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黎又嘉、方曌
19世纪末的东京不仅仅是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新日本之都，也希望借日本的开放和强盛成为新的亚洲之都。1896年，13名来自大清朝的留学生踏上了这片土地，自此以后，无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涌入这里。另外一个巨大群体来自刚刚在日本的干涉之下获得所谓“独立”的朝鲜，他们进入日本政府主导、资助的各种教育项目，他们是帝国之手。
彭西：西班牙文《孙中山传》作者
为孙中山立书著传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12年就有一本西班牙文写成的孙中山传，题目起得相当响亮，《孙中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Sun Yat Sen：el fundador de la republica de China）。而此书的作者正是和孙中山在日本结缘的菲律宾革命者彭西（Mariano Ponce）。
1898年6月，正是戊戌变法肇始、上海亚细亚协会初立之际。而这个月的29号，33岁的彭西就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十七天前，埃米利奥·阿奎纳多带领菲律宾革命党，趁美西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在夹缝中成立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彭西此行，正是受阿奎纳多之托来争取日本的支持，并意图为菲律宾独立军购买武器。为低调行事，他先在外国人众多的横滨落脚，先通过在那里的菲律宾侨人联系到日本帝国议会的官员，但要求并未被采纳。8月美军攻入马尼拉，12月美西巴黎条约中，西班牙更拱手将菲律宾让于美国。刚脱狼窝，又入虎口，独立军购买军火更成为第一要务，而远在日本的彭西却苦求无门。
这种情况持续到1899年三月，彭西遇见了孙中山。彭西与孙中山的相识，一说是在犬养毅的晚餐会上，一说是通过在日本律师平田兵卫的引荐。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Under Three Flags：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Verso，2005）.根据M.L.T Camagay的说法，1899年冬彭西与孙中山在犬养毅的晚餐会上初次见面。但考虑到1899年7月就发生了布引丸事件，此种说法有待商榷。不过彭西确与犬养毅有过接触。不论如何，孙中山之前悉闻阿奎纳多起义之时，就早有意与菲律宾党人联合。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此时终于与彭西相识，一见如故。两人年纪仅差两岁，又都是放弃从医转而革命，当下一拍即合。孙中山为彭西引荐了大陆浪人宫崎滔天。三人商定孙和宫崎为菲律宾筹得军火，而彭西作为回报赠予中国革命党人十万比索作为革命资金。孙中山把这笔钱拿来在舆论阵地上做反保皇派的宣传。
另一方，孙中山和宫崎滔天则通过犬养毅找到时任众议会议员的中村弥六，通过他的关系从德国商人手中暗中购置了一批军火，又从三菱公司购得一艘名为布引丸的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交易虽机密进行，但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未反对，只有外务省出于对美关系的考虑有所疑虑。转引自M.L.T Camagay，“Mariano Ponce：Emissary to Japan，”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8，no.1-2（1999）：101-15.布引丸载着军火和一批志愿援菲的日本志士和工程专家同行，由长崎出发，准备绕道中国以避人耳目。然而时不与人，船才航行两天，就在浙江马鞍岛海面触礁，包括宫崎滔天好友高野义虎、林正义在内的19人遇难。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三十三年之梦》，又作永野义虎或长野义虎，林政文。出事当时，宫崎滔天受孙中山之托正在前往广州视察革命情况的途中，惊闻噩耗，还去和流亡香港的另一名菲律宾革命委员加利卡诺·阿帕西布雷（Galicano Apacible）碰了头，两人沮丧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彭西更是心灰意冷，引咎辞去了共和国日本代表的职位，辗转香港，和加利卡诺商议后续之事。1900年1月，彭西在香港再遇孙中山，重托孙中山试图购置第二批军火援菲。但此时日本当局受美方压力，对东南亚革命党人态度已不再暧昧，而是暗中阻挠军火交易，终究还是未能成行。
