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礼
“章氏之政治思想乃以深切沉痛而微妙之抗议也。”
——萧公权
纸上日本
说起来章太炎在公众舆论甫一亮相，发表人生最早一篇政论说的正是日本，即《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此时章太炎29岁，没有去过日本，甚至没有出过浙江，已娶妻并育有一女的他到上海加盟声名鹊起的《时务报》，理想之外谋生色彩颇浓，和天纵英才的报馆主笔梁启超相比，亦可谓籍籍无名。若不是此前给姻亲关系的报馆总理汪康年去了一封自荐信，他可能还要继续待在闭关八年的诂经精舍里，继续做名儒俞樾的弟子。
此时的章太炎不知道自己不久将成为日本的常客，却一反常态地呼吁中日结盟。发表于1897年第十八册《时务报》上的《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反甲午后国内“联俄制日”的主流意见，警告这个以夷制夷的策略找错了真正的敌国，在他看来中国之患正是俄国，日本则应成为学习对象，亚洲的历史有望在中日友好的基础上掀开新的一页。
上述言论日后被认为是“大亚洲主义”思想源头之一，不过刚刚走出书斋的章太炎此时除了传统士人的改良思想外，尚无各种真正意义上的“主义”。事实上，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批评，由于一开始即带有很强的建言色彩和襄助政府的面相，这种合法性使得外交题材成为早期知识精英最喜欢的批判话题，它不仅有着较大的话语安全空间，也符合中国文人纵横捭阖、指点天下的古典传统。
比之康梁全面政治改革的急切要求，1897年的章太炎显得稳健而保守，也缺乏系统的政治诉求。此时他所认为的问题，是中国统治者没有善待知识分子，如果能将这一点加以改善，国家完全可以在政府主导下自强起来，而立于传统纲纪基础上的“兴学”和“教民”不失为爱国救亡的重要途径。因此当务之急是所谓“以革政挽革命”。这种想法还体现在章太炎刊发于《时务报》上的另一篇言论《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
数年之后，章太炎多次往返中日，不复再有上述“改良”的美好期待，苏报案出狱后更是长期流亡日本，成为一名著名的革命鼓吹者。这位国学家的各种言论，显然对革命派来得正是时候，毕竟其汉民族主义思想的建构和发挥，显得更加权威与深沉，对异族统治者形成了一种有力的挑战话语，亦使得暴力抗争的正当性大为提升。
不过这一切的发生对章太炎来说，首先是一堆生活中的各种意外遭遇，这给了他彷徨、苦恼和新的自由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现政权的疏离与抗争，不能不说是官方对其多次“放逐”和追捕的结果。
放逐
章太炎惊弓之鸟般的出逃始于戊戌变法后的政治清算，那时的章太炎只是政治上的一个边缘人物，在政治动荡的1898年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行动，主要工作是主笔不温不火的《昌言报》，后者是《时务报》同仁内讧后，汪康年与康有为对抗的一个产物，前者在《时务报》改为官报后，不甘心被挤出局而“新创”出一个报纸，不过只办了十期便无疾而终。该报第六期后戊戌政变爆发，章曾以化名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公开对这场改革的牺牲者表示同情，这篇刊发于1898年10月20日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政变的影射和讥讽。
可能是这个原因，章太炎上了官方惩罚名单，不过此事更像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言，它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际传播而成为“事实”。最早的消息来自浙江瑞安人黄绍箕，这位翰林院侍读学士告诉了孙诒让，后者迅速告诉妹夫宋恕，宋恕转而传递给陈黻宸。经过上述浙江知识共同体的传播和敦促，章太炎半推半就地踏上了第一次流亡之路，出走台湾。1898年12月4日，台湾日治时期第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在章氏到达次日即宣告其加盟。章太炎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没有公开的黑名单影响下，人生轨迹在此拐入一条幽暗晦涩的通道。尽管此时他对革命没有兴趣，但一条反体制的政治道路已经隐隐展开。章太炎身边那些同情改革的朋友们，虽有各种不满，但日后则基本成为体制内的精英：陈黻宸1909年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正议长，宋恕曾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孙诒让在立宪展开后任学部二等谘议官。而章太炎追随两次办报的汪康年，虽转而成为一名职业报刊批评家，但政治上却日趋保守，因坚决反对革命，此后被革命派多次撰文批驳。
