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19日，陈平以马共霹雳州地委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的身份，首次从士林河游击队第五军团大本营来到昔加里营地与戴维斯相晤。戴维斯早闻陈平大名。戴维斯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原本是英国殖民当局警察部专管华人事物的高级警官，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马来亚的共产党（日军入侵之前马共被英国当局视为非法，在地下活动）。那个时候他就掌握了陈平的资料，曾经让霹雳州的警察局多次去抓捕他可没有成功，想不到现在却成了合作的伙伴。当陈平带了两个警卫员来到了昔加里山营地时，戴维斯很惊讶陈平原来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小青年，虚岁才21岁（按英国人的实足年龄算法陈平是19岁）。然而在开始交谈之后，戴维斯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华人游击队指挥员已经是个非常老练、饱经世故的对手。戴维斯介绍了136部队的背景，说他们这批登陆的还只是先头部队，美国、英国和中国国民政府联手在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内地培训了一千多名136特工人员，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分别乘坐潜艇和飞机进入马来亚半岛，和本地的抗日游击队组成联合阵线，开展敌后抵抗运动。对于戴维斯介绍的宏伟前景陈平似乎并不是很受鼓舞，相反，他倒是对于戴维斯等人在昔加里的营地安全表示了相当的忧虑。他觉得昔加里靠着城镇和海边，周边有很多日本的军队和机关，十分容易被发现和受到攻击。陈平说马来亚的抵抗运动中心应该是在怡保一带的山区丛林里，那里有无尽的丛林和大山，横贯南北的中央山脉一直可通往泰国。如果戴维斯的人马要在马来亚扎下基础，那最好还是迁移到内陆的米罗山（Bidor）那边去，只有那里的丛林才是可以隐藏大批人马的地方。戴维斯对马来亚的地理是了解的，觉得陈平的看法很正确，于是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们开始详细商谈迁移到米罗山区的行经路线。因为迁移的人马中有英国人，还要搬运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后勤装备，抗日游击队要派数十人来帮助运送和护卫。这一路上不仅要避开日本人的检查点，还要尽可能避免给沿途居民看到，因此行动时间要采取夜间行军为主，白天则隐藏休息。陈平和戴维斯制定了初步方案，确定了迁移的路线。这个方案陈平还要带回去做精心的安排，包括安排沿途每一站的安全和保密、各站间的当地向导衔接、如何通过桥梁关卡等等。陈平答应回去安排妥当后，再亲自来回复戴维斯。登陆的136特工人员都已各就其位，准备从昔加里长途跋涉到米罗山新的大本营，那里将是他们未来的前线指挥部。除了吴在新、李汉光、龙朝英几个已在城镇开展工作的成员，其他的都将踏上行程。到了这个时候，向米罗山区进军已势在必行。
第五节 向日本横滨金正银行贷款
为了全面了解日本人占据马来亚时期对华侨的政策，有必要做一些查证资料的功课。在这本书里我尽量避免学术式的讨论，但适当地带读者研究一下历史档案还是必要的。
1942年1月15日，日本军队开进了新加坡，横扫了马来亚半岛，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马来人和印度人虽然受到惊吓，但却表现出了某种惊喜。因为那时马来亚只是英国的殖民地，不是一个国家，英国人走了日本人来了对于他们没什么变化。而且日本是亚洲国家，相对来说对他们更加亲近一点。所以山下奉文的军队进城时，部分马来人和印度人表示了欢迎。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华侨来说，一种不祥的空气却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原因是过去许多年中他们曾经自动或被动地参加过抗日运动，比如抵制日货、鼓动日本企业工人罢工、为中国内地的抗日战争募捐等，而且部分华人在英军策划下组成义勇军在新加坡和日军展开最后一战。因此在日军全面进入马来亚之后，华侨社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早在日军进犯马来亚之前，日军方最高策划者把华侨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马来亚华侨在经济上掌握了命脉，他们拥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巨额资金和管理才干；第二是日本军方要重建马来亚经济，为庞大的战争开支输血，绝对需要诱使华侨经济合作，否则不但难以从马来亚获得利益，反而成了经济包袱；第三是华侨掌握了“中国问题”的钥匙，因为海外的华侨是中国国内的抗战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而“中国问题”已把日本的军力消耗殆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41年10月，一份高度机密文件中明确写道：“劝导和邀请华侨把资金投入到主要的工业，利用华侨的设备，收集及分发零售货物，同时引导华侨的银行同日本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实行合作。”在这份战前的政策中所隐含的一点是，日军准备至少在军政时期的最初阶段里给予华侨某种优待。他们寄希望于一种观点，认为南洋华侨可能对赚钱比对政治更有兴趣。
