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英国财政部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的夫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承担了募集经费以帮助缓解中国的饥荒的重任。这一任务被称作“英国联合援华计划”（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该计划募集了大约300万英镑的经费，相当于现在的1.5亿美元。由于连年战事不断，中国正在苦难的境况中挣扎，英国人对此伸出了援手；令人感动的是，当时的英国人民依然在配给制度下生活，首都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房屋，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之后，他们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来重建自己国家的经济；就在这样的状况下，英国人民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帮助相隔半个地球的中国人民。
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人民，并非介入红军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战争，因此，这笔资金被分配给对峙的双方，以缓解当时中国的饥荒局面。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邀请“英国联合援华计划”代表团访问中国，现场了解这笔经费的使用情况。同年，克里普斯夫人带着女儿佩吉，与为数不多的同事们一起，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旅行；他们的旅途深入到共产党及国民政府分别管辖的区域，行程三万余英里。他们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他的妻子康克清，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他们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以及大量的小城镇与乡村地区。这次访问对这一行人构成深远的影响。在随后的三十年里，直至克里普斯夫人86岁，她一直担任中英奖学金基金会(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的主席，这一组织资助英国学者到中国工作，同时也支持中国学者造访英国。她的女儿在以后的生活里，也经常谈起中国人民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2]
克里普斯夫人和她的女儿，分别是我的外婆和母亲，所以我知道上面的故事。因此，在我和姐姐与妹妹成长的过程里，我们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中国的景象，经常会谈论中国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里，我的外婆曾经到过香港，与中英奖学金基金会资助的一些学者见面，并且带回一块绣着大龙图案的丝绸，当时，这块丝绸就挂在外婆家我的卧室里，现在，它又挂在我的美国住家的大厅里。在我家的地板上，有一块地毯，上面有红军长征的图案，那是当年毛主席送给我的外婆的。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订购了一份英语杂志，杂志的名称叫作《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这是由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送到我们学校的。我从未到过中国，但是，在我的世界里，中国占据着很大的分量。
成为一名学者之后，我开始考虑全球化对道德的影响；我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历史。在19世纪后半段，中国开始与美国及欧洲各国政府进行正式的直接接触，中、西方知识分子的交往也自此开始。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势力犯下很多罪行，从发动鸦片战争，到掠夺北京城，不计其数，不过，这些势力同时也催生出一小批欧洲人和美国人，其中一些人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学习过儒家的传统；儒家传统塑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它是很多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生活经验的结晶。
西方人的暴行，以及尊重中国的西方人，这是近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康有为（他在本书里占了很大篇幅）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要想强盛起来，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只有国家强盛，才能免遭英国炮舰的欺辱，免遭正在逼近中国各个城市的西方或者日本军队的欺辱。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人的暴行作了回应。不过，他们与亲华的西方人的交流，有助于他们理解西方的思想传统，在他们作出回应的时候，会考虑得更加周全。理解了其他民族的思想之后，他们也加深了对自身传统的理解。他们没有放弃中国人的传统，他们只是希望，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交流，能够让他们学习更多的东西，并以此为指导，对中国人的传统进行改革。
他们作出的回应之一，我在本书里也讨论过这一回应，就是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某些习俗，比如缠足习俗，当然也包括吸食鸦片，不仅有损于中国，而且也有损于中国在外国人心里的形象，尤其是那些最了解中国、最尊重中国的西方人。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废除缠足习俗并不等同于废除中国人的传统：毕竟，儒家学说没有主张这样的习俗；缠足习俗对女孩和妇女的伤害，至少在宋朝就有了批评之音，也就是说，在缠足习俗兴起不久，就有了反对的声音。不过，对中国人传统的反思，确实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对中国持有尊重态度的外部人士的交流之中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道德革命，终结了长达一千余年的缠足习俗，其间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进行了有益的对话，在我看来，这种对话再次表明，身处其他社会环境里的朋友们（可以说，他们既是朋友，也是陌生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国家确实需要改革；这样的对话有助于推进历史进程。过去，很多朋友谴责美国人对黑奴的残暴行径，谴责美国人拒绝承认解放了的黑奴后代所拥有的各项权利，他们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敦促我们找回更好的自我。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美国独立宣言》里写到，“对人类的舆论，要优雅地表示尊重”。美国以外的朋友们批评美国公民在关塔那摩（Guantanamo）剥夺战俘的人权，批评美国监狱里骇人听闻的环境，批评美国公民蔑视政府在死刑管理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公正精神；至少有一部分美国人意识到，这些朋友因为尊重我们，所以才会提出批评；他们既是美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陌生人，如果我们背叛美国文化和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与个人一样，国家所做之事，也会赢得或者失去他人的赞美和尊重。我在本书里论述过，要保持你的荣誉，就必须意识到，你的行为是否值得他人的尊重。中国的爱国者，和美国的爱国者一样，也与所有国家的爱国者一样，都珍惜自己国家的荣誉。你不必担忧一些外部人士不知道如何公正地评价中国，也不必担忧一些外部人士对中国抱有无知的歧视态度。但是，如果你关注祖国的荣誉，你必须意识到，那些陌生人——他们同时也是你的朋友，了解并且珍视中国——是否开始失去对你的尊重。有的时候，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比如，他们批评美国士兵在关塔那摩或者阿布·格莱布(Abu Ghraub)的虐俘行为，如果你珍惜自己国家的荣誉，你就要努力工作，改变自己国家的面貌，让祖国赢得你本人的尊重，同时也赢得全世界朋友的尊重。
我认为，对全球性对话而言，对不同社会之间的必要讨论而言，荣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这样的对话和讨论，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全人类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上面的论述，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受到污染的环境，全球性诸如艾滋病之类的疾病蔓延，相互关联的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由陌生人同时也是朋友组成的世界。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论述全球化对道德的影响。我在书里为欧洲和美国的所谓大同主义作了辩护。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安全地生活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世界里，作为同一星球上的居民，我们必须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做到相互包容；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我们也有权利去过不同于他人的生活。当年，我的外婆和很多人一同出发，去帮助中国人民，她的信念就是大同主义。我的母亲出生于英格兰，父亲出生于加纳，他们的婚姻，就是朝着大同主义方向共同迈出的一步。我父亲在即将去世之际，为子女们留下遗言，要求子女们永远记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他在恳求我们遵循家庭的传统。他是一位加纳的爱国者，是非洲忠实的儿子，他的自传取名《一位非洲爱国者的自传》，但是，他同时也相信，他对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有一份责任。[3]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指出，不同国家的人民已经拥有一种方式，他们相互帮助，努力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努力履行父亲的临终嘱咐；努力追随母亲和外婆的足迹前行。
对我来说，对中国信奉大同主义的朋友来说，中国的成功未来十分重要；听到有关中国的消息，不管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赞美，还是外部世界为中国的担心，同样都十分重要。康有为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平等交流，就是一个实例，双方都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获得教益。我愿意授权委托，将本书译为中文，作为对这一持续的交流过程所作的小小贡献，并且希冀从中国读者的反馈中学到有益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彼此或许注定保持陌生人的关系，但是我也希望，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2011年9月于普林斯顿
注释
[1] 这是作者为本书中文版特别撰写的序言。
[2] V. 伊丽莎白·莫尔（V. Elizabeth Moore）：《我们和克里普斯夫人一起去中国》（伦敦：P. J. 出版社，1948年）。
[3] 乔尔·阿皮亚（Joe Appiah）：《一位非洲爱国者的自传》（纽约：Pradger出版社，1990）。