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早期改革倡导者，和那个时代多数的传统士人一样，首先是体制内的受益者，然后才是对其的不满。章太炎日后借以鼓吹革命的种族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多少知识精英共鸣，在新政和立宪的期待下，后者刻意回避着汉民族主义。就章太炎而言，虽然其故乡浙江是清朝入关后中国内地抵抗运动最持久和激烈的地区之一，清朝政权下著名的文字狱当事人也多为浙江人（仅雍正一代就有汪景祺案、查嗣庭案等名案），为此厌恶浙人的雍正甚至单独设立了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为其他诸省所无）。但他日后经常宣称的少年时代种族思想却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式重构，比如人们注意到章氏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早年读《东华录》以及外祖父朱有虔对其华夷思想的开启，但从自定年谱到给报刊、友人的信函，几乎每次回忆都有新说法，其中的年龄与教育内容也大有不同。
直到章太炎离开《时务报》参与创办另一份报纸《实学报》，还时有反对新政的声音，联合创办者王仁俊甚至还写过《改制辟谬》《民主驳议》，因此该报被张元济称为“最足以动守旧者之心”。虽然章与王存在思想分歧，不过他的政治改革态度在《经世报》《实学报》阶段，延续了稳健而略显保守的面貌。甚至直到1899年5月《清议报》第十五册刊发的《客帝论》，虽有着明显的汉族正统倾向，不过却不赞成“逐满之论”，在章太炎看来，满洲之主如果可以退居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发奋图强，即可以为所谓“客帝”，可尊为“震旦之共主”（与客帝相对，中国名义上的虚君皇帝是孔子后人）。这种制度安排似乎可以更加方便地推进改革。虽然立场不尽相同，不过《客帝论》的这个论调与保皇的康、梁有较大“共识”之处，特别在对待予以改革期待的光绪帝上，“客帝论”似可视为对康有为“纪孔保皇”主张的一种正面回应。
章太炎转向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从个人遭遇获得解释。在16岁参加童子试因病未能完成后，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决意不进仕途，从而奠定了体制外知识精英的底色。步入社会生活后，他与现政府的关系基本也格格不入。与张之洞短暂的办报合作迅速告吹，两次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回应。相反，倒是因为支持维新和自立军，被官方通缉多次，多次流亡于台湾地区、日本。据不完全统计，他被迫出走大陆的事因还包括与经元善联署抗议朝廷立大阿哥、出版内有反满内容的《訄书》，以及苏州教书时因抛出《李自成胡林翼论》等政治鼓吹。尽管其中正式的抓捕很少，除了参加中国议会后的那次通缉，这位逃跑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可以悄然往来日中之间，直到著名的“苏报案”入狱。在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后，章太炎为自己的逃亡做了一次总结：“算来自戊戌年（1898）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在《苏报》案后的狱中，章太炎目睹了年轻的革命者邹容死于非命，而后者的主动投监完全因为自己的“召唤”所致。这样的人生经历，自然不同于那些仍在“体制”内外游走的知识精英，日渐激进的转变似在情理之中，为体制所放逐的经历，促使他成为一名激进的政治抗争者和革命宣传家。虽然与革命团体的关系也远非单纯，但章太炎还是选择了激进与不合作，成为改良派最有力的反对者之一。
革命者面貌在1900年下半年后真正形成，1900年7月的《客帝匡谬》和1911年的《正仇满论》可窥其貌。《客帝匡谬》一文充满了从改良向革命转变的气息，对自己此前《客帝》一说的“苟且之心”表示后悔。两年之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1903年）进一步显示革命和民族主义思想趋于坚定，文章开始用了较多笔墨从历史的角度厘清中国境内种族的差异，并以李陵答苏武之“子为汉臣”之句来警醒康有为。当然，这篇文章过多渲染了满汉矛盾，存在相当的主观失实之处。不过这不妨碍此文成为革命与改良论争的重要扛鼎之作。在一系列激烈甚至几近辱骂的言论中，章太炎无疑也迫使自己无法回归体制，而必须充当革命阵营的旗手。
章氏1900年前后的这次转变，激发因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义和团运动。清王朝上层利用民众暴动方式展开的这次排外行动，不仅令中国背负巨额经济负担，也让政府几近“破产”，众多知识精英面临前所未有的危亡感。这种中国沦为“欧美之奴隶”的危亡感不仅针对国家，也包括文化。在1900年7月上海发起的“中国议会”后（又称国会），章太炎曾向革命派报纸《中国旬报》“来书”，称“联军进攻，将及国门。覆亡之兆，无待蓍蔡”。《正仇满论》也流露了类似情绪：“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砦窳，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此外，自立军失败对章太炎有着更加直接的刺激，领导者唐才常此时与章太炎同在《亚东时报》工作。与谭嗣同一起被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虽然名义上为康有为弟子，不过和谭嗣同一样，可算改良派之左翼，自立军虽以“勤王”为旗帜，实质上唐才常已有明显的革命倾向，因此这次行动被周锡瑞认为是“在两湖地区酝酿革命的第一步尝试，也是革命形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不过一边起义一边勤王的自相矛盾还是被章太炎指为“首鼠两端，自失名义”，他明确反对支持光绪。为此当场断发割辫脱去长衫，表示与政府势不两立。在自立军失败唐才常遇害后，章太炎再次被迫出亡，其革命决心此时已是离弦之箭，无法回头。自立军的失败系张之洞镇压，这无疑让章对张之洞、李鸿章等汉族地方大员此前“独立”的憧憬完全破产。之前在《訄书》里，章太炎曾提出“分镇”说，作为对“客帝”的补充，对汉族地方大员寄予厚望。甚至在义和团运动中他还上书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广东独立，无果。如果说义和团让他对清王朝最高层的期待不复存在，自立军的惨境则宣告了旧式维新从温和到激烈手段的全面失败，由此章太炎对汉族地方势力更新政权的希望破灭，《正仇满论》由此慨叹：“革命故不得不行”。