不过并非所有的军火都随着布引丸葬身大海。孙中山购置的第一批军火之中有一些留在日本幸免于难。1900年，孙文和宫崎滔天征得彭西同意，试图调用这些军火以支持兴中会的惠州起义。当时惠州已经事起。郑士良率领的义军以寡敌众，但并没有听从孙中山分散队伍、避免与清军接触的建议。之所以铤而走险，就是寄希望于弹药武器的及时补充。事起突然，孙中山在台湾的各项准备还未就绪，只好求助于彭西调用这批军火应急。然而派去提取军火的义士到达仓库之后却只发现一堆废铁，原来军火已疑遭中村弥六倒卖。没过多久，义军弹尽粮绝起义失败，这是后话。
虽然军火事业屡遭失败，彭西的东京生涯并未因此完全黯淡。他在日本媒体上意气风发地“笔战”，频繁与“太阳”“东方”“开化日报”等主要日本主流媒体联系，反对美国的殖民统治，宣传菲律宾独立革命和《马洛洛宪法》。除此之外，正像很多革命英雄物语中必不可缺的桥段一样，这位流亡者还与爱情不期而遇。彭西在日本遇到了同为流亡者的朴泳孝。朴泳孝是李氏朝鲜哲宗的驸马，曾游历日本，受明治维新影响极大，与金玉均等人同属开化党，支持朝鲜现代化。1900年朴泳孝意图发动政变废除高宗，事败后亡命日本。而彭西与友人的书信中，毫不吝墨描写的，却是这位朴泳孝的女儿。这位韩国公主，明眸皓齿，肤若凝脂，短时间就能自如日英双语交流。这位为国流亡的菲律宾志士，此时字里行间都是普通男子为世间之美所倾倒之情。不过，1907年彭西返回菲律宾时，旁边站着的不是这位韩国公主，而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女子，和他们之间的两个孩子。
潘佩珠：从保皇党到革命派
彭西只是为20世纪初的东京所吸引的众多亚洲志士之中的一个。因相似缘由造访日本的东南亚革命党人还有越南的潘佩珠（Phan Boi Chau）。身为越南维新会创始人之一的潘佩珠抵日是在1905年6月，正值日俄战争僵持之际。越南维新会旨在通过革命脱离法国殖民统治，此番派遣潘佩珠赴日目的与几年前的彭西如出一辙，希望从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汲取力量，并获得日本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初来乍到的潘佩珠不识日文，少时又深受戊戌变法和梁启超思想影响，因此抵日不久便寻得梁启超，通过他见到了犬养毅和大隈重信。让潘佩珠略感失望的是，这两位明治政治家因不愿与法国公开为敌，拒绝了对越南的直接兵援，并奉劝潘佩珠在日本局势稳定之前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大隈重信倒是提议让越南人赴日留学，以曲线救国。William J Duiker，“Phan Boi Chau：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no.1（1971）：77.心灰意冷的潘佩珠之后与梁启超几度笔谈，两人境遇相似，推心置腹，认识到求日本政府援助之不切实际。但潘佩珠还是采纳了大隈重信的意见，又接受了梁启超的详细指导，用中文写就《越南亡国记》《海外血书》《新越南》《劝国人游学书》等著作，后翻译成越南语在越南推广，“以文书鼓励青年出洋留学”《潘佩珠自判》，转引自刘先飞，“东游运动与潘佩珠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南亚研究，no.05（2011）：69-73。
同中国的康粱一派相似，此时的潘佩珠主张目前阶段的越南应保留君主政体才有利于民族独立。他尤其期望拥立同是流亡海外的畿外候疆柢，而对共和民主政体持保留态度。与此相反，另一名革命党人潘周桢与孙文的路线相似，主张彻底破旧立新。不过二潘1907年在东京会面，摒弃争议，共同发起了越南史上著名的“东游运动”，大批组织越南青年赴日留学。接收第一批越南留学生的是时任参谋本部次长，日本振武学校校长的福岛安正。东京振武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学府，和这批越南留学生几乎同时入学的中国学生里就有后来叱咤风云的蒋中正。当第二批越南留学生抵日时，福岛考虑到对法关系，介绍由东亚同文会以民间交流形式接收越南留学生，规避日本政府与革命党直接接触之嫌疑。受梁启超影响，潘佩珠对意大利革命者朱佩塞·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赞赏有加，主张将启蒙教育与组织武装革命政党相结合，旅日学生也组成了越南公宪会，以期独立革命。
不过比起梁启超对潘佩珠的思想启蒙，他在日本通过犬养毅结识的孙中山给潘带来了更加实质的希望。孙中山提议同盟会与维新会合作，不过条件是要越南先帮助中国推翻帝制，之后中国再援助越南反法独立。潘佩珠显然与此意见相左。虽然共识未成，中国同盟会却一直资助越南的在日团体。Duiker，“Phan Boi Chau”. 1908年，潘佩珠与中国的章炳麟，朝鲜的赵素昂，日本界利彦、宫崎滔天等人联合亚洲在日各革命党人一起组成东亚同盟会，但不久被强行解散。如果说日俄战争前后越南革命党人还对日本援越抱有幻想，那么1908年日本与法协定，发布越南学生解散令，不再允许越南革命党人在日本活动之后，这种希望便完全幻灭了。1909年潘佩珠因此被日本驱逐出境。潘佩珠在自传中，引述其日本友人浅羽佐喜太郎的评论：“极鄙日本之政客，即之大隈犬养亦羞称之。谓余曰。彼等对君。阴谋野心家之伎痒耳，”并称“公宪会亡。余知日本之不可恃。专倾向于中华革命。及世界各民族之与我同病者。”转引自“东游运动与潘佩珠日本认识的转变”。离日之后，潘摒弃启蒙教育与保皇立场，转为支持武装革命建立共和体制，与孙文的路线愈发相似。
