卫祖国母亲！我们在团长的带领下，都喊了口号，喊得很大声，轰轰隆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