促使章太炎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影响，那始于他第一次的日本之行。
中日之间
由于批评清政府和日本在台湾地区的殖民政策，第一次流亡中的章太炎记者没干多久即遭驱逐。1899年6月，他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在短短的行程中，章太炎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与孙中山首次晤谈。两人的相识，引见者却是梁启超，彼时的梁正在康有为和革命派之间徘徊，他介绍章太炎在横滨共同与孙中山、陈少白见面，据说那次会谈“极为相得”。章太炎对孙氏革命思想颇有共鸣。
首次日本之行仅逗留了2个多月，再次回到中国的章太炎在这一年的冬天参加了《亚东时报》，后者为唐才常主编，次年武汉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慷慨赴死。受到波及的章太炎不得不再次逃避政治风头。此后在朋友帮助下，他曾摇身变为苏州一名教师，度过了一段约一年的学者生涯，却因在讲台上传播革命言论再次受到官方关注，得到消息的他轻车熟路，再次逃往日本躲避追捕。
此时，已是1902年2月。
第二次日本之行，孙中山之外，秦力山等人对章太炎影响颇大，湖南人秦力山此前任《清议报》主笔，此时已转变为革命派，他在1901年、1902年创办的《国民报》与《大陆》月刊，皆排斥保皇而支持革命。章与孙、秦等人“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这次日本逗留时间虽也只有3个月，不过由于参与组织了“支那亡国纪念二百四十二年纪念”，并在会上宣读纪念词，章太炎在留日学生中名气鹊起。
回到上海，章太炎的下一个阵地便是《苏报》，通过这张报纸和激烈言论，他的人生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903年6月苏报刊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在这篇支持邹容《革命军》的文章里不仅大肆鼓吹革命，还公开讽刺光绪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即使处于租界庇荫之下，也终于令清王朝忍无可忍，随之爆发了著名的《苏报》案，章太炎和邹容先后主动入狱，在租界当局的干涉下于次年分别被判处监禁三年和两年。三年之后，获释的章太炎已是名满天下，而年轻体弱的邹容则不幸在即将出狱时病亡。章太炎迅即前往日本主持《民报》，从该报第7期到1907年12月报纸被日本查封，这个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基本处于他的主编之下。
1906年，正是中国科举废除后的第一年，此时的日本不仅充满了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并且正在日益成为一个火药桶，让多少让中国政府始料未及。
就制度而言，晚清新式教育的正式开启时间为1905年废除科举和1906年学部的设立，但新式教育的建立期实际更早，如果追溯到传教士的西式学堂，新式教育甚至可以提前半个世纪。到了立宪运动时期，立宪派议员虽多为传统绅士阶级，不过张朋园认为绅士当中已有20%转向接受新式教育，到了民国初期，领导者教育背景已经基本新旧分庭抗礼。留学教育在新式教育崛起后迅速风行，日本则很快成为最主要的目的地。毫无疑问，中国政治精英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表示了浓厚的效仿兴趣。选择同文同种而费用相对低廉的日本留学，成为很多中等家庭子女的选择。这一点在科举废除后更甚，中国学生来日的数字以令人吃惊的增度快速攀升。尽管统计不同，不过科举废除的次年即1906年均显示为留日人数的顶峰。实藤惠秀认为这一年为8000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更高的数字是12000—13000人（李喜所《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不少于2.5万名留学生在1898至1911年间来到日本，如马里乌斯·詹森所定性的那样，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
