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2009年2月)，在温家宝总理访问西班牙期间，曾专程到塞万提斯学院总部参观，并发表了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精彩演讲。在回顾中国与西班牙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时，温总理曾特别指出：“16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概况的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
现在，门多萨所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已由孙家堃教授直接从西班牙文原文译成中文，在当前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热潮中，这不能不被视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一）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1545年出生在西班牙的多莱西亚·德·卡迈罗斯。门多萨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十七岁去墨西哥，1564年加入奥古斯丁修会。在修道院中，他在潜心研究神学、语法和艺术的同时，在当地也曾热心地传教，因而，他积累了丰富的在“异域”开拓事业的能力和经验。
门多萨在墨西哥期间，正逢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菲律宾之时，从此，墨西哥成为西班牙派往菲律宾和东方国家的传教士和各级官吏的中转站，同时也是此类人员返回西班牙的必经之地。因此，有关菲律宾和中国的各种传闻和信息成为墨西哥当地引人入胜的话题并引起门多萨对东方事物的关注。
1573年菲律宾主教迭戈·德·埃雷拉从菲岛返回西班牙，想争取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给西班牙在东方的扩张活动以更大的支持。当他途经墨西哥时，便看中了门多萨的才华和对东方问题的学识，于是他选择门多萨与他同行，二人于1574年8月12一起前往西班牙。
同年9月14日费利佩二世在马德里宫廷接见了埃雷拉和门多萨一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班牙王室担心菲岛殖民当局和菲岛教会直接过问和插手中国事务会助长当地的分立主义势力。因此，费利佩二世企图绕过菲岛殖民势力，直接向中国派出王室代表，以便通过与中国皇帝的直接接触来影响中国的国策和宗教信仰。因此在听取了埃雷拉有关菲律宾和中西两国关系的详尽汇报后，费利佩二世当即表示意欲向中国派遣使团，并责成西印度院主席安东尼奥·德·帕迪利亚·伊-梅内塞斯正式组织派往中国的使团。
梅内塞斯与门多萨私交甚深，而且知道后者在墨西哥的经历及其对东方问题的广博的知识，于是推荐门多萨为出使中国的使团长并得到最高当局的认可。这样，1581年门多萨与弗朗西斯科·德·奥尔特加以及赫罗尼莫·马林带着费利佩二世致中国皇帝的御函和赠礼离开西班牙并于6月6日抵达墨西哥。
很可能因为在对待如何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方法这一重大问题上存有分歧，门多萨一行在墨西哥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和宗教界的欢迎；而从菲岛返回墨西哥的官员也不支持王室向中国派出使团这一行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门多萨一行只好于1582年悻悻然返回西班牙。出使中国失败的具体原因和经过，门多萨在其《中华大帝国史》里也不愿意明说。
门多萨的中国之行没有获得成功，然而，他利用在墨西哥期间所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的宝贵资料，却写出了旷世杰作：《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仅在16世纪余下的区区十多年间，即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共发行四十六版，堪称盛况空前。事实上，《中华大帝国史》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情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百科全书。
《欧洲与中国》的作者赫德森(G. F. Hudson)曾指出：“门多萨的著作触及到古老中国生活本质，它的发表可以看做一个分界线，从此为欧洲知识界提供了有关中国及其制度的丰富知识。”[1]美国学者拉克认为：“门多萨著作的权威性是如此之高，它可以作为18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著作可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2]法国专事研究基督教教史的裴化行指出：甚至《利玛窦中国札记》，“在研究中国内情及其学术的团体中，都不能和它争胜”。[3]
（二）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的资料来源
如上所述，门多萨并没有踏上中国大地。他之所以能写出一部影响如此广泛的史著，主要是由于他充分利用了他同时代人有关中国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尤其是他还曾利用了一些中文著作（由在菲律宾的中国人为他译成西班牙文）。
在对中国的认识上，门多萨颇受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ctado em que se co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us da China)一书的影响。
克鲁斯于1556年曾造访过中国。虽然在广州一带他只盘桓了月余，但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搜集到西方殖民者写下的有关中国的记述，而且他还请人将部分中国地方志以及其他中文著作译成葡文，这些资料使门多萨充分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因此，他在《中华大帝国史》中，不仅利用了该书的部分资料，而且在对待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待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上，也颇受克鲁斯的启发和影响。
然而，对门多萨帮助最大的，则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的名著《中国纪行》。
马丁·德·拉达曾于1574年出访福建，并将他购买的百余种中国图书典籍带回菲岛，交由寓居在当地的华人将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地译成西班牙文。拉达在写作《中国纪行》时，便曾利用过这些资料。拉达故世后，上述资料辗转运至墨西哥，并成为门多萨的资料宝库。