F机关（F.kikan）是南方派遣军的间谍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平衡和马来亚华侨的关系，首脑是藤原岩市少校。这里有个例子，日军占领阿罗士打Alorsstar时，大部分华侨逃离了市镇，他们的店铺遭到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抢掠，结果整个地区的经济陷于瘫痪。第二十五军副总参谋长马奈木敬信少将为了改变局面，向藤原要求对策，藤原提议实行两项政策：一是不把华侨当成敌国国民看待，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二是准许华人和印度人升扬本国国旗，只是中国的国旗须附上一布条，上书“和平建国”，以表示他们支持汪精卫政府。1941年12月25日日本攻下太平城时，马奈木敬信实行这个政策，藤原也高兴地看到华侨的门口真的都挂起了中国国旗。
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山下奉文司令部一些强硬派参谋的愤怒。他们认为让华侨展现他们的国旗简直是可笑，必须强迫他们展示日本国旗，以表示他们臣服于日本国。于是藤原的这条政策就撤销了。温和派的藤原甚感失望，从此后“F机关”不再涉足华侨的事务。
日军起初想诱使华人合作的如意算盘在开始进攻马来亚之后遇到了挑战。事实上，日本人很快发现马来亚的华人开始变得可怕起来。日军在大举攻入马来亚半岛横扫英军时没有受到英军太大的抵抗，倒是一路上华侨游击队的阻挠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恼怒。山下奉文师团的士兵大部分在中国本土作战过的，在那里也受过非正规的游击队骚扰，因此他们对华侨的态度愈加严厉。在新加坡受到了用双筒猎枪武装起来的华人义勇军三天强有力的抵抗之后，日军的暴行心理发展到了最高峰（日本士兵从事暴行的心理状态，是在战场上养成的），开始了恶迹昭著的“大检证”，像是攻下南京城之后一样开始了大屠杀，一下子杀了数万华人，新加坡港口被集体屠杀的尸体塞满了。
真正负责马来亚新加坡华侨事务的是军政部副部长渡边（Watanabe），副手是高濑。渡边对于华人并不生疏，他曾以特务机关人员身份在华北和满洲渡过了十年的光阴。渡边很快就了解到了马来亚华人的潜在力量，对于他们的内聚力、独立性和生存意志印象深刻，这种强烈的感觉中混淆着赞赏和恐惧。另一方面，渡边也坚信马来亚的华人和大陆的华人一样不可信赖，这大概是由于华人的间谍和游击队活动引起的。他对华侨的反叛满怀戒心。他在大陆和马来亚两地的经验告诉他：应该以坚决的压制措施对待华侨。渡边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他的思想脉络：“为了赢得民心而同情华侨是会损害我们的利益的。他们必须对过去的罪行负责。本人的政策是要使他们改过自新，我们将准许他们生活下去，并将交还他们的财产，但得先看他们的悔悟程度而定。挽救一个死囚的生命将是最受赏激之举。这就是我所说的‘必要时作最低程度的绥靖’一语的意思。由于这个缘故，本人策划向华侨征税，强迫他们捐输，切断他们和中国的联系，拒绝委派他们担任行政职务，不给予他们平等的地位。”
渡边所持的看法获得越来越多高层官员认同，中央最高司令部在新加坡陷落前一天，终于对华侨的立场作了最终的决定，主张军方切断华侨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联系，有必要时不惜加以镇压。于是军方主张对华侨采取强硬手段的人便可以一意孤行了。
英军投降之后，日本人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Syonan）。第二野战宪兵队在大石正行的指挥下，立刻进城确立治安，肃清敌对的华侨。在往后的几天里，有数万华侨包括妇孺被杀害，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华人。山下奉文下令搜捕敌对华侨起先是基于军事行动而非出乎憎恨。两个月的马来亚战役，加上他的部分部队被调到缅甸、苏门答腊作战，使得二十五军的实力削弱不少，所以山下很担忧他麾下实力不够的军队是否有能力维持昭南和马来亚的局势。此时在马来亚的丛林里，许多抗日分子继续活动妨碍日军的行动。山下曾经在中国看到抗日游击队怎样歼灭小支的日本驻防军。在山下的心灵背后，这种梦魇般的想法一定让他很烦恼。华人接连不断的间谍活动、义勇军在新加坡最后守卫战中给日军造成的伤亡引起了山下奉文部下官兵的愤怒，何况山下奉文的士兵前来马来亚之前在中国有过同样的经验。于是，这种郁积在内心的情绪在战争的压力下变得更加严重。一旦征服成功，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山下奉文的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向昭南警备军司令河村三郎少将传达了“严厉惩治敌对的华侨”的命令。河村把命令转达给大石上校，并训令他根据军令的文字和精神去执行。“严厉惩治”一词可作不同的解释，许多憎恨华侨的士兵解释为可以就地处决华侨，因而滥行该令干下许多暴行。