在这个地球上罕见的留学运动中，大量中国年青人进入日本，经由后者迅速接触和消化大量西方思想，同时以译书的方式向国内传播。在此之前，中国一直以老大帝国和文化宗主国的地位俯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1660—1867），200多年里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而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仅为4种。在大量留学生和张之洞“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的推动下，留学生从日本转口翻译的西书数量空前。有统计说，“自1896年到1911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据说至少有1014种”，并出现了作新社这样以政治思想为主要方向的翻译组织。创办各种报刊，则成为留日学生的另一主要政治参与方式。国民党元老邹鲁称，“时（1905年）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就影响力而言，远在日本各种激动非常的期刊，并非只是一种遥远的呼唤，多数刊物事实上都将国内读者作为对象。各地留学生纷纷以同乡会的名义出版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四川》等，在国内多地设有代派处，如《浙江潮》每期印5000册仍经常供不应求。《湖北学生界》除在日本横滨，尚有北京、四川、江苏等地设有30多个代派处。通过这些渠道，西方思想和对中国的不满与抗议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
处于改革与革命鼓吹直接影响之下的留日群体，政治立场大体为立宪与革命混杂，但思想呈逐渐激烈之势，与官方日趋疏离，很多转变为革命鼓吹者或同情者。异国的空间和国民身份差异刺激民族主义的速成，朴素的身份意识，起初并不指向排满。但1903年后这种状况大为改变，由于留学生组织的拒俄运动等爱国行动遭到清政府压制，留日群体与官方矛盾日益激烈，爱国主义逐渐转向排满的汉民族主义。在此转变中，章太炎的出现，适当其时。就民族主义的鼓吹而言，他的国学家地位与学养显然为革命派不可或缺，虽然后者此时也是一盘散沙，但没有人反对让章太炎来出任《民报》主编，虽然他的革命观大异于孙文，但双方在“排满”上达成一致。况且此时章太炎已是名满天下。他几乎是在国内外知识领袖的簇拥下从上海高调来到日本，规格之高，流亡日本的改良、革命派人士无出其右。出狱时蔡元培、于右任、柳亚子、熊克武、刘师培、叶瀚等前往河南路工部局门前迎接，这还不包括远道而来的同盟会代表，后者为其准备了预定的船票前往日本。很快，他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人和发行人。一周后，同盟会为了欢迎章太炎，组织了一场超过两千人的集会，正是从这次雨中聚会的演讲开始，章太炎开始了自己的汉民族主义建构，一再“回忆”描述起自己自幼而来的排满意识。
此时的同盟会已成立超过一年，其机关报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更名为《民报》后，与梁启超的论战也已开始了一段时间。“章太炎的加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论战的性质”，即不再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上争论，而是将重点转向指责清廷和所有统治者一样，不可能自我约束、放弃和缩小权力。这看起来颇有成效，尽管梁启超等人在论战中保持了更加理性的姿态，但现实的家国危机和在日所形成的耻辱感，激发留日群体趋向于以更加快速的方式与落后的中国异族政府决裂。况且对众多速成学习的年轻人来说，立宪等西方政治思想根基本不深厚，所诉求的乃是迅速改变自身和国家糟糕的前途。
不过好景不长，章太炎不仅与日本政府发生了激烈冲突，也与孙中山分裂。在1908年10月日本官方以违背《新闻纸条例》第33条（不得作败坏风俗、危害秩序）查封《民报》，章太炎向日本内务大臣发出抗议信，并以“中国革命党”的名义将《报告〈民报〉24号停止情形》的传单向海内外广为散发（包括翻译的英文版）。这让他与日本政府最后对簿公堂，虽然章太炎围绕着中国“革命”传统侃侃而谈，最后仍以《民报》禁止发行、章被罚款115元告终。
与孙中山同盟会主流派的冲突在停刊后迅速围绕着真假《民报》爆发，早在停刊之前章太炎的不满已经流露，因对孙中山收取日本政府资助和使用方面的质疑，章一度将《民报》社内孙中山画像撕下，并寄给香港同盟会成员。《民报》停刊后，汪精卫、胡汉民在未经章太炎知晓后重新出版《民报》，章随即以《民报》法定编辑人兼发行人的身份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将革命者的内部斗争公开。从1909年11月同盟会主流派在香港等地发表的回应来看，后者对章太炎在办报中的立场和“表现”，早有不满，绕开他秘密印刷新的《民报》并非失误之举。这份五点声明几乎全部围绕《民报》展开，其中的焦点是章太炎将报纸据为个人佛学爱好的阵地，而非革命宣传。第二、第三条指责说：“章太炎利用编辑人的身份，以其一知半解、枯燥无味的佛学论，占据了《民报》的大部分版面，简直是将《民报》作为其私有的佛学机关报”，“章太炎创设无神论，以排斥耶稣之道，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稣的机关报，蛊惑人心，莫此为甚”。章对此的回应是，1910年2月重建光复会并任会长。