门多萨对中国的认识还得助于赫罗尼莫·马林与米格尔·奥尔加。他们二人都曾陪同拉达前往福建。1580年费利佩二世向中国派出使团时，马林作为使团的成员曾与门多萨同船前往墨西哥，并在那里滞留了十个月。由于他们朝夕相处，因此使门多萨又有机会向马林请教中国问题。奥尔加后来把他的在华见闻写入《信史》(Verdadera Relación)一书中，这又给门多萨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再有，西班牙方济各会会士佩德罗·德·阿尔法罗和其他三名同一教会的修道士在1579年游历广东省之后，曾写有游记。1581年至1584年方济各会会士马丁·伊格纳西奥·罗耀拉(Martin Ignacio Royola)从塞维利亚出发，途经中国，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之后，也曾写有札记。此两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给门多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由于门多萨广泛阅读和接触到16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类记载，因而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与其他同时代的同类著作相比较，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更全面。特别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国典籍的译文，使他的著作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没有亲自造访过中国的遗憾。为了表明这部分中国资料对于他完成《中华大帝国史》写作所具有重要意义，门多萨如实地将他的这部著作命名为《据中国史书记载以及走访过中国的教士和其他人士记述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史》，现在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华大帝国史》是这一书名的简称。
再有，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所以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是与他本人的素质与教养分不开的。门多萨其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政治家和学者。作为一位政治家，他与西班牙政界上层人士直至国王，甚至教皇，都有过直接接触和交往。因此，他较之一般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观察问题时有更高的审视能力和更开阔的视野。作为一个学者，他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对东方问题深感兴趣，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不仅在资料上具有优势，而且体现出他极强的综合能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特点，他作出了许多客观、恰当的分析，而不是从种族主义的偏见出发任意曲解，因而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门多萨的文学才华使他的《中华大帝国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他本人也被誉为第一流的古典作家和驾驭语言的大师。就其文体的优雅和用辞的规范程度来看，人们常把《中华大帝国史》与西班牙古典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名著《祈祷与沉思录》(Tratado de la Oracióny Meditación)和《堂吉诃德》相媲美。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使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经发表不仅立即引起轰动，而且具有隽永的魅力。
（三）《中华大帝国史》的社会影响
在《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门多萨基本上把16世纪中国的形象较为客观、较为真实地介绍给了欧洲。而当时的欧洲国家也确确实实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制定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即欧洲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强大帝国。它丰富的物产、发达的经济、完善的国家管理体制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使西方国家只能把中国当作贸易的伙伴，而不是直接的侵略对象。门多萨所得出的中华大帝国处于和欧洲国家平行平等的发展阶段，甚至在物质财富生产的某些方面还优于欧洲的结论，实际上对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企图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当年《马可·波罗游记》发表后，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读后，很多西方人对马可·波罗所赞誉不迭的东方帝国——中华大帝国——是否真如他所述的那样富饶、昌盛，难免表示怀疑。所以在马可·波罗临终前，有人让他坦白承认游记中的内容纯属虚构。马可·波罗曾痛苦地表示，他有关中国富有程度的叙述，还不到中国实际富有程度的一半。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一书的发表，终于使人们相信《马可·波罗游记》并非是编造的神话。门多萨在致读者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他写这部著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对马可·波罗不再抱怀疑的态度。
由于《中华大帝国史》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他个人的社会地位也迅速得到提高，不久门多萨被罗马教廷委任为罗马教廷的布道师。
门多萨早年曾在墨西哥从事过宣教活动，十分熟悉美洲的情况，所以1586年他又受命前往拉丁美洲，在卡塔赫纳一带从事布道活动。在其后的四年间，他的足迹曾遍及新西班牙各重要城市。1589年他再次奉召返回西班牙，在塞尔维亚和托莱多等地负责宣教事宜。1607年，他再度前往美洲，被任命为波帕扬地区的主教，直至1618年在那里逝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门多萨完成《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写作后的三十三年间，他始终没有再次获得出使或前往中国的机会。尽管他没能实现他的东方之梦，但值得他欣慰的是他的不朽名著《中华大帝国史》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曾激起强烈的反响。那么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为什么能在16世纪的欧洲造成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呢？归根结底是它回答了欧洲所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即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同时《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为欧洲国家制定对华策略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该书迎合了时代的需要。