在河村和大石的指挥下，一项有系统的肃清行动于1942年2月21日开始，宪兵队把以下各种人士解释为不良分子。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之人士。
曾经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之富裕人士。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之追随者；以及校长、律师。
海南人，根据日本人的看法，所有的海南人均属共产分子。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之中国出生华人。
凡是文身之男性（依照日本人之看法，文身之男子皆为私会党徒）。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之人士。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人士，诸如太平局绅、立法议员等。
凡是携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宪兵队继续逮捕华侨并加以“严厉惩治”。没有人晓得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昭南和马来亚有多少华侨遭杀害，原因是昭南宪兵队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处死华侨的。战后报章根据调查发布这个数字达数万人，1947年的3月提审日本战犯的记录，也基本承认了这个数字。有关大肃清而引起的大屠杀惨案，已有大量的报章书籍予以书写，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肃清行动在华人中引起大恐慌，但却未达到日军所期望的效果。日军无法彻底消除华侨社会里的抗日分子，而陈嘉庚这样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不是偷偷逃离昭南，就是转入了地下活动。更坏的是肃清行动不仅使华人对日本人仇恨倍增，也使得马来人、印度人对日本人产生不良印象。对华侨的大屠杀所引起的冲击一直持续到整个日本占领时期。马来亚军政部第一任警务部长大谷敬二郎上校后来写道：“大屠杀吓走了华人，使他们不敢接近日本人，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同情共产党游击队的理由。这样一来，日军便开始面临游击队日益强大的极端困难的治安局面了。”
正当宪兵队扫荡和搜捕不良华人的时候，渡边和他的同僚则移到了昭南闹市，占据了浮尔顿大厦作为军政部的总部。这个时候城市本身还未从战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市内混乱一片，商业陷入静止状态。由于城市的经济生活主要依赖华商，所以日军方面迫切需要华侨合作，以恢复经济秩序，可是却找不到能够整顿瘫痪经济的华侨领袖，因为他们不是逃跑了就是被宪兵队抓去了。最后，宪兵队找到了七十多岁早已退休的的著名人物林文庆博士，他是从日本宪兵行刑队枪毙名单里找出来的。日本人以威逼和哄骗的手段劝诱林博士负起领导华侨社会的职责，同时组织一个新的华侨协会，把各帮派的华侨包容在内，以便共同建设新的昭南。
1942年2月27日，宪兵队叫林博士前往吾庐俱乐部，以前中华总商会和南洋华侨筹赈会的会员常在这里开会。林博士会见了几位富有的华侨，他们也是刚刚从死亡名单里被挑选了出来。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一个军政部翻译兼日军当局和华侨之间的联络员黄金堆，他是台湾人。黄金堆向集合在这里的华侨领袖传达日本军事当局一份恐吓性的训词之后，又哄这些无助的华侨领袖拟出和日本人合作的建议，以便呈交给大石上校。
而这个时候，渡边正在新的办公大楼里策划向华侨筹募五千万元献金的事宜。有关向华侨筹募巨款的建议发端于渡边在战前和佛教真宗派精神领袖大谷光瑞和尚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大谷和尚认为这个意见是行得通的。在占领新加坡之后，这个计划浮出了台面。这个计划一方面可以满足军政上的开支，一方面也以此惩治一向支持蒋介石和英国人的华侨。当渡边把这个意见告诉首相东条英机时，后者很感高兴，称这笔华人“赠款”是一种紧急措施，可成为新加坡重建最初三个月的军事政府财政主要来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