上述冲突展示了东京流亡者与政治庇护地日本，以及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士大夫传统中虽自古有批评朝政的传统，但这种行动在传统体制内缺乏自由空间，这种空间既是制度也是物理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之下，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士大夫作为人臣的角色不仅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无处可遁的一个“自然”结果。逗留日本的中国知识精英虽然良莠不齐，但皆突然获得了一种意外的身心自由。政治异议分子自不必说，即使那些官费、自费留学青年，与政府的关系较之科举制下，恩主感情也日渐衰减，留学背景虽仍有希望被官方认可为等同科举的身份，不过旧有的精英晋升体系整体瓦解，传统儒家的真理式传播体系处于解体之中，新的知识人为各种新意识形态所吸引。日本和国内租借空间的互相依托，各种新的政治概念得以不断被输入，这些来自西方或日本的政治概念或各种主义很多人并无深刻理解，而是一般被化约为口号式的几个字，多张扬个人权利（如民主、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或关涉社会文明富强，如立宪、社会主义等，却颇能迎合彼时社会心理。因此很多新的政治“观念”很快成为疏离或对抗中国专制体制的思想资源。在这场观念竞争中，官方传统的意识形态日益难敌新的政治理念，流亡日本后转为温和立场的刘师培曾如此评价：“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但日本政府对革命的同情处于摇摆和权衡之中，更无法逾越日本外交利益的底线。《民报》的停刊即来自出访日本的唐绍仪请求，日本外交当局迅速加以积极回应，结果是日本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很快根据内务大臣命令查封《民报》。另一起著名的陈天华投海自杀事件，也源自所谓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后者原名为《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实质上也系清政府要求，借助日本管理东京“不良”青年的构思可以追溯到几年前张之洞与日本驻华公使订立的《约束游学生章程》，核心内容是强化中国驻日公使馆的“约束”能力，如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一条）；以及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四条）等。借此打击激进革命分子的意图十分明显，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公开评论说，清国留学生“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日本方面之所以在1905年11月2日出台此政策，收缩东京对中国知识群体的保护空间转而加强与中国政府合作，有着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地区利益考量，1905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中日关系被广泛地认为进入了一个近代史上少有的蜜月期，而与此同时，革命者却在日本获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双方的冲突显得突出起来。
至于章太炎与孙中山的矛盾，则可谓中国知识精英在日本这个奇异空间交锋与冲突中的一景，他们不仅就革命与改良论战多年，在群体内部也不断产生纷争。由于各方势力的消长与人群的杂处，其中不断上演着忠诚与背叛的故事。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一度亲密接触，几乎被康有为视为背叛师门；鼓吹无政府主义而接近革命的刘师培则因与官方的接触，被很多人贴上清政府潜伏者的标签，章太炎因为与前者的亲密关系，也在《民报》事件爆发后被指责革命态度暧昧可疑，这些矛盾虽一度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题下表面上得以共处，但作为松散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充满了各种政治主张和人际关系的不确定，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后，不同“革命势力”互相角逐酿成暗杀惨剧。性格桀骜如章太炎者，显然更加无法安分守己，在1911年之前即成为主流革命派眼里的另类分子。
革命：“吾家旧物”
久居东京的章太炎显然对西学多有接触，早在《昌言报》时他就润色过曾广铨口译的《斯宾塞尔文集》，主持《民报》时甚至分析过中国是否适合三权分立（见《代议然否论》）。不过总体上章太炎对西方政治持谨慎态度，比如他虽认可进化论，却反对“普遍进化”，提出自己的所谓“俱分进化论”，即善与恶、乐与苦齐头并进同时进化。而西方的自由与平等，他亦在《民报》上撰文表示怀疑，认为这对西方之外的国家来说颇成问题：“创始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而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