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伴随地理大发现而发生的商业激变，为欧洲工农业带来一片生机。但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的征兆。从美洲掠夺的贵金属大量流入欧洲，造成银价下跌和物价上涨，各类商品极端匮乏。与欧洲经济衰退的景象相反，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明代中国，商品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当时只有中国才能为世界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于是欧洲国家又掀起一股争夺中国商品的竞争热。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以及各类工艺品不断涌入欧洲。通过中国商品的传播，中国文明甚至影响到欧洲人的生活习俗和时尚。所以16世纪末，欧洲国家普遍想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更想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认识，来制定自己的对华策略。正因为如此，1582年门多萨从墨西哥返回西班牙以后，费利佩二世和当时西印度院的主席麦耐塞斯才都鼓励他写出一部有关中国国情的著作。1583年他出使罗马教廷，在觐见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时，他讲述了奉命出使中国的前后经历。教皇也督促他尽快写出一部中国史，这就是《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在罗马出版的原因。费利佩二世为了表彰门多萨撰写这部著作的功绩曾给予他享有这一著作出版特许权十年的恩赐。《中华大帝国史》英文译本1588年由派克(R. Park)完成，他是在以建立世界海上帝国为终生奋斗目标的哈克吕特(R. Hakluyt)的积极鼓励下完成翻译工作的。《中华大帝国史》荷兰文译本1595年在阿尔科莫尔(Alkmeer)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同时发行，这是在负责海外扩张事务的柯奈里斯·科拉埃兹(Cornelis Claesz)直接授命下翻译和出版的。可见《中华大帝国史》的写作、出版与译成欧洲各种文字都有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
门多萨这部作品为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窗口，使欧洲人从通过充满神秘色彩的传闻来“想象”中国，跨入到通过中国的现实来认识中国的时代。这也就是《中华大帝国史》一书的历史意义。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不仅把16世纪的中国向西方做了最客观、最全面的介绍，体现了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而且该书事实上又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东方人和西方人应当如何审视和对待对方的文化。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以空前的规模在相互碰撞与融会之中，为了探讨异质文化之间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规律，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中华大帝国史》陆续不断以各种文字出版。近代，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又有重新引起世人关注的趋势。1966年西班牙文本的《中华大帝国史》继1944年版本之后，再度印行；1986年附有精美插图的《中华大帝国史》的节本在西班牙出版；由长南实和矢泽利彦加注的日文本《中华大帝国史》1965被收入《大航海时代丛书》第六卷出版，到1991年已重印四次，在亚洲除日文译本外，还有了他加禄文（菲律宾国语）译本。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谈论的是中国的国情。16世纪的欧洲人是如何观察中国的，这当然最应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该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将晚明社会与同一历史时期的欧洲社会进行比较的原始记述，另一方面该书也有一些有关晚明社会经济史的具体资料可供我们当代史学工作者参考。它还为我们研究16世纪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提供了较多的可能性。因此，在《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四百年以后，该书已由何高济先生从英文译成中文并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何高济先生是我们所敬重的学者，而且我们深知何先生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的代价。无奈，从西班牙文译成英文的译者派克并没能完全尊重门多萨原著的内容和风格。全书没有像原文那样由作者向读者叙述事实，而是向“你”来叙述，除风格变化外，有不少地方还被漏译和曲解。因此我们一直期待能有一个直接从西班牙文译出的新版本，以使广大读者能体会到门多萨的原著的真实内容和它的风采。而孙家堃教授不辞辛苦地从西班牙文译出的新译本终于使我们多年的期待变成了现实。可以说孙家堃翻译所依据的版本堪称“全本”，书中包括16世纪重要著作所必不可少的由国王（和教皇）所签发的出版特许证、本书定价、作者献词和十四行诗等，这对研究16世纪欧洲出版状况乃至社会状况都有所帮助。
这篇序的主要内容在我们此前的一些研究著述中大多已敬呈读者。考虑到近年对门多萨的研究并无新的实质的进展，因此我们在已有的对门多萨的认识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这篇背景性的综合资料，以便于读者对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有一概括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铠
2009年4月17日
注释
[1] 赫德森：《欧洲与中国》，第148页。
[2] 拉克：《亚洲对欧洲发展的促进》，第1卷，第2册，第744页。
[3]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