中村屋的“布斯”
明治末大正初的东京对于潘佩珠而言也许已是伤心之地，但对其他流亡者来说也许又是希望之乡。说起来，这希望倒是常常与美食有关。今天，如果你想在东京去寻访亚洲革命的遗迹，又想顺便一饱口福，那么不妨试试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华料理维新号，1899年在神田地区创业，招牌的大肠盖饭一听就是为留日中国学生提供聊解乡愁之味的。同时，这也是革命志士秘密机会的根据地，蒋介石、鲁迅、周恩来都曾来此寻觅过家乡的味道，而如今它已经是在东京繁华地区有几大分店的料理轩。另一个就是以浓郁咖喱著称的“中村屋”。而这个这道咖喱的配方则来自流亡东京的印度革命者“中村屋的布斯”。1912年12月，R.B.布斯（Rash Behari Bose）在英国殖民当局迁都新德里的典礼上安置炸弹，重伤总督哈丁（Hardinge），英国悬赏捉拿10万卢比要捉拿他归案。但他并不就此安分，1915年2月更是进一步策划北印度叛乱，事败后，布斯经由加尔各答，流亡至日本。和彭西、潘佩珠一样，他也意在通过日本从海外购买军火支持印度独立。布斯自序。Rash Behari Bose and高田雄種，中村屋のボースが語るインド神話ラーマーヤナ（東京：書肆心水，2008）。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大胜后，对亚洲的世界主义革命者来说，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似乎看到了亚洲崛起的希望。但是和十年前彭西和潘佩珠流亡的日本不同，此时大隈重信内阁正与英国斡旋意图修约并建立日英同盟。虽然没有直接回应英国逮捕布斯的要求，但也严密监视流亡日本的印度独立党人。
即便如此，东京仍是流亡者的福地。布斯在这里连遇贵人。而孙中山又一次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布斯是通过已在日本流亡的另一个印度人认识孙中山的。孙中山二话不说，再一次为他的国际友人出力，想方设法从上海入手了一批军火。可惜这一次还是未能成事，事情败露之后，日本政府更是终于对布斯下了追放令。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1915年的《朝日新闻》接连报道了抗拒流放令的布斯和其同志古普塔，采访中布斯声称自己身后是三亿印度人，告诫日本民众三思对英关系，避免陷入危险境地，又称与其亡命香港上海必被英国逮捕不如留在日本。参见《朝日新闻》1915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有关“退去印度人”、“印度革命党员”的报道。有说其中一名采访布斯的是曾经在中国参加过倒袁二次革命的朝日新闻记者山中峰太郎，而采访会面中担任翻译的则是廖仲恺。张承志，“亚细亚的‘主义’”，《香港传真》，2009年1月16日。
认识孙中山使得布斯得以接触到在东京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寺尾亨、头山满、大川周明和押川方义等玄洋社志士均在此列。其实大隈重信并非不支持印度自决，只是认为印度应在殖民统治下取得“自治权”而非独立。与大隈重信不同，玄洋社成员们为布斯不屈英国压力的做法所深深感动。土屋直子，“日印協会にみる近代日印関係の一側面，”史友.，no.42（2010）：101-3.其实，头山满之前就曾援助过另一印度泛伊斯兰主义者——巴拉卡图拉（Abdul Hafiz Mohamed Barakatullah）。Sunil S Amrith,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Modern Asia（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Barakatullah是东京帝国大学乌尔都语教授，与埃及军官Ahamad Fadzli Bey和生于的俄国的鞑靼穆斯林记者Abdurresid Ibrahim一起在日本创办了一份名为“穆斯林兄弟会”（Islamic Fraternity）的英文报纸，宣传以泛伊斯兰主义反对欧洲帝国主义，这一思维逻辑也与玄洋社志士们心中的亚细亚主义不谋而合。
在日本政府对布斯下的追放令最后期限当天，头山满正为具体救援方案一筹莫展，而紧急时刻伸出援手的是当时新宿糕饼店中村屋的老板相马爱藏和妻子相马黑光。相马夫妇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位印度志士的消息，与头山满众人合力将布斯、古普塔藏匿于家中，躲避了政府的追捕。据说就是两名印度流亡者在中村屋藏匿期间，将正宗印度咖喱的配方传授给这里的大厨。后来布斯便一直留在中村屋，在头山满的做媒之下，相马夫妇的女儿俊子还与布斯喜结连理，两人之间还有两个孩子。后来俊子去世，布斯也终身不娶。至今新宿中村屋还因其浓郁纯正的咖喱料理闻名日本，而布斯也以“中村屋的布斯”的名号为日本人熟知。中島岳志，中村屋のボース：インド独立運動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東京：白水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