虽然新旧思想杂陈，人们发现章太炎头脑中的“革命”、“抗争”、平等等观念并非西方思想的移植，更多地却是源自“国故”。“革命”对他来说，更多的不是暴力造反，而是“光复”故国，他本人是著名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者之一，“光复”即意味着一种回归，对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来说这显然更具正当性。他认为推翻满族压迫，只是为了避免中国最后沦为西方的奴隶，革命是保存中国国粹、延续中国特有文明的有效手段。作为革命理论的旗手，其革命家身份主要是需找革命的思想资源，这其中他将视野更多投向了悠久的传统。章太炎曾在日本向查封《民报》的法官辩称：“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国圣人之言也。”因此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章太炎走向革命之路，原因之一就是“革命是吾家旧物，而立宪的观念，则来自西洋”。这提供另外一种视角观察革命与“立宪”，即革命在中国传统之内具有合法性，而立宪则完全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引入。
虽然在多数时候，作为儒家伦理核心内容之一的“忠”，构成了中国政治伦理中显性和主流的一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乃至百姓失去底线。一般来说，革命所更新的统治者或“反叛者”，如果在个人德性、民心和“天命”诸方面均取得合法性，知识精英并不加以排斥。夏商更替遗留下的“革命”传统，也构成了中国士人的另一个世界，即“有德者宜高位”，“有德者王”，反抗暴君具有合理正当性，在一定背景下革命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被视为符合天命。当君主为“残贼之人”，革命就具有正当性，暴君违背天意即违背了儒家的道统，这为儒家知识分子在发起、响应革命时扫除了心理障碍。
如果说，儒家伦理的忠君思想和推翻暴君的合法“革命”观，构成了一种暗伏的张力，推动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章太炎这样的学者型革命者，面对异族统治者则很容易通过唤醒血腥记忆和夷夏之别来消除传统的忠君心理，将传统革命伦理置换到新的反抗之中，这对他来说，简直算不上多么激进，而是只承担传统士人的道统而已。当然，中国古代的所谓圣人“革命”，与西方的现代革命相去甚远。商汤式革命在中国一再发生，却只是换了新的皇帝和朝代，并没有根本改本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章太炎所要做的是向传统革命观念内灌注新的思想。
另一方面，所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均重视社会秩序，渴望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维系和传承传统文化，这个权威经常就是国家。不同的是，改良派将希望寄托在既有国家的改革上，而章太炎则走出了这一步，将希望托付给更新满族政权后的新国家。改良派希望通过保国来保教，而章太炎的构想则是通过革命来保持他的“国粹”。正因为如此，最初的国粹派经常是那些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
晚清士人经甲午一役，多少都感受到了一种比鸦片战争远为深刻的危机，即文化危机。但对于“保守”何种文化，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与那些“保教”不同，章太炎指向的乃是“国粹”，这影响着他的政治行动。因此章氏将革命界定为“光复”，即光复政治上之主权和文化独立的历史连续性。民国之前，他认为革命是保存中国国粹最主要的手段，民国后则以中国传统对抗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里，章氏仍念念不忘呼吁“保持国性实为最要”。
抗争
在章太炎的世界里，始终杂糅着各种非儒家的思想，在加入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后，显得更加芜杂，他的身上甚至有着反儒的精神，诸如无政府主义（认为凡是政府都是罪恶，不得已而有政府，只是共和政体祸害较轻）、虚无主义（无政府、无聚落、无众生、无世界、个人主义等）。虽然这些思想随着主人公的经历不断变化，并不恒定，但不可能不对其政治行动产生诸多影响。其中不能不提《庄子》对他的影响，这是其“抗争”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认为《庄子》之中的《逍遥游》与《齐物论》分别说的就是“自由”与“平等”。章太炎的另类不仅承袭着庄子的狂狷气质，并且流露了一种带有现代个人主义的抗争精神，在彼时中国这显得十分特殊。在《国家论》一文中，章说过一句经典之语：“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在他看来，个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所生，非为国家所生，非互为他人而生。因此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他甚至认为传统中国虽然专制，但存在着实际上的放任，这是一种“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观的提出一方面显示其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力，也是其自由主义气质的一种投射。他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文章是《明独》，这篇写于1894年的早期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提倡个性解放的重要作品。其中的要旨是，个性解放是孕育新的“大群”的母体，因为“群必以独成”，而中国过去的“小群”是由于不准发展个人的独立性格，而把个人变成家族、宗派和地域等关系的附属物。为此他感慨道：“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将这种个人主义延展到政治行动，在排满的同时，也能看到个人自由的诉求。当然，他的革命观具有书生革命色彩，这一点章本人毫不否认。他曾称：“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交杂着古典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抗争，由于章太炎的“神经质”生理而进一步强化。章氏自称“神经病”，称“所以古来大有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太炎一生笔名、别署很多，其中不少充满了这种“神经病”气质，如章氏学、西狩、陆沉居士、戴角、独角等。以至于弟子鲁迅回忆说，自己“喜欢作怪句子和写古字，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
在一生的起伏之中，章太炎几乎与各个合作者尤其是强势人物发生矛盾。《时务报》时，当康有为弟子麦孟华进入报馆之后，康门的其他骨干如徐勤、康广仁等也在1897年初相继来到上海。他们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激怒了章太炎，后者大骂康有为是“教匪”，康门弟子遂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也导致了章的出走；此后主办《正学报》，章太炎因对张之洞不满写下发刊词后即告离去；台湾期间，则与自己供职报纸《台湾日日新闻》的主办者发生矛盾，而不得不出走日本；主编《民报》章太炎又与孙中山发生了很多冲突，即使在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与袁世凯也是转而反目。上述冲突具体原因各异，不过突出之处是章氏对主流和权威人物的“反动”。狂狷之气固然可以为章太炎赢得一些尊重，但在更多时候，也显示了一种悲情色彩和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萧公权因此评价章太炎为最悲观的政治思想家，“章氏之政治思想乃以深切沉痛而微妙之抗议也”。
尾声：失去的旧世界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时，章太炎正在自己的讲习班上课，数年前开办的“国学讲习会”在《民报》查封后显得更有时间，一批未来的新文化健将在此汇集如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以及周作人和周豫才（鲁迅）。章太炎对革命形势并不了解，直到上海独立，才感到这并非一次黄花岗那样的武装暴动。当他11月15日抵达上海，再次得到各界英雄般的欢迎，一如他离开的时候。
不过章太炎很快再次与主流革命派发生冲突，要害之处在于四处传播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他对谭人凤所描述的“后革命”原则，并不符合孙中山一派的诉求，而更多地受到昔日立宪派士绅的欢迎。对章太炎来说，这其实并非新奇之谈，事实上江浙知识精英主导的光复会，宗旨正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而章太炎的种族革命思想从来也是针对满族统治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更无狭隘的民族报复心理，辛亥革命前他即一直强调，自己的“排满”对象为皇族、官吏和军士，而非邹容所说的要将异族杀光。
呼吁“革命党消”的背后，是章太炎一直对革命组织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不仅在辛亥革命前发表《诛政党》一文，批评朋党政治，暗示难以认同革命党组织为合格的现代政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谓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应该如此理解，即更加专业的执政党应该取代暴力行动的革命党。
为此，章太炎亲自上阵，打算实践民国政体下的政党政治。1912年3月1日，他以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身份，宣布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建统一党。但是统一党所谓的“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随后看起来更像一纸空言，完美的共和政治看起来遥遥无期。更为糟糕的是，一场面对“国故”和传统开刀的新文化运动不久蔚然成风，章太炎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处打碎传统的世界，他在政界所一度享受的荣光，看起来也一去不返，而他所念念不忘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很快风光不再，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